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贪官受审近3成选择上诉 均被驳回

　　法制晚报讯（记者 王选辉） 截至目前，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已有23名省部级官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大老虎”们被审判的过程也引起民众极大关注。

　　《法制晚报》记者根据媒体报道与相关公开资料，梳理了2003年至今被送上庭审的36名省部级及以上落马高官，发现案发后绝大多数主犯均服从一审判决，不再选择上诉。不满判决选择上诉的，二审无一例外都被维持原判。

　　专家表示，中央相关部门对于省部级官员的调查处理均很严谨细致，掌握大量证据后才会进行立案调查，所以从审判实践来看，二审改判的比例不大，除非案件出现了新的重大事实或关键证据。与轰轰烈烈的案件查处相比，充分的公开审判意义更显重大。对贪腐的治理最终走上法治轨道。

　　十八大后 23“大老虎”被移送司法

　　今年5月29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因涉嫌受贿罪，在北京一中院受审。王素毅是十八大后被查的省部级官员中，第一个被审判的“老虎”，其被控受贿金额高达1073万元。7月17日，北京市一中院对王素毅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王素毅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8月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被移送司法机关。次日，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也步之后尘。

　　十八大后落马的41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除了上述3人之外，还有20名落马官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包括李春城、郭永祥、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明、陈安众、王永春、蒋洁敏、李东生、冀文林、杨刚、阳宝华、毛小兵、许杰、徐才厚等。至于这20名官员的贪腐案件由何地审理，尚不得而知。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专家洪道德介绍，从被调查到调查取证、司法机关审理，再到最后的宣判，全部程序走完最长可能需3年左右的时间，王素毅在2013年6月涉嫌违纪被调查，现在中间仅隔了一年的时间就宣判，“应该说司法机关的工作是非常积极、快速的。”

　　2003年至今 36官员受审近7成未上诉

　　落马官员在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面临两个选择：上诉，或不上诉。我国法律实行两审终审制度。

　　所谓两审终审制度，是指某一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后即告终结的制度，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刑事判决或裁定，被告人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但对于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被告人不服的，不得再提起上诉。除死刑案件外，二审判决或裁定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法制晚报》记者梳理发现，2003年以来被送上法庭的36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有23名选择不上诉，占比为63.9%。去年6月9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审，刘志军在被带出法庭时强调，“相信法律能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我不会上诉。”

　　大部分受审官员都有坦白、悔罪、认罪的情节。从公开的资料来看，贪腐高官认罪一般倾向于在“最后陈述”阶段对其个人接受司法裁判的认识问题，表示对司法调查和审判过程及结果的认可等。

　　法晚记者整理发现，几乎所有未选择上诉的主犯都进行了“悔过”，包括“贪欲膨胀，见钱忘义；蒙混过关，心存侥幸；原则不明，模糊行事；贪图享乐，虚荣拜金”等自白。

　　13人上诉均被驳回维持原判

　　受审的这36人中，有13名落马官员不满一审判决结果，选择了上诉。

　　按照法律，被告人提出上诉后，案件结局将有三种走向：第一，二审法院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第二，二审法院认定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第三，二审法院采纳被告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直接将该案件改判。

　　记者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上诉状”理由各异，但大约也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认为量刑不当，刑罚过重，有的称自己非主动犯罪，应该减刑；也有称自己及时投案态度良好，应该减刑。第二，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服定罪。

　　例如，2008年10月18日，衡水市中院一审认定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犯受贿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此，刘志华提出上诉，主要理由是：一审判决主要犯罪事实有误，未考虑其自首、工作中的一贯表现和立功情节，没收个人财产没考虑他儿子、妻子以后的生计。随后，河北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二审审判关注方向与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春龙说，对于上诉人和辩护人上诉状提供的情况，对于一审的意见，二审法官均要考虑、研究、判断，必要时还会组织做一些调查研究。

　　二审审结

　　通常两个月左右结束

　　我国法律规定，不论上诉理由是否得当，都不能以被告人不服判决或态度不好而在二审判决中加重原判刑。记者注意到，不少被判处极刑的落马官员都选择了上诉。13名上诉的高官中，共有8人被判处死刑或者死缓。

　　部分选择上诉的受审官员中，记者统计了他们从一审到二审的间隔时间，最长为95天，最短为14天，平均时间为48天。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二审应当在两个月之内审结。

　　对此，陈春龙分析说，两个月的时间是合理的，贪官“落地”的速度并非越快越好，“法律要讲程序和证据，铁板钉钉，有时一味快查快办，其实质可能是运动思维。”在符合程序、依法高效的基础上，还应该提升审理质量，推动信息公开，这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极大震慑。

　　专家详解 贪腐治理最终走上法治轨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春龙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二审开庭前，二审法院需要经过一段准备时间，包括对一审材料的重新讨论、上诉状的研究等。一般来说，二审不加刑是基本原则，所以一般二审改判主要是指减刑。但如果上诉人没有提供新的事实或证据，改判的可能性就不大。从数十年来的审判实践看，二审改判的比例并不大。

　　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说，“对省部级以上干部，尤其是国家级的干部调查，中央都非常重视，程序特别严格，对证据的要求也特别细致。”所以，一般对于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调查时间都较长，从“双规”到最后判刑，中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调查取证。

　　纪检部门的调查和检察机关的调查有何区别？林喆解释说，纪检部门是初步的证据调查，主要针对党内，这可以大大减少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检察机关的审查是建立在纪检部门对官员“双规”的调查基础上。主要是进入司法程序以后的，按照法律规定做的调查。

　　林喆说，与纪检部门对案件的查处相比，充分的公开审判意义更显重大，对贪腐的治理最终走上法治轨道。本版文/记者 王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