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官难当

　　晋官难当

　　策划人：舒炜

　　山西在历史上被称为表里山河，大多数坚韧、智慧的山西官员都是会做官、做好官的典型，山西用自己的资源和人力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岐山说过，山西在支持中国工业化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能源和生态代价。

　　十八大之后，山西高级官员的频频落马，和商人之间难以说清的利益纠葛，让一些当地官场人士重提晋官难当，认为晋官迎来了一个危险期。

　　廉政瞭望记者奔赴山西，呈现出山西官场此刻的真实生态，探寻晋官难当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些山西干部表示，省领导太多，有的关系实在照顾不过来。不过申维辰与金道铭两人的面子却无论如何要给。申维辰与金道铭都是聪明人，对于对方的一些手段心知肚明。“这下好了，两个都进去，没准还能互相揭发些东西。”

　　申维辰和金道铭的太原“恩怨”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太原

　　2月2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了解金道铭履历的人都知道，金在山西堪称名副其实的强势人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1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申维辰的仕途起步于山西，曾官至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两名与山西渊源颇深的部级高官短时间内相继落马，当地官场一片震动。一名熟悉山西政情的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不管两人涉嫌什么案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申维辰与金道铭绝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早年在太原，两人有些“恩怨”，甚至还“掰过手腕”。

　　迥异的仕途

　　申维辰与金道铭，有着截然不同的仕途经历。

　　申维辰起步于基层，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老家潞城县下面的一个乡政府当电话员。其后步步高升，45岁时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50岁担任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再之后调入北京，相继在中宣部、中国科协任职。

　　与申维辰由地方至北京的升迁轨迹不同，金道铭走的是一条京官空降的道路。金道铭是北京人，曾担任中央纪委办公厅主任，中央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长。后来外调山西担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申、金二人的交集出现在2006年。该年1月，申维辰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7个月后，金道铭也由北京来到太原。

　　对于空降而来的金道铭，山西人尚有一个熟悉过程。不过对于本土干部申维辰，许多人却感觉，申书记与申部长大不一样。

　　在山西官场，申维辰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名声早已在外。有人认为，这也许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一个平民子弟，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自然得处处谨小慎微。一名太原的作家告诉记者，申维辰在宣传部长任上，对文化界的学者相当礼遇。面对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常常以晚辈自居。

　　不过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后，官威渐渐出来了。许多过去关系还不错的朋友，联系也少了。上述作家告诉记者，申当宣传部长时，逢年过节都要给大家发短信问候。到太原工作后，他春节给申发了一条短信，对方却没有回。

　　一名太原市的处级干部介绍，虽然都是省委常委，毕竟工作领域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太原面临的发展任务很重，不拿出铁腕，工作难以推进。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是利益，申维辰也不一定都能一一照顾过来。

　　在主政太原的4年多的时间内，申维辰提出实施“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古城发掘”的三城联动。此时，一批依附在申维辰身边的商人也开始在太原地产界崭露头角。也正是在此时，几名来自北京的商人深度介入太原房地产市场。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是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金道铭的“好朋友”。

　　馍馍就这么大，谁都想分一块，而且双方都是“大有来头”，谁也不好惹。

　　太原“两胡”

　　在山西官场，申维辰堪称美男子：一米九的个子，高大魁梧，仪表堂堂。

　　对此，申维辰曾颇为自豪地解释说：“我的长相就有山西文化特有的烙印。”山西曾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地方，历史上多民族并处，都在此留下活动轨迹。

　　“五胡”并处已成历史，倒是在申维辰治下的太原房地产市场，“两胡”的名头无比响亮。一名太原房地产业人士愤慨地告诉记者：“就这两个‘胡’，把太原房地产市场搞得乌烟瘴气。”

