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1914年“大谷探险队”
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研究日本在华劫掠文物多年，他花费大量精力，呈现了上世纪初，由日本人大光谷瑞带领的“探险队”在华三次盗掘行径。1902年至1914年，短短十二年间，不到二十人的这支“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打着来华“考察”的旗号，在敦煌莫高窟等多处佛教遗迹盗掘古文物。
首次来华
打着寻找佛教遗迹旗号
大谷光瑞是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净土真宗的领袖。1902年，大谷光瑞，组织了日本人的第—支中亚探险队，包括自己在内共5人，决心来中国有所成果。探险队1902年8月从伦敦出发，到达喀什噶尔后，他们分为两个分队，一队由大谷光瑞率领，但大谷光瑞在途中得到父亲的死讯后，便匆匆返回日本。另一队由渡边哲信和掘贤雄两人组成。两人在和田地区逗留40天，据陈文平介绍，有资料记载，“（在和田）期间他们发现了一处疑似过去的佛教寺院遗址，于是带了当地人去挖掘，寺院里的职业宗教者对此没有太大阻止而是同意挖了。”
“说是没有太大阻止或抱怨，其实就是强行盗挖。”陈文平说。
陈文平认为，这支探险队是打着寻找佛教遗迹的旗号来到中国的，其真实目的却是“盗掘”。
1904年5月，两人经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携带盗掘的文物回国，寄存在京都博物馆，“大谷探险队”在华的第一次盗掘活动结束。
二次来华
盗获“李柏文书”
1908年，日俄战争硝烟刚散，大谷光瑞又组织了第二次盗掘，他派遣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率队前往中国，当时橘瑞超年仅18岁。
他们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外蒙古，穿越戈壁沙漠，翻越阿尔泰山，最后进入准噶尔，在天山南北和吐鲁番一带对古遗址和古墓葬进行盗掘。
据陈文平介绍，橘瑞超此次盗掘“最大收获”是著名的“李柏文书”。
1909年2月，橘瑞超正前往楼兰古城遗址，在距离古城遗址西南部近50公里处，他发现了另一座古城遗址，并从中获得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信稿，即为著名的“李柏文书”，其中有两封文书是完整的。1909年年末，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与在印度巡游中的大谷光瑞夫妇会合。
他们雇佣了由13头牲口组成的商队将从中国劫掠的文物运出国境。
三次来华
骗取敦煌经书近500份
1910年8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经由俄国中亚地区到达塔尔巴哈台(即塔城)，再次潜入新疆地区。到达吐鲁番后，他们在阿斯塔那墓地进行发掘，窃得一批汉文书和织锦。
此后，橘瑞超又组织起一个商队计划翻越藏北高原，穿越无人区进入甘肃。但是一路上牲口因高原反应死亡，只好从西藏返回。
此时，一洋之隔的大谷光瑞因长时间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便派弟子吉川小一郎前往中国。吉川小一郎一路来到敦煌，等待橘瑞超。在等待期间，他开始与王道士“商谈”。
据资料记载，“王道士”是发现敦煌石窟的第一人。他曾四处呼吁保护石窟，但未受重视，后曾收取财物，将部分经书卖给来华盗掘的外人。对“王道士”是非功过，目前学界仍有争论。
据吉川小一郎所著的《敦煌见闻》记载，和王道士进行交涉后，吉川“获取藏于此洞内的唐经”。更让人痛心的是，吉川在千佛洞众多的佛像中，还买了两尊做工最精巧、损伤最少的佛像。
1912年1月末，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会合，两人在莫高窟428窟和444窟署名留念，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大量摄影和调查，并从王道士手中骗取近500份写本经卷。
1914年，吉川小一郎在从新疆回国途中，又到敦煌，再次掠走了百余个卷子。这次，他所窃取的中国文物足足装了70件行李，全部被运回日本。
在陈文平看来，1902年至1914年的12年期间，“大谷探险队”在华的盗掘活动是空前的，其调查范围之广，堪比一个国家的探险队。
这批从中国盗掘的文物，回到日本后被堂而皇之地称为“大谷收集品”、“大谷发掘品”。对于此番盗掘的敦煌文书数量，陈文平说，由于日本不公布目录，目前无从得知，但仅已掌握的材料，大约1000卷。
大谷光瑞为这批文物专门建造了场所进行存放，后由于财务原因，这批文物散落至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个人手中，部分回流至我国旅顺博物馆。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盗掘
●时间：从1902年8月到1914年5月（第一次23个月、第二次18个月、第三次两年半时间）。
●队员：共18人。
●行程：约1.8万公里。
●所到之处：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
●结果：盗掘大量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仅是有记载的第三次探险，就窃取了86箱文物，重达6731公斤。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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