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病毒正在西非肆虐。中国援非外科医生曹广亲历了埃博拉劫难，幸运的是，在21天隔离期之后，他被确认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曹广这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实际上是中国援非医疗队的一个缩影。
非洲大多数国家属热带地区，蚊虫落聚，卫生条件落后，热带病、传染病肆虐，而当地医疗条件落后，防护措施有限，遭受疾病感染的潜在威胁很大。但是，中国医疗队员并没有为此退缩，而是迎难而上。
51年来，中国先后向非洲51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两万余名医生，救治了数以亿计的非洲病人。中国医疗队坚韧不拔、救死扶伤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在非洲被广为颂扬。
整理报道 法治周末
在隔离了21天之后，曹广躲过了埃博拉的劫难，死神与他擦肩而过。
身材魁梧的曹广，是北京市安贞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两年前，40岁的他作为北京市第23支援非医疗队的一员，跟随18名同事一起踏上了飞往几内亚的航班。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工作两年，今年9月返回北京。
然而，就在今年3月底，致死率极高的埃博拉突然袭击了几内亚。
“Ebola、爆发、出血热，几个单词像利剑一样刺进了我的眼睛。”噩耗传来的那个早上，曹广说自己“瞬间头皮发麻”。
死亡曾经距离他如此之近—他接诊了第一例埃博拉患者(当时并不知情)，并与被患者感染了的非洲同事Gassimou同台做手术，而患者与同事最终都不幸死亡了。
万幸的是，21天隔离期之后，曹广被确认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
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援非医疗队的两年里，这是曹广最为惊险的经历。
北京时间8月17日凌晨1时许，接替曹广他们的北京援几医疗队如期抵达，曹广他们也即将回国。埃博拉仍在那片土地上肆虐。
和其他援助医生一样，曹广并不想突出自己的感受。但透过他的眼，外界得以一窥援非医疗的种种艰难。
医疗条件简陋
几内亚医疗条件简陋，这在出发之前医生们虽然都有心理预期，但真到了当地，某些时候还真是一时难以适应。
在做腹腔囊肿切除手术时，生理盐水不够了，护士拿来了两瓶医生们在驻地喝的矿泉水，把水加热后为患者清洗腹腔。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曹广吃惊不小。“我来之前确实听说过用矿泉水冲洗腹腔，但真正见到还是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
这种做法的风险显而易见—非常容易造成术后感染。
此事后来成为医疗队与国内同行论证当地条件有多差的一个案例。
在当地，中几友好医院是集几内亚举国之力打造的技术设备最好的医院，可是这里全院没有一位B超医生，没有麻醉大夫，中国国内大医院早就淘汰的双排CT，在这里属于高端仪器。
手术麻醉是另一个让中国医生头疼的问题。医疗队的车昊是医院里唯一的一名麻醉医生，当地落后的麻醉药物也给他带来不少困扰。
氟烷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吸入性麻醉药，因为会造成肝脏的损害，中国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淘汰了。但在几内亚，全身麻醉却无第二种选择。
有时候连做三台手术下来，在没有空气净化设备的狭小手术室里，车昊唯一的感觉就是头晕。
这里从事麻醉的多是护士，只会简单的一两种麻醉方法。车昊坚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的目标是，在离开非洲时，硬膜外麻醉技术会留存这里。这能让结肠、胃部等覆盖全腹的手术能够顺利进行。
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当地的麻醉护士相关知识匮乏和临床操作缺失，教会他们麻醉，要比替他们做麻醉工作困难得多。
曹广在几内亚的第一台急诊手术是一个刀伤病人。条件同样简陋，没有吸引器，没有足够的通路，没有全麻药物，没有足够的血，“一肚子的血和饭全用手往外掏”。
这次救治的速度虽然比国内还要快，穿着自己的衣服和鞋、披上无菌手术衣、用肥皂洗了一次手就直接上手术台，连麻醉还没准备好，医生的刀子已经在手了。可惜就差缝胃的时候，病人死了。
即便是在几内亚的首都，停电也是诊疗过程中常有的事。曹广提到，在一台阑尾术后外瘘病病人的手术过程中，刚做了右半肠切除，就停电了15分钟。手术室没有应急电源，一旦停电就漆黑一片。
后来，曹广还与同事Gassimou在全程手机电筒功能的支持下完成过一台阑尾手术，“好在手术熟悉到闭眼也能做了”。
手术比较多的时候，器械的周转也成为问题。
曹广说，医院的手术室里只有一套普外科器械，有一次连续做了三台手术，只能等着这批器械消毒后再用。有时候刚消毒完就得用，手术衣都还烫手，钳子也得凉一凉再开始手术。
医务人员奇缺
与当地医院的医生合作也是医疗队员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曹广所在的普外科负责人Gassimou曾经在中国留学十年，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情谊。曹广与他合作得比较愉快。