　　太原房地产业内人士都知道，过去几年有个“男胡”与“女胡”，在太原拿地能力超群，堪称两大“地主”。其中，“男胡”就是山西得一文化集团董事长胡树嵬，“女胡”则是山西奥科新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大股东胡昕。胡树嵬是申维辰在山西大学的校友、师弟，而相貌出众的女商人胡昕与金道铭关系密切。

　　胡树嵬，出生于1969年，山西原平人，山西大学肄业，以做图书批发生意起家。熟悉胡树嵬的人都知道，他早期的商业生涯并不顺遂，甚至因为盗版被相关部门查处过几次。即便是后来被大吹特吹的得一文化广场，也没有为他赚取多少真金白银。

　　然而，申维辰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胡树嵬的生意开始风生水起。他的企业成为全省重点文化企业，得到诸多扶持。在2005年的山西省年终相关总结材料中，得一文化广场被描述为“全省最大的图书音像产品经营机构”、“年营业额达两亿元”。

　　在2006年，文化商人胡树嵬雄心勃勃地宣布要进军房地产。也是在这一年初，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

　　“得一·剑桥城”便是胡树嵬进军太原房地产界的得意之笔。项目位于长风东大街的东沿线，开盘即热销。实际上，这个项目属于无证卖房，而且其销售时，正值太原市禁售小产权和证件不全房屋的风口浪尖，堪称顶风违规。除此以外，胡树嵬还与多家外地知名房企合作。合作模式也很简单，胡负责拿地，之后再加价转让给其它企业。

　　“女胡”的风头也不遑多让。一些煤炭国企为了和金道铭搭上线，借钱给胡昕作为项目启动资金。胡昕拿下地后，便用借来的钱搞开发。项目完成后，企业又出钱收购楼盘。胡昕做的几乎就是无本生意，最后却受益颇丰。

　　接触过“男胡”与“女胡”的人士介绍，胡树嵬好歹还算个文人，创业之初也吃了不少苦，所以对周围人比较客气，不喜欢显山露水。胡昕则不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动不动就搬出金道铭。据说胡昕还有个妹妹，长相也挺俊俏，胡昕也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金道铭认识。

　　“申维辰更不好惹”

　　申维辰离开太原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太原市规划系统即爆发窝案，从2011年2月起，太原市规划局副局长王凤玲、建管处处长梅刚被查，两名前副局长李忱毅、靳晓慧同时被调查。今年3月18日，太原市绿化局原局长张波涉嫌违纪被带走。就在申维辰接受调查的第二天，太原市分管城建的原副市长吉久昌，太原市国土局原局长张宝玉、总工程师杜怡亦被带走。

　　山西一名离休老干部告诉记者，申维辰落马，肯定和太原的地产乱象有直接关系。至于金道铭，其插手太原房地产市场，也不算什么新闻。

　　“在太原做国土工作，稍不留意就会得罪人。”太原市一名国土系统的干部则介绍，近年来煤改，众多煤老板拿到不菲的退场费后，退出了煤炭行业，眼睛就瞄上了房地产。这些人能量很大，有些把关系都捅到北京了。大家都有关系，就得看谁的关系更硬，不可能每人都照顾到。

　　此外，一名太原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当初他为了一个项目，搬出了一名省委常委级别的领导，最后还是落败。

　　前述干部介绍说，有些省委常委的关系，的确照顾不过来。不过申维辰与金道铭两人的面子却无论如何要给。申维辰身份不是一般，是太原的一把手，得罪了他，在太原官场就算混到头了。金道铭作风霸道，想修理一个人太容易。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被带走调查的太原市原国土局长张宝玉，就因为夹在申维辰与金道铭之间，被搞得痛苦万分。尤其“男胡”、“女胡”同时找上门，真不知怎么办！

　　太原市一名处级官员介绍说，申维辰与金道铭从未公开撕破脸，不过在有些事情上，两人还是较着劲。下面的人都看得清楚，只希望“神仙打架，百姓不要遭殃”。

　　在申维辰主政太原期间，“女胡”看中的项目有时还不得不“割爱”。下面的人盘算一通，“觉得申维辰更不好惹。省纪委要大张旗鼓查太原市的干部，总得师出有名。如果申维辰在中间顶着，更不好下手。而申维辰在太原要收拾谁，那是手到擒来。”上述官员说。

