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公安部经济犯罪缉捕队伍“猎狐行动组”

　　高楼林立的北京金融街上，汇集了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国最高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各家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也都以在此拥有办公场所为荣。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儿的一栋高层建筑中，还隐藏着一支专业而神秘的经济犯罪缉捕队伍——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组。他们仿佛一群精明的“猎人”，时刻紧盯着纸醉金迷的“狐狸”们。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到年底，集中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猎狐2014”。8天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这支行动组进行了独家探访，见证一张撒向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大网正有序收口。

　　形势：境外缉捕逐年加速

　　步入行动组驻地，首先引起记者注意的，是“猎狐2014”醒目的行动标志。倾斜的字体，让整个标志看起来像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前面的警徽则象征着这辆列车要在法律的引领下行进，做到执法庄严。标志设计者、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下文称经侦局）副局长、“猎狐2014”行动办公室负责人刘冬告诉记者，他特意把“1”加长，做成红色箭头，是寄托工作争创一流、不断取得新成绩的美好愿望，也表示法律利剑正在行动。

　　在专项行动大办公室墙面悬挂的大幅国际地图上，密密麻麻贴满了红点，每一个都代表着嫌疑人可能隐藏的地点。蓝色背景的排行榜紧挨一旁，各省市自治区已经缉捕的嫌疑人人数和全国排名清楚醒目、实时更新。十余名身着制服的警务人员正忙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厚厚的几摞文件。这里就像一个战场指挥所，只不过警察的对手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刘冬告诉记者，针对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系统性缉捕工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犯罪增多，一些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作案后携款潜逃至境外的情况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8年公安部成立了经侦局，其主要职责是打击经济犯罪，包括合同诈骗、职务侵占、非法集资、商业贿赂、金融证券犯罪等近90个罪名，境外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大幕也正式拉开。

　　中国外逃经济犯的群体到底有多大，权威部门一直没有发布完整、确切的统计。据中新网报道，中国有关部门2006年掌握的情况显示，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在800人左右，涉案金额近700亿元人民币。另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8000亿元人民币。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行动组成员都表示，实际情况并不像媒体猜测的那样严重。“近年来，虽然经济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有增多趋势，但境外缉捕工作也在逐年加速。”刘冬说，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730余人。

　　如今，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指导协调，以及赴境外缉捕工作，主要由经侦局专设的追逃行动队负责。他们与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密切协作，通过国际执法合作，采取非法移民遣返、引渡、劝返等途径开展缉捕，“高峰时期，每个人手上处于活跃期的案件能达到数十起。”2013年，为加大威慑力度、提高缉捕效率，经侦局与国际合作局首次尝试以专项行动的方式展开境外缉捕行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年便抓获潜逃到境外的各类经济犯罪嫌疑人151人。

　　这次，为了加强“猎狐2014”的行动力量，经侦局专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追逃精英到行动组工作，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人员素质却相当高，有经济学博士、法律硕士，还有英国留学的海归。“都说经济犯罪嫌疑人学历高、智商高，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用博士侦查员抓博士犯罪嫌疑人！”

　　目标：有经济犯也有贪官

　　“猎狐2014”电话会议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刘金国强调：“一些外逃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他们）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在反腐败的大背景下，公安部对外逃贪官的抓捕备受舆论关注，刘金国的这句话也被不少境内外媒体解读为“中国反腐扩大到国外”的明确信号。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集中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刘金国（中）到会讲话。

　　“我们确实抓了不少贪官回来。”刘冬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潜逃境外14年的某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行长余国蓉，就是行动组去年“猎”回的一只超级狡猾的“狐”。

　　在1989年3月至1998年10月任九龙坡支行行长期间，余国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发放贷款和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犯罪，涉案金额达28亿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3亿元。1999年6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对此进行立案侦查，同年7月31日，余国蓉出逃境外。此后14年，余国蓉多次改变身份，经侦局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报，并两次派员到柬埔寨和泰国对其进行缉捕，但都被她逃脱了。2013年，在获取了余国蓉藏匿在泰国某处的情报后，经侦局迅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工作小组赶赴泰国，经过连续6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在泰国执法部门和公安部驻泰国警务联络官协助下，将余国蓉抓获并押解回国。

