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招商局长在全局大会上公开宣布：“大家在外招商很辛苦，我给咱局争取了3个后备干部名额。”在和各部门会谈时，他还会带上在家的后备干部，向他人“隆重推荐”。
这段时间，某市规划局科长王慧一上班，在有项目待其初审的情况下，仍躲进刚刚简装好的9平米办公室，打开微信呼朋唤友。
他遇到了两件不愉快的事——一件是，他担任外部董事的某公司接到命令，让他将过去一段时间所得报酬全部上缴。另一件则与“为官不为”直接相关。局里“怕出事”，将他费力经办的几个国有房企申报项目给压了下来，迟迟未批。
在强力推进反腐败、出台“八项规定”及反“四风”多项禁令的背景下，一些官员感叹“官不聊生”，萌生倦意。而“态度很好，坚决不改”也成为群众口中，一批人“为官不为”的写照。于是，在重典治吏的政治生态下，如何激发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就成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惩处发力：窗口人员多，党政主官少
近来“为官不为”现象不时被曝光。探究深层原因，主要有因各种灰色收入减少“不想为”，不适应新的工作方法“不会为”，怕失误或踩到红线“不敢为”三类。
“以前的官太好当了，现在就是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胡光伟更表示，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官、发财应两道”，省委要求“刹不为之风，换不为之将”。“官员如果对新规则、新要求接受不了，大可主动辞职。”
高层多次发声后，多地将治理“为官不为”提上议事日程，这个“倒逼”为官者“有为”的刚性举措，被认为最有效果。而与过去相比，实施中也有不少新特点。
首先是处罚措施趋严。“10分钟就能办完的新农合手续，推诿一周没办，给予留党察看、降级处分。”这是2014年5月，四川旺苍县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查处的一例“不想为”事件。该县纪委干部赵胜告诉廉政瞭望记者，重罚的依据还有，调查时意外发现，这名干部曾于上班时间外出。
除了对某项具体工作不力的追责，对领导“不敢为”的问责也集中出现。
2013年12月，因对辖区内“非法中介”活动打击不力，广东化州市车管所所长彭某的官帽被摘。今年7月，副县级的长沙火车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廖铁辉，因火车南站“脏、乱、差”被责令辞职，长沙市纪委还发出《关于廖铁辉等同志“为官不为”的问责通报》。
不过，廉政瞭望记者细数公开通报的案例发现，一些县市主官，尽管可能也有“不为”表现，却难见处罚措施。
“县市主官对发展的‘不敢为’，后果更严重，实际上已构成渎职，但却难量化。比如对一个工程的评估，要等到很久以后。再加上现在重点在打贪腐，对主官是否勤政的监督还有不到位之处，造成了主官‘不作为’较多处于隐形状态。”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记者。
还有分析认为，如今对一地党政主官的考核多是一年一次，而领导者“不为”现象更多出现在近期。到年底时，将有更多案例披露。
没了物质激励，怎么办？
福利少了，要求严了，过去的一些招数不管用了，一把手拿什么来激发干事热情呢？
“我自己应该说不存在‘不敢为’的问题。”一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一个例子是，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中，他力排众议，搬迁了位于城区、造成多年环境污染的工厂。
“在我这个位置，还是要有点觉悟的。如果说我干事热情比较高，主要是内心想‘造福一方’。新形势下招商、发展，一切按规定来，反而简单了。”书记说完还不忘补充：“我们过去也是这么办的。”
“虽然现在不直接考核GDP了，但对我们县，经济还是至关重要。最近在谈一个大型新能源企业，可以满足多少群众就业，带动多少产业发展？”
该书记透露，他也受到了“倒逼”——“年终考核就有‘敢于担当’相关条款，听说还要一票否决。”督导组、巡视组等也要对其监督，“是不是庸官，都盯着呢”。他还称，这两年，政治、生活、工作纪律都得到强化。有作为不仅属工作纪律，更是政治纪律的重要方面。
不过，他也坦承，有些工作不好界定，“企业必须办的手续没办完，初步有合作意向的项目最后被别人抢走了，不能叫‘不为’吧？手续不全还引进，就是更糟的‘乱作为’了。”
在没有物质奖励的原则下，如何激励下属“有为”，也成为一把手面临的难题。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方法主要有亲自带头、精神激励、“职位诱惑”等。
上述书记就称：“我自己都这么拼，给下面同志布置任务后，一级传一级，能带动他们啊。毕竟人事权还掌握在我手里。”