　　申维辰到北京赴任后，胡树嵬拿地的风头便有所收敛。甚至在有些项目上，还和胡昕有过合作。

　　刘雷是山西一名离休老干部，他告诉记者，申维辰与金道铭都是聪明人，对于对方的一些手段心知肚明。“这下好了，两个都进去，没准还能互相揭发些东西。”

　　金氏“高抬贵手”的能力

　　申维辰落马后，所有问题都指向城建领域。金道铭除了插手房地产外，其在煤炭领域的“作为”也引人关注。

　　金道铭曾经高调反腐，也曾在煤焦反腐领域大展拳脚，不过外界却对其有“查办案件双重标准”的议论。太原一名资深媒体人介绍，当地一直有传闻，山西近年来爆发的好些大案，最后处理明显较轻，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又处理很重。宽严失当的状况，引起了山西省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在去年中央巡视组驻山西期间，正是这些老干部们联合起来向巡视组反映问题。

　　中央第六巡视组组长叶冬松在巡视山西的情况反馈会上指出，山西省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查办案件工作和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管有待加强，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尤其后一句话，让许多老干部当时即听出弦外之音。

　　刘雷说，为什么一些厅级国企负责人，在一个无职无权的胡昕面前唯唯诺诺。就是“留条后路”，万一有一天出事了，希望金道铭能高抬贵手。

　　他介绍，金道铭“高抬贵手”的能力的确不一般。他不仅是省领导，还在北京工作多年，积累了一些人脉。能在山西压下的，就在山西压下了，山西压不住的，还可以去北京说情。

　　有中央纪委工作经历的金道铭被查，大多数评价是：金道铭被查只代表他个人，与别人无关，说明中央纪委不袒护，更能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金道铭胆子太大了，多大的案子都敢乱伸手。其中最为外界诟病的就是原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案。

　　2011年，白培中家中遭劫。法院确定的抢劫财物金额为107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也牵出白培中违纪行为。官方的调查结果表明，被抢财物中，除白培中本人及家属合法收入及其妻子两次开颅手术期间亲友援赠款项外，有84万余元财物涉及违纪。但白培中最终只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

　　有知情者亦称，除白培中案之外，在对时任临汾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沈庆华，以及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等事件的处理中，比较“轻”，都是金道铭“能力”的体现。

　　当地一名处级干部告诉记者：“这就是一出反腐滑稽剧，所有人从头笑到尾。”（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在山西，谁能知道，在每一座矿山后藏着一双多么有力的手？谁又能知道，在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

　　晋官有多难当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向下属们推荐过《大清相国》这本书，书中讲述了清代山西籍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关于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并贯穿着“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至死不忘济世救民”的为官之道。

　　廉政瞭望采访过的山西老干部群体则普遍认同，在某种意义上，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应该是当今山西官员的楷模。

　　不过，在山西官场上却常年来流传着一句“晋官难当”的段子，有人说这四个字最初是当年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件后，去职山西省长时说的。虽然孟学农亲自辟过谣，但挡不住后来山西的每一任主政官员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山西官场中人的这份感慨，又添加了些别的元素，那就是近几个月来因腐败导致的山西官场地震。

　　“在这样的时候，重提‘晋官难当’，有着一种别样的思考。”黄云，这名山西退休副厅级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成也“黑金”，败也“黑金”

　　山西有首非常有名的民歌，叫《人说山西好风光》，但山西民间也同时半公开地流传着一个段子，“人说山西好地方，黄米黑煤实力强。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

　　从上到下，不少山西人对煤炭都怀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情怀。据山西官场人士透露，从当地落马的副处级以上贪官来看，很多都和煤炭有关，称得上是“成也‘黑金’，败也‘黑金’”。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甚至说过，如果山西没有煤，日子比现在要好过得多。