　　同样难逃法网的还有中国海运（集团）韩国釜山公司原财务经理李克江。任职期间，李克江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5.2亿元用于赌博。因担心东窗事发，李克江在总公司财务检查之前潜逃至韩国。很快，掌握了相关线索的“猎人”向韩国通报了潜逃人员名单。2011年5月，韩国警方将李克江抓获。同年10月，经过中韩双方协商，李克江被遣返回国。

　　刘冬告诉记者，“猎狐”行动所担负的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犯罪在逃嫌疑人的缉捕工作，因为在境外追逃方面有比较成熟的做法和有效渠道，它也担负着协助配合有关部门追捕在逃腐败分子的工作。

　　情报：一张图锁定嫌疑人

　　翻阅经侦局历年来的境外缉捕案例，记者发现，很多嫌疑人藏匿得十分隐蔽，一些人为了躲避中国警方的追捕，甚至专门做过彻底的整容手术，可最后都没能改变他们被缉捕回国的命运。这些人是如何被发现的？刘冬用一句话总结：“境外追逃是境内侦查向境外的延伸，抓捕在境外一时，基础在境内平时。”他告诉记者，要启动境外缉捕程序，首先要充分掌握证据材料和相关情报。

　　2013年6月18日，行动组在某国研究调整缉捕工作方案。

　　今年7月在乌干达缉捕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过程中，情报就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李某伙同他人以在乌干达投资财富广场、华人俱乐部、发行福利彩票、建设赌场等为名，以高息为诱饵，向社会非法集资4000多万元。2009年4月，李某逃往乌干达，给受骗群众造成重大损失，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自立案调查后，公安机关一直设法查缉李某。今年7月，行动组从李某在乌干达身边人员处发现一条重要线索，结合立案单位前期工作，他们准确判断出李某生活规律，引导乌干达警方于7月20日晚在其经常光顾的赌场将其抓获，并于7月23日将其押解回国。

　　在“猎人”的境外缉捕工作中，任何在常人看来不起眼的东西都可能成为重要情报，哪怕是蛛丝马迹，都可能是“猎人”发现“狐狸”藏身之窝的重要线索。2014年5月，经侦局了解到某嫌疑人正藏匿在某国，却因信息不全无法判断其具体位置，这让行动组正在前方执行缉捕工作的雷鸣（化名）非常沮丧。他一遍又一遍研究从总部传过来的有关嫌疑人所有信息，希望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突然，一张与嫌疑人有关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照片上，一只白色的猫蹲在窗台上，慵懒地俯视地面。顺着猫的目光，雷鸣看到了路灯、井盖、斑马线……这场景似乎在哪里见过？雷鸣一激灵，猛然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刚刚经过的某条街道的角落。顺着这条线索，行动组顺利锁定了嫌疑人所在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其缉捕归案。

　　为了更有效地研判、处理和运用情报，“猎狐2014”为每一个公安机关掌握的在逃嫌疑人建立了档案。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特点的分析，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缉捕方案。对原浙江之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志军的抓捕，就是这一策略的成功之作。

　　因为恶意骗贷，何志军掏空了逾百家关联公司，留给相关银行11.79亿元资金漏洞。为逃避罪责，他携伪造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从上海出境，陆续潜逃至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等地。案发后，民警们通过梳理何志军的关系人，成功甄别出他的情妇。但让民警们困惑的是，从何志军情妇身边收集到的情报经常前后矛盾，逻辑不通。这是为什么？经过反复比对、分析，民警们最终“破译”何志军隐身的种种招数，发现了何志军的行踪，成功将其抓获。

　　速度：飞机起飞前一刻拦下嫌犯

　　情报价值瞬息万变。发现情报后，若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就会给嫌疑人留下充分的时间转移，从而丧失情报价值。因此，速度在缉捕境外在逃嫌疑人时显得尤为重要。采访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发现，“猎狐2014”行动组驻地内整齐地堆放着3箱方便面，几位负责人的办公室里则都备有行李箱，他们不是刚从境外缉捕一线回来，就是随时准备出发。