而某市每季度评一次的“勤廉标兵”，虽不发物质奖励，但到大会上领奖状，书记亲自表扬并握手、颁奖的“待遇”，还是让一些干部“受宠若惊”。
“会做思想工作也很重要。”在参加一次演讲比赛时，四川某县纪委书记被演讲者所述在艰苦环境下坚持工作的情形打动，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让一度抱怨“工作压力大、没动力”的纪委干部都来听听，回去后挨个谈认识。
不过，现实中职位激励似乎更有效。某市局长刘硕透露，经批准，他最近正在局里搞“中干轮岗、竞聘”。“科室的重要程度有差别，我这里老同志不少，这么做也是给能干事的年轻人机会。”果然，该措施一推出，有人想保位，有人想升官，每个科室做事都更积极了。刘硕在思考，可否将轮岗扩大到全局？
一名招商局长还向廉政瞭望记者自曝，“前不久，他在全局大会上公开宣布：“大家在外招商很辛苦，我给咱局争取了三个后备干部名额。只要大家好好做事，组织上看得见。”在和各部门会谈、交流时，他还会带上在家的后备干部，对其“隆重推荐”。
个别科级单位还有一招——“增设内部机构”。“负责人由单位出任免文件，还是科员，但福利增加了，每年内设机构还会分到部分经费。现在大家都盯着这个，有个内设机构还设了两个副职。”该单位一名干部透露。不过有专家表示，这种方式已涉嫌违规。
梳理以上方式不难发现，新形势下，行政命令仍是激励一把手和干部“有为”的重要方法。这与目前“对上负责”的体制有关。而激励手段的贫乏，则暴露出部分官员在思想觉悟上、对工作宗旨的认识上有所偏差。
干部内心如何“回归”？
“在如今深化改革任务非常艰巨的情况下，‘为官不为’现象变得突出的一个背景是，反腐反‘四风’下，旧的‘潜规则’那一套行不通了，新的观念、方式的建立及深入人心还需要一个过程。”反腐专家任建明告诉记者，激励干部有为，不仅需要外在的“倒逼”，也需要配套制度的建立，干部内心的“回归”。
廉政瞭望记者通过网络，向成都、重庆等地的20名普通公务员了解“影响你工作积极性的最大因素是什么”，16人的答案是收入偏低。
“基层干部权力最小、压力很大，涨工资的诉求有合理之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探索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这是一个方向。”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说。
而任建明也表示，过去改革的一个经验是增量调节。灰色收入砍掉后，可增加对基层干部的补助，并使其收入真正阳光、接受监督。
不过，更多专家指出，即使收入真不高，也不能成为其“不作为”的借口。
“公职人员所得，除了稳定的福利保障外，更多是在精神上。如开阔的上升空间，以及付出之后，改变社会、获得尊重的成就感。”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复旦大学教授李春成也呼吁，我国干部激励体系需由“外在利益”驱动（物质激励和权力强制），向“内在利益”（“有为”后良心安宁等）导向转变。
“同样，也不能因为‘搞变通’、‘拉关系’等旧办法失灵，就不知所措，不敢作为。刘益飞认为，正常规则的确立，将促进官风的净化，带动社会风气好转。
“思想上的纯洁性与行动上的敢作为，是一体两面。” 多名专家指出，党政主官和普通干部都应加强对理想信念、责任担当、为政品德等方面的教育，提升思想境界，守住清贫，增强奉献精神。不久前，中组部亦发文强调，要在干部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对“有为官”的标准及干部努力的方向，习近平已用20字做了概括：“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有专家告诉记者，20字中，清正廉洁是前提，是成为“有为官”的基本要求，“只有自身干净，才更能放手大胆干事。”
专家还指出，激励“为官有为”，还需建立更科学的配套制度，如改革干部考核与选拔机制、试行对改革者的“免责”条款等。
魏敏生等提出，考核指标的设计，应加强对干部从事“开创性”工作、“急难险重”任务的激励，考评方式扩大民主。干部选拔时，应从目前的“伯乐相马”，过渡到有一套成熟的制度，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和“染缸效应”。
“另一方面，也要增设对敢于先试的改革者的免责条款，让领导者在树立法治观念的前提下，大胆试错，以实际行动破除‘出头的椽子先烂’等‘不良哲学’。”魏敏生说。
不过，采访中不乏基层干部提醒，虽说现在吏治趋严，但在一些地方，“不作为”甚至搞变通，仍有一定基础。一名干部对记者神秘表示：“以前招商，和老板打交道都到饭店吃喝。现在，一桌人齐刷刷直奔设在小区的私人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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