　　煤之于山西，承载了太多东西，既有千万矿工的血泪，又强有力地支撑着山西的GDP。其间利益纠葛，很难理清。“在煤矿监管不规范的起初，‘黑金’交易和腐败可谓是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在停产、整顿、兼并、重组的过程中，照样涉及到若隐若现的腐败，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当地干部如此分析。

　　在煤炭市场最火爆的年景里，整个煤炭产运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分享了煤炭带来的利益。“晋官涉及煤炭的腐败，除了当地主政官员外，一般集中在两个领域，政法和安监系统。”山西某省级部门一名干部表示，“一方的腐败分子能提供保护伞，一方的害群之马可以放松安全监管，甚至通风报信，这样的权力结构自然能够一拍即合。”

　　在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武杰任职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先后3次收受该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贿赂，邵涉及到为煤老板充当保护伞。此时的山西警界一再曝出腐败案件。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灵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史双生等人的落马均源于此。其中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队长关建军甚至在里面攫取了上亿元的财富。

　　山西一名办案人员表示：“权力部门和煤老板的沆瀣一气，如果不是因分赃不均产生分歧，很难暴露。”太原市万柏林区安监局原局长郝俊亮、杏花岭区安监局原局长奥建荣、盂县安监局原局长韩斌、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古交市安监局原局长闫全维……在安监局长参与的黑金腐败中，这是一串未完的名单，。

　　据山西官方在去年的一次通报，5年来，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斗争收缴各类违法违规资金380多亿元，处分党员干部4715人。“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科级，甚至股级官员，动辄都是涉案上千万，甚至上亿。”上述当地人士表示。

　　今年1月25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再次重申：“必须深化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严厉惩处涉煤领域的腐败案件，构建起煤焦领域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彼时一同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的金道铭。

　　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在《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一书中谈到，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而山西日报则撰文表示，煤与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不能只顾挖煤，忽略治水。只有煤和水两大巨轮取长补短，才能加速发展，协调发展。

　　“相煎何太急”

　　山西著名作家张石山说，自古以来，一统天下的封建王朝出于中央政权的安全考虑，藩镇诸侯管辖的地域，一般都不得独踞天险，但山西，几乎成为惟一的例外，且易守难攻。

　　但正因为如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某高校学者而认为，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形成了山西地方势力相对复杂的局面，“虽说民国时阎锡山治下的那种‘独立王国’式山西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谁能知道，这里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

　　对于山西吏治，知名媒体人马昌博曾说过：于幼军对山西一些官员的素质言辞激烈，说官文化太强烈，而孟学农也直言山西官员缺乏市场意识和锐气。

　　一名熟悉山西政情的人士介绍，山西本土干部在官场上，常常是既抱团又内斗。“一些外来干部常常抱怨山西官场排外，本土干部则感慨‘相煎何太急’。”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原太原市长张兵生短信拉票案。当时山西的数十名重要官员都收到由张兵生下属发出的短信。说张兵生拉票，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短信发出时，张兵生已确定在晋升副省的选拔过程中成为失意者。短信内容是攻击另一名颇具实力的候选人，大有一番“我得不到的，也不能让别人得到”之意味。

　　事件的最后结局，是张兵生被免职并被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张兵生当初的竞争对手，虽然最后如愿晋升副省，但仕途也受到影响。甚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还不时受到流言困扰。

　　太原一名政界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从工作能力来说，张兵生与那一名官员均堪称佼佼者，两人也都是山西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最后弄成势同水火，谁也不是赢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原官场也一直流传，张兵生被调查后，第一时间就把责任揽了下来，说是自己授意的，秘书及下属不过依令而行。

