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再入多事之秋。
继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因涉嫌受贿被吉林检方采取强制措施后，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主持人芮成钢、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等人也在6月份之后相继被检方带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检索媒体报道后发现，目前，央视已至少有10人被带走调查，其中8名来自财经频道，上至总监、副总监，下至制片人、主持人、编导。
这一次，常以镁光灯照射别人的央视也正在逐渐适应被社会舆论反复检阅的状态。
财经频道大佬们的“生意经”
6月1日，媒体曝出，时任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因涉嫌受贿被吉林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这一事件拉开了此后财经频道人事动荡的序幕。
1965年生的郭振玺，深耕央视22年，从经济部的一名记者，一直攀爬上财经频道权力的顶峰。在财经频道总监的位置上，他待了9年。
在这9年里，同在财经频道的陈荣见证了郭振玺“起高楼”、“宴宾客”，直至最后“楼塌了”。
离职前做到了制片人职位的陈荣告诉澎湃新闻，郭振玺尽管曾经做过记者、编导，但并不懂画面剪辑、新闻采访，因此郭成为制片人后，也是经营型的，并非业务型。
另一位财经频道的员工李渊认为，郭振玺并不如外界报道的那样干练，至少，他开会的时候经常拖泥带水。
“老郭是个特别有想法的人，我们私下里说他是个鸡贼的人。他有不少歪门邪道的东西，都能打擦边球，不违反相关的政策。”陈荣告诉澎湃新闻。
李渊则告诉澎湃新闻，最近几年，央视财经频道收视率全面下滑，郭振玺为此想了不少办法，比如不断尝试、更替新的节目，再比如设立节目推广组，以及要求栏目和主持人全面开通微博。
以一组公开数据为例，2009年1月至7月，央视财经频道全天收视份额为1.3%，在央视各频道中排名第8；晚上19点30分至23点收视份额为1%，在央视各频道排名第7。
到了2010年1月至7月，央视二套收视排名下滑至第12名，其中，全天收视份额为0.8%，19点30分至23点收视份额为0.6%，分别比前一年同期下降38%和40%。
著名的“大概8点20发”事件就发生在郭振玺在任期间。
2013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美国苹果公司售后政策涉嫌歧视。紧跟着，一位明星以“#315在行动#”为标签在微博上指责苹果手机，但在微博结尾处出现一句“大概8点20发”。
此举立即引来网友质疑，认为该明星是央视找来的“托儿”。该明星此后否认并报警，引发系列口水战。
据李渊回忆，这本是郭振玺对新媒体的一次实践。他要求大家加强推广、互动，实际操作的员工对新媒体又不太熟悉。结果，央视员工提前给很多“大V”发了私信，对方没仔细看，直接把后面的“大概8点20发”也贴了出来，“大概8点20发”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热词。
陈荣认为，在这一轮央视反腐风暴中，同样被带走的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与郭振玺相反，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毕业于人大国际政治系，曾在央视一套晚间9点创办著名的《现在播报》栏目，央视一位著名主持人也因主持此栏目为全国观众所熟悉。
陈荣透露，李勇非常看不惯郭振玺，认为他只知道捞钱，无视节目创作，两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财新网援引财经频道一中层干部的说法也印证了陈荣的话：“事实上，李勇和郭振玺完全不是一路人，李勇很不喜欢郭，两人关系一直不好。”该中层干部认为，郭振玺在广告部或者财经频道的问题，应该跟李勇没太多瓜葛。
陈荣和李渊都向澎湃新闻表示，在央视圈子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李勇之所以也被调查，是被郭振玺向检方供出来。
1998年起，郭振玺开始担任央视广告部副主任，3年后，升任广告部主任，并带领广告部实现了广告收入连续28个月持续快速增长。
2004年，郭振玺官升一级，任央视广告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一年后，接棒主任。
广告经济信息中心成立于1996年5月24日，一方面负责全台广告创收和图文电视经营，另一方面又承担经济频道节目的制作和播出，“3·15”晚会和“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是该中心的两个王牌栏目。
作为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兼经济频道总监，郭振玺可谓把财权和节目都在掌握在手中。
