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渎职……这些犯罪似乎很难和刚在职场崭露头角的“80后”联系起来。然而，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公职犯罪案件中，“80后”正逐渐成为此类犯罪的重要群体。据统计，近两年内，北京市审理“80后”公职犯罪案件74件。深圳市检察院也分析发现，“80后”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数量正逐步上升。这些涉案人员30出头，走上领导岗位不久，虽然职责权限不大，但行为危害大，涉案金额也不小，不容忽视。
小贪腐犯大错
1980年出生的詹世富是安徽省枞阳县人，大学本科学历，事发前为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遥感部业务办公室主任。2007年7月，年仅27岁的他因业务能力突出，被选调到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二调办”）工作，负责航空摄影底图制作。
在工作期间，詹世富发现身边的个别领导利用职权之便收取好处费，自己也手痒痒了。2007年中秋节前，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承接了二调办的辽宁、山东等省内5个市的航空摄影和底图生产项目，而该项目的合同签订、资金拨付等都是詹世富负责。为了今后合作顺利，这家科技公司老总立刻派人给詹世富送去了几张面值5000元的购物卡，过节给大家“意思意思”，詹世富二话没说收下了。
几个月后，项目早已开工，但双方的正式合同还拖着没签。科技公司老总着急，当即派出公司一女副总以送材料为由约詹世富见面。当天晚上8点多，一辆灰色的帕萨特停在了詹世富家附近。在车上，女副总将装有3万元现金的大信封给了他说：“这是老总的一点心意。”詹世富没有推辞，答应尽快办妥。
2008年10月，该公司承揽的项目多半接近尾声，但二调办该支付的项目款还没到位，老总再次派人给詹世富送去5万元……在一中院对詹世富的刑事判决书中记者看到，2007年7月至2008年10月间，詹世富先后3次收受贿赂共计8万元、购物卡4张（价值人民币2万元），等待他的是7年的铁窗生涯。
同是1980年出生的韩毅，经过几年的职场打拼，从北京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个小出纳当上了负责人。然而，他并没有珍惜得来不易的职位，而是利用职务之便，和同事丁某一起挪用公款400余万元。
韩毅钻的是制度的漏洞。因为熟悉业务，他多次采用现金支票取现不记账、截取单位收入不入账等方式挪用公款。据丁某回忆，当时，该区疾控中心曾与一家卫校合作，收取从业人员培训费，合作期间，卫校要返给疾控中心分成钱。韩毅并没有按照规定将单位的收入入账，而是把钱放在了自己那里。案件审理时，当公诉人询问韩毅，大量的收入不入账为何不会被发现？他交代说：“因为没有提供银行对账单，单位只查账面，是看不出问题的。”
据韩毅交代，他还拿过多所小学学生注射疫苗的公款。该区疾控中心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购买疫苗，须经单位领导批准，财务部门才能支付疫苗款。有一次，单位领导签了一张6万余元的支票，韩毅直接把支票拿出来作为支出，挪为己用。韩毅说，他有时甚至与赌场人联系好，直接把钱打到特定账户上，用于赌博。
2009年下半年，单位开始审计账目，韩毅担心被查出问题，离职出国。2010年3月，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人员赴老挝抓逃，已将赃款挥霍殆尽的韩毅选择了主动投案自首。
1984年出生的“80后”宋阿宁，也是因为贪图个人享受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2007年7月至2010年8月，宋阿宁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部发行主管，主要负责将图书发行到销售部门，职责范围包括北京、河北和天津地区。出版社给他的权限是6.2折，但为了赚钱，宋阿宁将价值860余万元的图书，以明显低于出版社规定的折扣价出售。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张某是宋阿宁的“同谋”。2007年底，宋阿宁以3折的低价卖给张某大量图书，书款也直接打到宋阿宁的个人账户。为了方便提书，宋阿宁跟库房的人谎称张某是新华书店的。因为新华书店是大客户，名气大，不会轻易被人查到。宋阿宁还让张某刻一枚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物流中心的公章，以便提书时盖章确认。2009年下半年开始，宋阿宁更是变本加厉，为了加大销量，主动给张某降到2.8折。书售出后，宋阿宁便制作虚假“已开单未回款统计表”，将书款据为己有，获利310余万元。
2010年8月，出版社查账时发现宋阿宁贪污购书款，向检察院举报。案发前，宋阿宁整日开着奥迪A6四处招摇，带着女朋友一会儿去澳大利亚旅游10天，一会儿到香港过一个周末，而他昔日的一掷千金，都是以最终身陷囹圄为代价。