　　“官场里都是个性鲜明、作风强势的领导，那么维护团结可就是个大问题。”太原一名政界人士感叹道。

　　此外，山西官场中的某些人，喜欢以官员籍贯划圈子。以至于在廉政瞭望记者在山西的多次采访过程中，常听到“某某帮”的说法。这种小圈子一旦形成，官场风气势必受到影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说，近年来山西爆发过不少案子，有些还是震惊全国的大案。到后来，个别人居然就能“软着陆”，让外界一片惊讶。“其中圈子发挥的作用不小。”

　　山西地方权力谱系

　　不少人说过，在山西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中，GDP考核对应着资源开发的力度与深度。论经济实力，省会太原稳居第一，排在二三位是长治和吕梁。但论民富，朔州则排名第一。

　　2013年，山西全省人均GDP为5621美元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朔州市人均GDP最高，达到9527美元，人均GDP最低的忻州为3447.53美元。

　　廉政瞭望统计发现，在现任山西省四大班子加公检法一把手，共计35名副省级以上干部队伍中，山西籍的有25人。其中忻州籍的有9人，排第二的运城籍官员有6人，其他9市均未超过2人，长治无一人。而在10名山西籍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里，运城、大同和朔州三市籍贯的领导各有2人。

　　“按一般规律来看，出干部的地方有几类，一种是经济发达的，太原的干部自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是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的地区；三就是吕梁这样的革命老区，吕梁自2003年建市以来，已卸任的三任市委书记均晋升到了副省级，当然，这里煤老板的数量在全省也是数一数二的。”黄云分析说。

　　从这些干部的成长地来看，上述35名副省级干部中有4人都曾在吕梁担任党委副书记以上职务，运城和朔州则以3人并列第二。

　　“但很可能因为吕梁前市长丁雪峰被调查，导致这里官场上‘人心不稳’。不是有媒体报道了吗？在丁之外的吕梁市主要领导又有人被查，还可能涉及到更高层级的领导，‘你懂的’。”有信源如此分析。

　　官难当？爱当官？

　　“晋官难不难当我不敢说，但临汾的官肯定是难当的。”黄云顿了顿，“你听没听过‘虎落平阳’的典故？”

　　他说，临汾古称平阳，是尧帝设都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襟带河汾、翼蔽关洛的战略要地，如今矿产潜在价值量为山西之首，这个地方的主政官员很重要，但各种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空降”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不少人称到这里来的空降干部有‘虎落平阳’之隐”。

　　当年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曾在3年间换了4任市长。“有些煤矿，你都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后台是谁。”曾有媒体报道，当年为了拆汾河两岸的违建别墅，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几乎把该市一多半的地方势力得罪了。

　　当地一名处级干部回忆，夏振贵当年到临汾任副书记，是时任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委组织部长任泽民一起送来并宣布的。“需要省委书记来地级市参加市级干部任免大会，你想想看，当时临汾的水有多深。”

　　临汾早些年官场上的情况，可以在山西副省长张平的小说《法撼汾西》中见到一些端倪。这本书讲述了以原汾西县县长刘郁瑞为主人公原型的当地官场生态。张平曾说过：“刘郁瑞和我聊起他当县委书记时惊心动魄的生活，我们谈了四天四夜，说到伤心处，他哭我也哭。”

　　不过山西省级机关的一些官员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过度去夸大官员个体力量以及地方势力的强弱，来强调官场博弈艰难，并不科学。你说现在哪里为官没有利益博弈？这些都还是人治思维。”

　　当记者向上述人士求证，是否真的如坊间传闻，当年临汾官场地震后，很多干部都不愿到临汾为官，得到的普遍回答是——“只能说而是在官场内比较，在有的地方当官压力要大一些，你也可以说当地保守势力较强，记不记得耿彦波当年在大同当市长，遭受过多大的阻力？”

　　但山西官场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指出：“晋官保守归保守，但这不意味着有哪个地方没有人想去当官，买官卖官严重是一直困扰山西吏治的一个老问题。”