在多家媒体曝光的郭振玺敛财法中，普遍指出的是通过“3·15”晚会和“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等节目，即左手用“3·15”晚会打压企业、右手靠“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拉拢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红黑敛财术。
曾在财经频道工作3年的江华告诉澎湃新闻，每年财经频道为“3·15”晚会要筹备半年时间，而在晚会播出之前，部分制片人、副制片人乃至于编导，都被郭振玺等人要求去找一些企业的负面问题。
一位参与过“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策划的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郭振玺通过“3·15”晚会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多，真正能够吸金的是“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
“真正能够挣大钱的人并不多，郭振玺他们利用自己的公关公司直接和外面的公司签合同，根据钱的多少安排年度经济人物的名次，据说单个金额就有上千万。”这位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
上述知情人士自己也亲历过“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他记得，有一次，获选人物的名单已经准备好了，但上级突然临时要求在名单中插入一位“不知道是谁”的人物。这类事情之后也有发生。
多家媒体报道郭振玺的“捞钱经”之后，就有传闻称以后财经频道不会再办“3·15” 晚会和“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这两个节目。不过，澎湃新闻从财经频道多位人士处了解道，这两档节目将会继续办下去。
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于7月11日下午被检方带走，与其背后的公关公司也不无关系。
据澎湃新闻7月26日报道，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中国）集团CEO曹刚正配合有关部门调查。
2002年，芮成钢与曹刚一同创立北京帕格索斯公关顾问有限公司。2007 年8月，爱德曼收购了帕格索斯的大部分股权。在2010年之前，芮成钢都是帕格索斯的股东之一。
腾讯财经曾报道，在芮成钢仍担任该公司股东期间，帕格索斯曾经为央视财经频道的达沃斯报道提供策划执行服务。
曾经在央视担任编导的江华告诉澎湃新闻，财经频道编导、制片人等级别的人员工中，有部分人拥有自己的公关公司。
李渊还告诉澎湃新闻，继郭振玺、田立武、芮成钢、李勇等人被调查后，原《环球财经连线》制片人、现《经济信息联播》制片人钱曦也被带走。腾讯财经也曾于7月13日报道了这一消息。
李渊说，钱曦是李勇的“心腹”，两人曾经同在央视新闻中心的共事。
她也曾经是芮成钢的领导。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制造芮成钢》中，受访的钱曦公开将芮成钢与CNN传奇主播拉里·金相比，称他“是整个财经频道国际化的标志”。
一位制片人曾被软广告气哭
在财经频道的新闻节目选题中，有时会掺杂进商业的元素。
江华举了个例子，一档晚间播出的财经节目的编导做了一期与某企业相关的新闻节目，在节目中，该编导插入了一分多钟夸赞该企业的内容。
播出前，该编导交给制片人看的成片中，把这部分删去，因而通过了审片。然而，令制片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后来播出的节目中，又出现了这一分多钟的内容。
江华告诉澎湃新闻，事后，这位制片人被气哭。
陈荣也向澎湃新闻讲了个故事。上述晚间财经栏目的另一名编导曾应台里领导要求外出做一期调查报道。该领导在他临走前一天鼓励该编导，要他务必采访到新闻当事人。
该编导连夜赶工，完成了这项采访任务，却接到领导电话，要求他停止做这个选题。他问为什么。领导回应说不为什么，这是命令。
“这位编导很郁闷，准备回京，又接到领导电话，要求他在当地多呆两天，继续采访，但主题却变为该新闻当事人做一期正面报道。”陈荣说。
江华告诉澎湃新闻，在新闻中植入广告在财经频道并不鲜见。他还向澎湃新闻透露，以财经频道的某个龙头栏目为例，植入30秒的广告，收费2到3万。
李渊则认为，关于财经频道的“生财之道”，并非给钱就能上。
他举例说，比如有一些新闻会涉及某个企业，从表面看，就是植入式广告，但实际情况大多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完全配合新闻，尤其是时间紧急的情况下，也顾不上找企业“谈软广”。第二种是领导指令。央视有很多宣传任务，各级领导都可以决定上电视的是谁。第三种才有可能是利用节目资源“收钱”。
