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下海潮来袭? 深圳公务员辞职案例趋多
自从新一届中央领导在2013年推出“八项规定”等严管官员的若干新规后,公务员及干部群体的各种收入以及出国(境)、用车、招待等隐形福利也遭到了进一步的严控和削减。
华夏时报记者 陈小瑛 深圳报道
“最近3个月走了3个人,其中2个是三四十岁的科级和副处级干部,有去企业的,也有去规划设计院的。”深圳交通系统一位科员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这几年公务员工资涨幅不大,而中央反腐又让官员们不敢受贿,一些人开始考虑放弃“铁饭碗”。
从2013年下半年起,国内开始出现了公务员辞职下海的零星个案,记者随机采访深圳十来个政府部门得知,相比前几年,今年辞职的公务人员确有明显增加。而随着各类简政放权的改革,不断“蚕食”着公务员群体的“特权”和福利,使得部分公务员开始离开这个队伍。
“日子确实不如从前好过了。”南部某省国土资源厅一位处长向《华夏时报》记者坦言。该处长认为,官员下海与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有关,目前在经济不够发达的省份,公务员依然是性价比很高的职业,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工作机会多,当公务员群体失去特权时,辞职下海的自然也会增加。
公务员辞职案例增多
作为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深圳市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燕日前的辞职引起广泛关注,身为“裸官”,刘燕丈夫拥有海外户籍多年,刘燕自称,因家庭和身体原因辞职。
这并非个案。记者调查发现,自从去年以来,深圳公务员辞职下海的案例确实在增多。
“我身边有好几个官员辞职去自己创业了,年龄在35岁以上,职位从科级到副处都有。”深圳前海管理局一位人士说,他感觉今年身边创业的人数明显在上升。
“辞职的以30岁上下为主,但也有干了十年八年的,有的人不喜欢政府工作环境,觉得企业更自由开放。”龙岗区政府公务人员对记者说,这两年确实有公务员辞职下海的趋势。
深圳宝安区公务员管理科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从去年以来,辞职的公务人员明显增加,大多是四五十岁左右,基本上都是自己主动提出申请辞职。同样,深圳经侦局一位人士向记者承认,身边有同事辞职去当律师,也有选择下海经商的,但原因不便多说。
而深圳国土系统一位内部人士也告诉记者,国土系统有些处级干部选择离职去房企,去了后至少也是公司的副总级别,薪水还可以翻倍。“房企也喜欢从政府部门挖人,挖过去可以负责项目审批,疏通政府关系,提高项目运行效率。”上述国土系统人士说,他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自从新一届中央领导在2013年推出“八项规定”等严管官员的若干新规后,公务员及干部群体的各种收入以及出国(境)、用车、招待等隐形福利也遭到了进一步的严控和削减。
“以前出差机会多,经费标准高,现在严格限制出差,少了很多赚外快的机会。”上述交通系统的科员说。
据该科员了解,他们单位就有一个研究生工作四五年之后发现现实与预期有差距而最终选择了辞职。从科员提拔到处级干部,至少需要10年,而且每天重复做同样的工作,该名研究生不想耗费青春,自己有学历有技能,出去工作工资只会更高。
“我们有个研究生本来是作为人才引进招进来的,政府想培养他去县里做副县长,但他觉得没意思,而且福利待遇也不满意,最后就走了。”上述南部某省份国土资源厅处长告诉记者,现在都是阳光工资,没有隐形福利,很多人觉得还不如去企业。
“现在下县都是工作餐,没酒喝,没红包拿,财政上卡得很严,出差要刷公务卡,除了发票,还要明细小票,有的地方宾馆没刷卡机,回来还得写说明打报告。”上述南部某省份国土资源厅处长说。不仅如此,该处级干部透露,没有公车出行,让官员们非常不方便。公务接待也要提前打申请,把接待人的姓名、电话全部写上,费用不能超标,最近一个季度他们部门一笔接待也没有,因为嫌太麻烦干脆不招待了。
第三波下海潮?
中国此前已有过两波官员下海的热潮:第一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据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第二波则出现在党的十六大前后,集中在2002-2003年,国企改革和中国加入WTO[微博]后。
而在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官员们的利益和权力逐渐被削减,但政治责任和外界压力又在加大,中央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加大问责上动作频繁,这是否会引发第三波官员辞职潮?
新政虽然让官员们感到压力很大,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坚守。
“像我这样的出去就会失业,我辞职了出去最多只能教书。”湖南省发改委一位80后科员对记者直言,他是名校博士毕业,在单位工作就是做调研、写材料。
该名80后科员说,老家总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认为公务员是最好的职业,社会地位也高,在内地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福利相对较好又稳定,因此他们单位一个离职的案例都没有。
“深圳比较透明,但在内陆省份不一样,进入到公务员这个圈子后,小孩上学、看病都比一般人便利。”上述交通系统的科员告诉记者。
“目前很少看到有辞职的,小城市就业机会不多,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公务员又稳定,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怎么可能轻易辞职。”温州一位市政府公务人员对记者说。
浙江温州一向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商业观念最浓厚的地区,但报考公务员的竞争激烈度连续多年都屡攀新高,不少岗位都高居浙江各地级市前列。
深圳大鹏新区政府内部人员向记者坦言,她周边目前辞职的尚不多,尚未形成潮流,90年代下海潮有留职停薪的机制,出去闯荡失败了还可以回来,没有后顾之忧。但现在不同,跳槽的成本太高,肯定要有一个好去处之后再走,做到万无一失。
与此同时,公务员报考人数仍在上升。2011年,深圳公务员报考人数为29620人,平均竞争比为80.7:1,而2014年报考人数超过7万,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89.2:1。
深圳多部门公务人员也表示,目前离职人数相比往年有所增加,但占公务员比重依然很低,会不会迎来辞职下海潮,还有待观察。
有专家认为,第三波官员离职潮会否到来,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力度有多大,当权力无法再寻租,光环逐渐褪去时,也许中国的公务员才是一份真正普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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