　　今年2月，中央第六巡视组组长叶冬松作山西问题的反馈时，指出主要有一些部门和地方主要领导调整比较频繁，有的地方超职数配备和高配领导干部，一些干部档案存在不清、不实、不真问题。

　　不过，山西临汾某县县长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铛锒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不少山西官员表示，在袁纯清的三记重拳里面，尤以整治买官卖官，决定着山西吏治的成败。

　　书记、省长们的答案

　　文_板桥霜

　　在时隔多年后，孟学农回忆起了“晋官难当”这段“公案”：“我没说过这句话，不过要是这样理解‘晋官难当’，比如从山西基础工作差，工作艰巨任务重，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距离大的角度来说，‘晋官难当’也一点不错。”

　　2010年全国“两会”上，接替孟学农的山西省长王君没有直接回应媒体关于“晋官难当”的说法，而是委婉表示他在山西一年的工作体会中，酸甜苦辣都有。

　　距王君回答过这个问题后3年的同一场合，山西省长李小鹏也被问到了在山西主政的压力。他给出了8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只有袁纯清正面回应过“晋官难当”的话题：“在山西当官，不能说不难，但难是一种客观存在，关键是主观上如何对待。如果你觉得难，害怕难，那永远是难，但如果每个难的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等待，你就会去克难攻坚，后面也会有一片新天地。在山西工作，我已经做好了克难的准备。但我得到了山西干部群众的支持，因此是有难又不难。”

　　他还补充说，“现在做官都难，做省长、做书记都难。”

　　观察人士分析，“晋官难当”的出现，深层次原因其实是这里的一部分官员缺乏直面地方利益集团的决心和力量。

　　袁纯清曾任中央纪委常委，他到山西后，治晋方略的有三个重点，一是打破沉积已久的官场陋习，重塑形象，并借此为“再造一个新山西”提供干部保证。当时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山西共查处违纪违规公职人员1300多名。另一记重拳则是煤焦领域的反腐败，再有就是解决买官卖官问题。

　　在吕日周到长治当市委书记之前，民间对长治的评价是，长治是“常滞”、“长止”、“没治”。时任长治县委书记的王虎林在两个月间，突击提拔调整干部420人。当地传出了“要想富，动干部”的民谣。

　　去年1月12日，山西省纪委给予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按有关程序撤销其职务。早在李亚力被“两规”之后，就有媒体曝出“李亚力父子被指一年内卖官上百人，一个派出所所长职位‘优惠价’达百万”的消息。此前，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卖官受贿88万换来11年徒刑；山西翼城县委“卖官书记”武保安8个月获利500万元……

　　在山西，甚至有官员因为“卖官”丧命。2007年，大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南郊大队副教导员宋建忠将市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杀死，原因就是李在收受好处后，迟迟没有兑现帮宋解决正科级别的承诺。

　　“在袁纯清书记的三记重拳里面，尤以最后一个决定着山西吏治的成败。买官卖官和‘黑金腐败’是一条利益链上的两端。”当地不少官员表示。袁纯清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严肃查处违纪违规用人问题，对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突击提拔干部的，要严肃处理，本人一律不得提拔重用。”

　　分析人士认为，近代史上治晋算成功的有两人。一是阎锡山，一是张之洞。阎锡山虽然是军阀，但在他“重人才、兴教育”理念治下的山西硬是成为了“模范省”。

　　不过，在一些山西人文学者看来，袁纯清的铁腕治晋，和当年张之洞的思路更趋向一致。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山西巡抚张之洞给朝廷上了一道《整饬治理折》，提出了治理山西的全面规划和详细方案。张认为，当时的山西腐败落后，贫弱交困，如果不采取铁腕强权政策，那就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首先，“治晋之道，议者皆以培养元气”，再者，才是施行铁腕强权，虽遭到各方阻挠，但仍收效明显，张之洞也得以荣升两广总督。

　　“这和现在的方略有一些共性。所幸，此时山西各方面情况要比张之洞那时要好很多，成效应该也会好很多。”山西省一名离休老干部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