　　在此前轰动一时的“美女高管陈怡”追捕过程中，成功的关键就是“快速反应”。作为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伙同公司顾问唆使业务员编造销售虚假寿险产品，诱骗客户签订理财协议，并通过保险代理手续费返还的方式，从保险公司获取巨额客户资金，用于个人用途。2013年7月一个周六早上，追逃行动队队长文小华（化名）刚刚起床，突然接到陈怡逃往斐济的紧急情报。他跳上车就往办公室赶，边开车边与国际合作局的同事沟通情况，研究对策，向领导请示工作方案。到了办公室，他们已经决定组成工作组奔赴首都机场，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同事在香港会合，赶赴斐济缉捕陈怡。

　　“北京没有直飞斐济的航班，那天最便捷的路线是到香港转机。”文小华告诉记者，工作组到达首都机场时，办票时间接近结束，他们已经来不及办理行李托运，不得不把大行李箱扔在机场。而他也是在登机后才发现，因为走得太急，自己穿的还是运动短裤！

　　工作组赶到斐济机场时，陈怡准备逃离斐济乘坐的航班还有10分钟就要起飞了。在斐济执法部门及我国驻斐济大使馆的协助下，工作组在最后关头将陈怡抓获。

　　去年，公安部首次尝试在一些经济犯罪嫌疑人相对密集的国家和地区，开展集中缉捕，仅在马来西亚就实现了10余天内抓获并遣返10名逃犯的显著战果。在东南亚某国抓捕逃犯李某某的过程中，行动组经过侦查将逃犯所在位置锁定在方圆3公里范围内。为防止李某某听到风声逃窜，行动组一方面联系境内，对已经取得的抓捕成果秘而不发，一方面结合其可能从事面食生意的线索，在该国执法机关的配合下对3公里范围内的100多家面食店展开地毯式摸排。经过连续48小时的逐一筛查，终于在一家面食店里将李某某揪出。

　　快速反应，不仅是行动组的强项，也是外围服务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由于行动组在外工作期间经常临时变动行程和转机地点，有时甚至需要在凌晨两三点改签机票，还要在多种线路中选择可行的最便捷航线，这让为行动组服务的一家专业票务公司必须24小时待命。“我们在境外工作时，负责对接的票务员夜里都不敢睡觉，就怕睡着了误事。”文小华告诉记者，没有这样的外围支持，行动组的快速反应也难以实现，他们虽然默默无闻，但也为境外缉捕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证据：标准要高，准备要早

　　在境外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不意味着缉捕工作大功告成。有时，相关国家还需按照本国的引渡程序或其他程序决定是否把嫌疑人移交我方。这就牵扯到引渡或遣返的证据和手续问题。

　　2013年6月7日，“猎狐”行动负责人刘冬（右一）与马来西亚商业犯罪调查局负责人交谈。

　　引渡是国家之间移交逃犯的一种正式法律安排。我国从2000年通过《引渡法》至今，已与西班牙、意大利、泰国、俄罗斯、韩国等近40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然而，即便是对这些国家提交引渡申请，也并非次次都能成功。有时证据不准确、含糊等，都有可能导致引渡失败。

　　为满足有关引渡或遣返的法律要求，行动组必须在短时间内提交对方国家认可的证据和材料。这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执法工作，不同国家对材料的要求不同。比如，有的国家对案件性质的认定与我国有所不同，并要求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应经过公证部门认证，还必须全部翻译成相关国家的文字或英文；有些案件需提供的材料多达数百页……材料稍有差池，嫌疑人就有可能被释放并再次潜逃，导致境外缉捕无果而终。