当然，李渊也认为，财经频道也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混乱，特别是“上节目收费”的说法有些夸大。
比如上述晚间财经栏目，它每年都要做很多舆论监督新闻和深度调查，曝光力度不输《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的人，也经常得罪当地企业，走到哪儿都“不太招人待见”，不太有机会植入软广或上节目收费。
网络上，《八大当家主播已出走》这一类文章传播广泛，网民们热议为何央视留不住主播。然而，在主播们身后，还有一大批媒体人从央视成批地出走。
谈及其中原因，陈荣认为，很多记者、编导们在财经频道的价值越来越无法得到体现。这也是他离开央视的原因。
“三六九等”的员工分级制度
逼迫员工逃离央视的，还有深根于央视的员工等级制度。
根据公开资料，央视作为副部级事业单位，内设24个机构以及6个台属单位，现已拥有42个电视频道，开办452个栏目，所属员工有几万人。
“用三六九等来形容央视的员工一点也不过分。”陈荣向澎湃新闻表示。
关于央视员工分成三六九等的说法也由来已久。
在央视，级别最高的是“正式职工”，拥有正式的国家事业编制。
尽管央视早已实行国企改革，但依然拥有3000名左右的正式职工。他们是央视最早的员工，当年由刚毕业的大学生、部队转业人士、外单位转入的人士以及早年进入央视的工人组成。
“因为是正式员工的身份，他们在台里享受着天然的优越感。”陈荣说。
第二层级是“台聘职工”，与正式职工享受着一样的工资待遇，但没有事业编制。
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曾在受访时说，“当时《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许多正式员工做不了，不得不对外招人。但当时没有编制就只能采取台聘的方式，就是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收入不低于台里的老职工。”
之后，央视快速发展，亟需人手，但正式员工与台聘职工的人数有限，只能从外单位或外地聘用临时工，由各部门根据创收解决工资。
央视大发展时期，各个部门逐渐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临时工数量迅速膨胀，最高峰时曾达到几千人。
2007年，日渐膨胀的临时工终于因“北京纸箱馅包子”的假新闻这一导火索而被央视“大清洗”。根据《法制日报》当年的报道，在三周内，央视共裁减了1800多名临时工作人员，估计占央视员工总量的20%，甚至更多。
其实，早在2003年，央视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改革，通过央视旗下的子公司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视汇才”）建立了劳务派遣制度，想以此来纠正央视用人制度的混乱。
公开资料显示，中视汇才成立于2003年8月，是一家专门从事人员派遣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立足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广阔的平台，提供人力资源服务。
央视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至该公司名下，因而被称为“企聘职工”—地位比临时性的被雇佣者高些，待遇却远低于正式员工与台聘员工。更严格地说，他们不算是央视的人，而是属于中视汇才的员工。
根据《环球人物》报道，2005年，郭振玺刚担任财经频道总监后，该频道成为频道制改革的试点，由频道直接对栏目管理。因而郭振玺依然拥有充分的权利来管理员工。
在2009年之前，央视各中心、栏目的负责人还拥有用人权，中视汇才当时只是一个为各中心、栏目服务的机构，没有实权。
2009年，时任台长到职后，坚持进行了招聘改革，把用人权收回到自己手中。
时任台长要求所有与中视汇才签订合同的员工，都要通过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安排到各个栏目中。从接受报名、招考、面试、分配等各个环节，各个中心、栏目没有了用人权，但又持续需要大量人手，因此，为了“夺回”用人权，郭振玺想了一招，利用财经频道下属的公司—中视广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人，提供就业。
李渊告诉澎湃新闻，除了中视广经，临时工还与中视科华有限公司（下称“中视科华”）签订合同。
公开资料显示，中视科华成立于2005年11月，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旗下的技术管理公司。据李渊透露，该公司承担了央视相当一部分的人才派遣，一些频道里的财务、车辆使用，也是通过该公司走账。