对“80后”官员实施有效监督
“80后”的贪腐行为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他们大多手中刚刚有了一点权力。一直以来，职务犯罪多集中在掌握较大权力、处在较高位置的中年人或临近退休人员身上，多数单位把廉政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59岁现象”、“45岁现象”上，对“80后”的廉政教育及监督审查没有高度重视，这是“80后”贪腐频发的问题所在。
同时，在周围环境的腐蚀加剧、错误价值观引领等诸多诱因作用下，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80后”，虽然拥有较高学历，具有较强专业素养，但缺乏足够的个人约束能力。很多青年人看到身边个别领导、同事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谋取个人利益，就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自己也去以身试法。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80后”公职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许多人贪图物质生活，过于重视权力和金钱，进而责任意识差，对工作的要求低、使命感差，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相关案件惩罚不到位，也给青年人造成了错误的思想认识。北京一中院负责调研的工作人员鲍艳认为，个别涉案人员虽然能够对自己的犯罪性质有所了解，悔罪积极，但对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认识不足，认为这种“小恩小惠”社会上多的是，甚至认为法院量刑过重。
犯罪不分年龄，但“80后”公职犯罪尤其要引起警觉。竹立家说：“‘80后’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将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必须从现在开始研究这他们的犯罪路径和状况，从而有效形成对公权力的监督，防止这种现象继续蔓延和发展。”
贪污、受贿、渎职……这些犯罪似乎很难和刚在职场崭露头角的“80后”联系起来。然而，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公职犯罪案件中，“80后”正逐渐成为此类犯罪的重要群体。据统计，近两年内，北京市审理“80后”公职犯罪案件74件。深圳市检察院也分析发现，“80后”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数量正逐步上升。这些涉案人员30出头，走上领导岗位不久，虽然职责权限不大，但行为危害大，涉案金额也不小，不容忽视。
小贪腐犯大错
1980年出生的詹世富是安徽省枞阳县人，大学本科学历，事发前为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遥感部业务办公室主任。2007年7月，年仅27岁的他因业务能力突出，被选调到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二调办”）工作，负责航空摄影底图制作。
在工作期间，詹世富发现身边的个别领导利用职权之便收取好处费，自己也手痒痒了。2007年中秋节前，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承接了二调办的辽宁、山东等省内5个市的航空摄影和底图生产项目，而该项目的合同签订、资金拨付等都是詹世富负责。为了今后合作顺利，这家科技公司老总立刻派人给詹世富送去了几张面值5000元的购物卡，过节给大家“意思意思”，詹世富二话没说收下了。
几个月后，项目早已开工，但双方的正式合同还拖着没签。科技公司老总着急，当即派出公司一女副总以送材料为由约詹世富见面。当天晚上8点多，一辆灰色的帕萨特停在了詹世富家附近。在车上，女副总将装有3万元现金的大信封给了他说：“这是老总的一点心意。”詹世富没有推辞，答应尽快办妥。
2008年10月，该公司承揽的项目多半接近尾声，但二调办该支付的项目款还没到位，老总再次派人给詹世富送去5万元……在一中院对詹世富的刑事判决书中记者看到，2007年7月至2008年10月间，詹世富先后3次收受贿赂共计8万元、购物卡4张（价值人民币2万元），等待他的是7年的铁窗生涯。
同是1980年出生的韩毅，经过几年的职场打拼，从北京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个小出纳当上了负责人。然而，他并没有珍惜得来不易的职位，而是利用职务之便，和同事丁某一起挪用公款400余万元。
