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幸存者：从“病人”到“良医”

　　为什么乌干达频受埃博拉病毒侵扰？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发现，埃博拉病毒传播路径是从蝙蝠类动物扩大到丛林其他灵长类动物，直至扩大到人类，而当地一直猎杀猴子作为食物，至今，这种强大的习惯依然维持着。

　　乌干达政府处置埃博拉的强力方式曾让当地人不满，然而，当埃博拉的疫情仍在西非蔓延时，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提倡乌干达的处置经验。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往西170公里就是穆本德市（Mubende），前总统阿明的行宫，建在可以俯瞰全市的山腰处。山脚的丁字路口，分割了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

　　西南方向，一条黝黑的柏油路，可以将全世界的旅行者舒适地带到终点—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西北方向，一条浊黄的土路，在绿色的群山中，一直延伸数百公里，路程终点位于与刚果（金）接壤的卡加迪市（Kagadi）。

　　1976年，埃博拉首次爆发于刚果（金）北部的埃博拉河沿岸，因此而得名。卡加迪市距离此地并不算远。过去十五年间，乌干达西北部区域频频被埃博拉病毒侵扰。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资料显示，自2014年3月初，最新一轮埃博拉病毒爆发以来，截至2014年8月22日，埃博拉病毒已造成1427人死亡，范围仍限于西非四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乌干达并不在疫情发生地名单上。

　　埃博拉最近一次在乌干达爆发，是在卡加迪市的良思瓦加（Nyanswiga）村。2012年5月，该村23人被夺去生命。

　　“久病成良医”，当埃博拉在西非的感染者不断增加时，2014年8月8日，只有中国中西部乡镇医院规模的卡加迪医院，派出4名医生驰援利比里亚。

　　“埃博拉的病人，现在不用送到穆拉戈（Mulago，乌干达最大的公立医院），我们的医生就能处理。”8月24日，面对南方周末的记者，卡加迪医院院长助理罗丝玛丽（Rosemary）难掩自豪。

　　十四座新坟

　　2014年8月25日中午，节奏强劲的非洲当地音乐响彻了良纳鲁达（Nyamarunda）乡，一场地区足球联赛的颁奖礼即将在乡小学的足球场上举行。这片足球场建在一块斜度至少有15度以上的山坡上，简陋的场地并未妨碍居民的兴致，见到南方周末的记者，当地小孩高喊“Munzunngu”（斯瓦希里语的意思是白人）。对于大部分村民而言，区别白人与黄种人，并不容易。

　　然而，欢乐并未遮掩埃博拉留下的创伤。

　　2012年7月29日，乌干达卫生部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自2012年7月初以来，总共报告发生了20例病例，其中包括14例死亡病例。指示病例已确定出现在良纳鲁达乡良思瓦加村的一个家庭，在该村已记录发生了9例死亡病例。死者中包括一名曾经诊治过一位病人及其幼儿的临床医务人员。

　　乔伊（Joe）是卡加迪红十字会的负责人，通过良纳鲁达乡的一位志愿者，他找到了一位幸存者的妹妹，一位仍然在读的女学生。“每次人们过来，我们都反复向那些人诉说自己的伤心故事，除了流下的眼泪，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她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乔伊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歉意，“请你理解她，这个月，除你之外，已经有三拨人来拜访他们。”

　　经过反复解释，巴鲁戈（Baruogi）家族一位已经出嫁的女性伊瑟卡（Iseko），同意接纳来自坎帕拉的陌生人。这个庞大的家族差点被埃博拉吞噬，原本十七口人，目前只剩三口人—一位遗孀、两名孤儿。

　　巴鲁戈家族的居住地藏在一片玉米地后。良思瓦加村似乎正处于农业化的进程中，烧山造田的痕迹处处皆是，即便如此，没有机械，没有畜力的传统，原始森林还在牢固阻挠村民讨要土地。

　　相比之下，曾经的巴鲁戈家族由于人丁兴旺，屋前屋后开垦出大片熟地。雨季过后，红薯、葱长势很旺，甘蔗与芭蕉围绕屋前屋后。

　　在屋子的西侧，扒开齐腰深的草走进去，两分钟后，一片二十平方左右的空地突现眼前—十四座新坟一字排开。巴鲁戈家族的祖母并未跟随南方周末记者走进来，这里似乎是她的禁区。由于家族人口锐减，巴鲁戈家族的一座房子已经废弃。2002年，因埃博拉疫情，另外一座村庄二百多人丧命，村庄也消亡了。

　　伊瑟卡不愿触碰埃博拉的任何回忆。幸存的三位家族成员，也都是死里逃生。她解释，自己的侄女连续输了三天的“水”（输液）才救过来。但是，现在，“没有爸爸妈妈，甚至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个也没有。”

　　卡加迪医院的护士格洛里娅（Gloria）至今能记得当时的惨状。“她来到医院的时候依然流血不止。她的嘴、鼻子和耳朵里都鲜血如注。人们抬着一个床垫把她送进医院，那个床垫上到处是血污。”救助的这个人，正是伊瑟卡的嫂子。