　　今年4月，越南警方在胡志明市抓到了我公安部通缉的一名嫌疑人，要求我方在24小时之内将其带走。文小华凌晨1点30分接到通知后，连夜组成押解工作组立刻行动，凌晨5点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就为押解工作组办理好了出境手续。与此同时，与嫌疑人相关的证据材料和法律文书也在进行最后的补充。早上8点，押解工作组乘坐头班飞机飞往广州转机，13点30分抵达胡志明市。与民警们同时到达的还有涉及该嫌疑人的所有证据材料。在我国驻越南使馆和警务联络官的协助下，与越方顺利完成人员和法律文书材料的交接工作，15点30分，押解工作组带着嫌疑人抵达胡志明机场，踏上归国的路途，19点整抵达广州，22点整落地北京。文小华送完嫌疑人回到办公室，已是凌晨1点30分，距离头一天凌晨接到通知，刚好24小时。

　　“猎狐”团队为缉捕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所付出的努力，也赢得了国外同行的赞赏。有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已经放假的泰国警察特意放弃休假协助中国警方工作组抓捕嫌疑人。而在今年7月工作组在乌干达实施抓捕时，为了赶时间，乌警方甚至开着警车在拥堵的公路上逆行为我缉捕队员开道。一名西方国家执法机构资深官员在分享缉捕工作成果时由衷地说：“你们的专业与敬业，赢得了我们全身心配合。”

　　规律：逃出去的人大多想回来

　　在从事了多年经侦工作后，刘冬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犯罪嫌疑人选择潜逃地点时到底有什么规律？”一些媒体甚至在得到权威答案前自行总结：案值大者多逃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案值低者多选择周边国家、拉美、非洲、东欧、中美洲、太平洋岛国。对此，刘冬的回答非常干脆：“没有规律。”他透露，案值高低不能作为判断嫌疑人潜逃地点的规律，有些人涉案金额不高，潜逃的国家却很发达，而携巨款跑路的浙江永康女老板俞优静之所以选择去乌干达，是“因为她有亲戚在当地做生意，已经为她做好了铺垫”。

　　2013年12月30日，“猎狐”行动组在某国驻地研究缉捕行动措施。

　　“如果非要总结一些规律的话，可以说，许多跑出去的人都想回来。”一位行动组成员告诉记者，“经济犯罪嫌疑人在国内时，大多很风光，出去后却提心吊胆、隐姓埋名，日子不好过。”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猎狐”行动组成功劝返了多名境外在逃嫌疑人。携巨款潜逃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主任高山，就是其中一员。

　　2005年初，因东北高速失款案暴露，高山携巨款潜逃加拿大。“高山身高1米8，很英俊，工作能力也很强，曾是当地的风云人物，潜逃到国外后，却只能靠给人装修房子为生。”一名直接参与劝返工作的行动组成员告诉记者，高山在加拿大的主要工作是检查装修时瓷砖贴得好不好，“贴得不合格，他就在上面贴一张黄色的纸条”。在其人生潦倒、思乡心切之际，为了劝返高山，我驻加拿大警务联络官用了近1年的时间，反复做他的工作，“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

　　2012年8月，在警方和各相关部门的不断努力下，潜逃加拿大8年的高山回国自首。“高山的生日是8月11日，他提出希望回国后能与国内的家人一起过生日。”上述办案人员透露，在高山回国后，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积极协调，满足高山的愿望，安排他与家人团聚，在过完生日之后才将他收押。最初，高山担心回国后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办案民警为他付出的努力，让他改变了想法。面对媒体记者的追问，高山说：“我想过正常的生活。”

　　“事实上，很多家属是支持劝返工作的。”一位办案民警说，这给了他们极大的动力。采访过程中，记者就遇到有侦查人员接到外逃嫌疑人家属打来的电话，表示亲人有回国投案自首的意愿，询问相关法律规定，希望能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劝返工作。

　　截至8月21日，“猎狐2014”行动整一个月，已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30人，另有30多人通过不同渠道表达了想要回国自首的愿望。就在记者准备发稿时，一架载着自首外逃人员的飞机刚刚抵达机场，数名经侦民警则守候在机场，等候着他们的归来。又有几只失足“狐狸”迷途知返，但“猎人”们并未停下搜捕的脚步。他们仍旧密密编织着手中的大网，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每一次收网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