专家：设置“特别自首制度”可降低取证难度

　　法制晚报讯（记者纪欣）尽管针对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在我国刑法中早已存在，但是却未能引起国内刑法理论界的应有关注。

　　专家认为，在当前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斗争中，设置“特别自首制度”有利于突破贿赂犯罪双方的利益链条，分化瓦解犯罪同盟，应引起各界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彭新林昨天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特别自首，是指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其行贿行为、介绍贿赂行为的行为。

　　当受贿者为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时，贿赂犯罪将直接导致腐败。

　　彭新林分析指出，由于贿赂犯罪本身的特殊性，其直接证据较为稀缺，也没有犯罪现场，犯罪的潜伏期较长，间接证据也可能丢失。

　　彭新林表示，在很多贿赂犯罪案件中，证据大都处在“一对一”的状态。

　　“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下，贿赂犯罪双方形成了高度信赖，如果行贿人和受贿人订立了攻守同盟，司法机关要获取证据对其定罪就非常困难。”彭新林说。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教授指出，自1979年刑法颁布施行之后不久，一些单行刑法就突破了我国自首制度的总则性单一立法之设置模式，在职务犯罪的个别罪种中设置了专属于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

　　在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时，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扩大。在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规定中，都规定了行贿人或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由于职务犯罪都是利用公共管理权力而实施的犯罪，犯罪人本人往往拥有公权力的保护，具有相当大的自我保护能力。

　　赵秉志表示，对于行贿人、介绍贿赂人予以较大程度的从宽处理，无疑会有利于分化瓦解贿赂犯罪同盟，降低检控机关获取证据和破案的难度。

　　从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支出，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贿赂犯罪等方面来看，“特别自首制度”也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彭新林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我国当前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斗争中，设置“特别自首制度”不仅有利于瓦解公权力犯罪的利益同盟，也契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所以，彭新林强调，目前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建构“特别自首制度”都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