　　病人最终丧生，幸运的是，被传染的格洛里娅活了下来。

   病毒和仇恨

　　对巴鲁戈家族成员追问两年前灾难的任何细节，这都显得过于残酷，而且，几乎肯定无法给出一个答案。

　　一位曾在良纳鲁达乡工作过的青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最早的感染者是猎人，他们猎杀的对象是猴子。

　　了解当地生活习惯的司机则透露，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乌干达人，不仅仅吃猴子，几乎对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来者不拒。这或多或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干达频受埃博拉侵扰。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发现，埃博拉病毒最初只在蝙蝠群体内部传播，由于部分蝙蝠接触或食用过的植物果实被一些动物，诸如大猩猩、猴子等食用，或者部分蝙蝠尸体被其他动物食用，而在非洲一些地方，人们甚至有猎杀蝙蝠类动物作为食物的习惯，埃博拉病毒从而得以从蝙蝠类动物扩大到丛林里其他灵长类动物，直至扩大到人类。

　　对于每天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当地村民来说，动物蛋白摄入的来源选择并不多。即便在多次发生爆发过埃博拉疫情之后，这种强大的习惯依然维持着。卡加迪红十字会负责人乔伊称，不少村民仍在捕食野生动物。

　　更令人失望的则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匮乏。在卡加迪所属的基巴莱（Kibaale）地区，只有零星的用户能用上电，饮用水更成问题。从穆本德市到良纳鲁达乡的路上，赤脚儿童头顶装满生活用水的黄色塑料桶行走在路边，甚至连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幼童也不例外，只不过头顶的塑料桶更小一些。学会取水，是他们还未开始认识人生就必须学会的一项技能。

　　而裸露在野外的水源，则同样被动物饮用，无疑又增加了当地人被感染的风险。

　　乌干达人很少会直接抱怨他们的贫穷，但是，埃博拉疫情消失之后，良思瓦加村的乡民，用仇恨代替了病毒。

　　“他们（政府）承诺了那么多，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伊瑟卡说。1986年起，现任总统穆塞韦尼掌控乌干达已经28年，至今依然在位。强势的穆塞韦尼在面对埃博拉时同样十分强硬。他号召民众改变见面握手的习惯。

　　而对于巴鲁戈家庭而言，埃博拉不仅夺走了家庭成员，还有财富。巴鲁戈家族墓地一旁的藤蔓中露出几段仅剩的木柱。伊瑟卡说，那是他们原来的家。政府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他们的房屋，而且把所有感染者用过的物品付之一炬。“他们之前答应过，给我们这，给我们那，但其实什么也没得到。”

　　“我们只好出售一块地，建了一座新房子。”伊瑟卡非常恼火。

　　监狱长也得抗击埃博拉

　　如今，当埃博拉的疫情仍在西非蔓延时，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提倡乌干达的强力经验。

　　在这一波的埃博拉疫情中，乌干达的医务人员相当自豪—乌干达至今没有发现感染者，而且，他们已经向西非增援了一百多位医生。

　　在医疗水平并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乌干达抗击埃博拉的经验，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

　　2012年参与过救治埃博拉病人的泰特斯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上一次应对埃博拉时，位于恩德培的乌干达病毒研究所功不可没，齐全的分析设备能独立完成病毒的检测。而在西非，还必须依赖于世界卫生组织和西方国家，效率无疑大打折扣。

　　此外，乌干达政府在面对疫情时，显得训练有素。首先，在确诊病例后，立即与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请求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援助。卡加迪医院院长助理罗丝玛丽透露，无国界医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参与了当时疫情的防治。

　　此外，乌干达政府的动员能力也独树一帜。2000年，乌干达政府曾雇用千余名当地居民，要求他们挨家挨户寻找被家人隐瞒上报的感染者，并提供治疗与埋葬建议。到2001年疫情被控制时，共有224人死亡。而在2005年和2007年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乌干达仅有17人和37人死亡。

　　相比之下，西非国家的应对相当孱弱。在塞拉利昂财政部工作的中国籍高级经济学者鲁塞特说，“最让人担忧的是当地人从意识上对西医和政府的不信任，很多人仍不相信埃博拉病毒的存在，家人将病人从医院强行掳走的事情屡有发生。”

　　此外，乌干达政府对埃博拉的预防措施同样值得借鉴。埃博拉的宣传册被翻译成当地的斯瓦西里语，“每个家里的墙壁上都贴过。”乔伊称。

　　在首都坎帕拉的穆拉戈医院，2012年的疫情爆发后成立了埃博拉研究中心，主任是曾在中国医科大学学习过十年的泰特斯医生，“西非因为是第一次遇到埃博拉，所以不知道怎么应对，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

　　南方周末记者在探访卡加迪红十字会时，乔伊从文件柜里翻出一个黑色的文件夹，所有感染者的个人信息和发病记录，均完整地记录在案。

　　档案记录显示，2012年8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中，出席人员不仅有专业的国际医疗机构，还有当地监狱长的代表。“是的，如果接触过感染者的人不愿被隔离，我们可以将他们送进被隔离的监狱里。”乔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