当地的医生生活艰难，例如Gassimou，每个月的工资相当于600元至800元人民币，在当地生活并不轻松。他几乎不吃午饭。联想到他的收入，家里情况(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和努力上手术的积极性，曹广认为很可能是没钱。
曹广说，像中国的一些医生一样，Gassimou也会到别的医院去做手术，走穴。他也会后悔自己没留在中国工作，在几内亚他的收入可能比不上在中国念博士期间的收入，生病了还得自己买药治病，有时甚至电话欠费。
有一次聊天，曹广随口问起Gassimou抽的那包烟多少钱，“他的答案太让人伤心了，他说，不知道，每次他买1块钱的(店家)给4根。天哪，这是一个外科主任的回答吗？我真的不敢相信。”
他们有时候也会有手术处理意见上的分歧，但Gassimou一般比较尊重中国医生，喜欢向他们求教，倾听他们的意见。
更多时候尊重靠技术得来。
医疗队的王薇，在安贞医院是主管神经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主任工程师，刚到中几友好医院时，该院的神经内科主任拉奥医生一开始并不看好这位中国来的医生。
拉奥毕业于法国，曾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医院工作过，如今还经常到巴黎讲学，业务精湛。王薇在刚来的两个月里，根本接触不到病人，神经内科工作不让她介入。
转机出现在一次随同查房时，王薇当面质疑拉奥对一个病人的诊断，提出不一样的诊疗意见，首次获得拉奥的认可。
到看第二个病人时，拉奥故意提出一种意见，王薇建议考虑另一种可能，拉奥很惊喜，“我没想到你与我有同样的想法，上一届医疗队一名年轻大夫认为什么都是脑血管病”。
此后，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业务上合作无间。
“这里上手术是没有护士上台的，东西由医生胡抓，纱布乱扔。”曹广提出来要求他们术前术后清点纱布，“其他的都没要求，器械、针回头再说。就这他们还很不情愿，不过最终还是稀里糊涂地点了一遍。没关系，非洲兄弟要慢慢来，有一点进步也算我没白来。要知足。”
不幸的是，一直非常努力并且勤奋敬业的Gassimou最终被埃博拉夺去了生命，他在工作中被一位患者感染，他是医院因公牺牲的五名医护人员的其中一位。他没有亲眼见到第三个孩子的出世。
因为接触过患者和与Gassimou同台做过手术，曹广被隔离了。“在这21天里，我失去了两名和我朝夕相处的同事，每当想起他们，还是让我感到难过，甚至至今依然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医疗环境轻松
几内亚的医疗外部环境总体来说相比国内要轻松得多。
医患矛盾、医患纠纷是比较新鲜的词。
虽然经常停电，但不管怎么停，病人总是很安静地等待，很坦然。
有时候曹广会不自觉地将几内亚的这种环境与中国的遭遇相比较。
例如，在北京，因为医院的网络系统瘫痪，会造成患者的不满；但在几内亚，有时候院长晨会甚至开到上午九点半还没结束，所有的医生都在参会，所有的门诊病人都在等候，不急不躁。
又比如，几内亚的病房里，护士是比较轻松的，输液没了，小壶满了，患者就那么躺在床上，根本不着急；术后引流管护士不会每天清理，满了才倒掉；套管针时间长了，手都肿了，因为还能走液，也不会去更换；周末病房医护人员经常不在岗，液体走空了都不知道上哪找人换去；这一切，病人和家属都没有骂街的。
这可能也得益于医疗队医生们的技术与态度。
中医张凌志记得，第一天到中几友好医院上班时，同诊室的黑人同事就给他递了一盒手套，当时他还愣了一下，好奇这里居然比国内还讲究，针灸按摩必须戴手套？交流之后得知，原来对方是怕中国医生嫌病人脏。他笑了笑，释然地摆摆手，扶起病人的脚，直接上手开始推拿。
医疗队的骨科大夫刘昌平，曾经收治过一名当地的黑人小伙子，在当地医疗设备各种缺失几乎不可能成功手术的情形下，联合医疗队其他医护人员，创造了奇迹，成功挽救了这位年轻患者的腿。术后患者母亲还给他送了感谢信，这在当地是非常少见的。
事实上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水平和老百姓的低收入，医疗需求还属于初级阶段，对服务的抱怨这类中高级阶段的需求附属品，还是没有滋长土壤的。
当地的医疗保障是比较缺失的。Gassimou生病了，也只能自己到药店买药吃，没有任何报销，连他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一些手术本来术前应该要复查血或者超声之类的，因为患者经济能力有限，往往就直接省略。而对于青霉素类药物，当地医院一般是不做皮试的，如果出现过敏问题再处理。
曹广说，有次门诊收治了好几个肿瘤晚期的病人，年龄都不大，却是拖到晚期才来就诊，就是医疗保障不足的结果。
今年3月，埃博拉在几内亚流行开后，当地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没太把这当回事。当地并没有传染病报告制度，类似吉贝医院这样的大型医院也没有传染科，医院防护意识也低。
在官方报道有几十例死亡时，中方医护人员和当地中资机构人员已经比较紧张，曹广也跟Gassimou提到问题的严重性，建议暂停收治可疑病人，死亡患者的病房要严格消毒，等等。但当地的医护人员都没什么太大反应，非常平静。“连医生都是这样，那就很危险了。”
“埃博拉病毒虽然还没有被很好控制，但对我来说，3月份的经历早已成为了历史回忆。我们医疗队只是恰好在几内亚工作，而我只是恰好收治了那位诊断不清但后被认定为第一例首都感染者的病人。自己虽然被患者污染过，但很幸运没有感染发病。这和经历了地震、火灾等灾难的幸存者没什么区别。只是感悟了生命。”曹广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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