韩毅钻的是制度的漏洞。因为熟悉业务，他多次采用现金支票取现不记账、截取单位收入不入账等方式挪用公款。据丁某回忆，当时，该区疾控中心曾与一家卫校合作，收取从业人员培训费，合作期间，卫校要返给疾控中心分成钱。韩毅并没有按照规定将单位的收入入账，而是把钱放在了自己那里。案件审理时，当公诉人询问韩毅，大量的收入不入账为何不会被发现？他交代说：“因为没有提供银行对账单，单位只查账面，是看不出问题的。”
据韩毅交代，他还拿过多所小学学生注射疫苗的公款。该区疾控中心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购买疫苗，须经单位领导批准，财务部门才能支付疫苗款。有一次，单位领导签了一张6万余元的支票，韩毅直接把支票拿出来作为支出，挪为己用。韩毅说，他有时甚至与赌场人联系好，直接把钱打到特定账户上，用于赌博。
2009年下半年，单位开始审计账目，韩毅担心被查出问题，离职出国。2010年3月，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人员赴老挝抓逃，已将赃款挥霍殆尽的韩毅选择了主动投案自首。
1984年出生的“80后”宋阿宁，也是因为贪图个人享受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2007年7月至2010年8月，宋阿宁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部发行主管，主要负责将图书发行到销售部门，职责范围包括北京、河北和天津地区。出版社给他的权限是6.2折，但为了赚钱，宋阿宁将价值860余万元的图书，以明显低于出版社规定的折扣价出售。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张某是宋阿宁的“同谋”。2007年底，宋阿宁以3折的低价卖给张某大量图书，书款也直接打到宋阿宁的个人账户。为了方便提书，宋阿宁跟库房的人谎称张某是新华书店的。因为新华书店是大客户，名气大，不会轻易被人查到。宋阿宁还让张某刻一枚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物流中心的公章，以便提书时盖章确认。2009年下半年开始，宋阿宁更是变本加厉，为了加大销量，主动给张某降到2.8折。书售出后，宋阿宁便制作虚假“已开单未回款统计表”，将书款据为己有，获利310余万元。
2010年8月，出版社查账时发现宋阿宁贪污购书款，向检察院举报。案发前，宋阿宁整日开着奥迪A6四处招摇，带着女朋友一会儿去澳大利亚旅游10天，一会儿到香港过一个周末，而他昔日的一掷千金，都是以最终身陷囹圄为代价。
对“80后”官员实施有效监督
“80后”的贪腐行为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他们大多手中刚刚有了一点权力。一直以来，职务犯罪多集中在掌握较大权力、处在较高位置的中年人或临近退休人员身上，多数单位把廉政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59岁现象”、“45岁现象”上，对“80后”的廉政教育及监督审查没有高度重视，这是“80后”贪腐频发的问题所在。
同时，在周围环境的腐蚀加剧、错误价值观引领等诸多诱因作用下，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80后”，虽然拥有较高学历，具有较强专业素养，但缺乏足够的个人约束能力。很多青年人看到身边个别领导、同事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谋取个人利益，就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自己也去以身试法。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80后”公职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许多人贪图物质生活，过于重视权力和金钱，进而责任意识差，对工作的要求低、使命感差，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相关案件惩罚不到位，也给青年人造成了错误的思想认识。北京一中院负责调研的工作人员鲍艳认为，个别涉案人员虽然能够对自己的犯罪性质有所了解，悔罪积极，但对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认识不足，认为这种“小恩小惠”社会上多的是，甚至认为法院量刑过重。
犯罪不分年龄，但“80后”公职犯罪尤其要引起警觉。竹立家说：“‘80后’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将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必须从现在开始研究这他们的犯罪路径和状况，从而有效形成对公权力的监督，防止这种现象继续蔓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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