“项目制聘用”应运而生。中视广经、中视科华等公司和员工以项目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陈荣表示，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方式，对员工没有任何保障，随时都可以让人走。但因当时不少人看重央视的光环，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人数越来越大。
陈荣告诉澎湃新闻，其他中心的负责人见郭振玺这招管用，也有人利用自己台属的公司效仿这一做法。
多位受访者透露，央视企聘的派遣公司众多，比如中视汇才、中视科华、中视广经、中视北方等。如果是项目制和临时工，就和这些公司签短期合同。
李渊说，企聘员工中，和中视汇才签约的待遇最好，每月税后一般能拿到2万左右。中视科华其次，每月1.2万上下。和其他公司签约的，往年也有一万多，但是今年降低了不少。
对于前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减薪风潮，李渊表示，现在可以确认的是，财经频道项目制员工还没有拿到去年的年终奖。
据他介绍，财经频道年终奖，一般是8万-15万。这笔钱往年编制内、台聘、企聘以及项目聘的人都会有，但是去年年底，由于审计部门进驻，财务称要第二年4月才能发。
几个月后，随着郭振玺等财经频道多名领导被查，这笔钱现在还没有下文。
分级制度下的员工待遇
在这样的聘用制度之下，员工的待遇，自然也分为“三六九等”。
出入央视的门卡就是一个显著的差异。
凤凰娱乐曾连线央视某知情人全面解析央视“编制内幕”。该知情人透露，央视的编制跟出入门所佩戴的“门卡”有联系，门卡号前面的A、B、C、D基本上与可以跟个人的编制等级划等号，“A是正式员工，B类基本是台聘，C类是企业聘、D以外协人员（包括临时工）为主”。
该知情人士还以2013年初离职的3位主持人为例，“李咏、白燕升都是正式职工，而王凯可能是没转正的临时工”。
除了门卡，收入才是最体现差别的地方。
陈荣介绍，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编制内员工，每月底薪在一万元以上。
台聘的职工基本工资比编制内员工低一些。而企聘的员工底薪在3000元到4500元不等，更高级别的企聘员工底薪能达到7000至8000元。
编制内、台聘和企聘的员工每年年末能够分到增收节支奖，这由每年的广告收入决定，一般在8万到10万不等。（增收节支奖与栏目广告收入挂钩，按比例提成，这部分实际占了工资大头。）
项目聘用的员工底薪更少，仅是足够交社保、保险的数目，为2000到3000元。而至于最底下一级的“栏目聘”，则没有任何底薪。且项目聘用和栏目聘用的员工都没有增收节支奖。
江华告诉澎湃新闻，尽管项目聘用和栏目聘用的员工工资最低，但往往工作的主力却是他们。在2011年之前，能吸引这批央视底层员工努力奋斗的，就是绩效奖金了。
江华告诉澎湃新闻，以财经频道为例，领导会根据收视率来给员工制作的节目打分，根据分数的高低，每个月节目编导能够拿到10000到15000元不等的劳务费用。
“如果拼命些，一个月做三期节目，即使是底层员工，一个月也能拿到两万多的工资。”陈荣说。
不过，要把这笔劳务费拿到手，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央视要求，底层员工要拿相应数额的发票，用报销的途径来领取劳务费。
江华透露，为了搜集发票，很多员工从公关公司、广告公司等买发票。当时也总有一群倒卖发票的人在央视大楼周围“做生意”。
“不少人看到央视的人到处找发票，以为这是为了多报账，却不知道他们是央视里最苦最累最穷没有尊严的人，这么做只是为了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务费，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陈荣回忆当时的情景感叹道。
在2011年之前，这是吸引媒体人不需底薪不需保障也可以在央视工作下去的动力。然而，2011年之后，情况变了。
根据《财经》杂志的报道，2011年8月，央视突然改变了报票这一做法，导致员工无法足额领取薪水。
在央视内部，此变化的正式说法为压缩四费—餐费、交通费、稿费（外请专家、评委的费用）、劳务费的报销比例。《财经》援引央视一位制片人的话介绍，按照新规定，“四费”不得超过节目制作经费的7%。
这意味着，如果某节目一期制作经费为3万元，“四费”不得超过2100元，“这点钱连员工正常的餐费和交通费都保证不了，何况还要采访专家等。说白了，节目没法做了。”上述制片人说。
江华也告诉澎湃新闻，自从那之后，他们每期节目的收入缩水50%，只能拿到4000元左右。
如今，不少被戏称为“总编级实习生”的人依然在忍受这一用工制度，熬上10年甚至更长，然后转为企聘员工，在央视这一“高大上”的平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与此同时，近年来，央视也出现一次次的离职潮，江华、陈荣都在其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荣、李渊、江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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