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资料：回忆30年前“新中国质询第一案”(图)

陈宝森老人看着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合影，讲述着共和国史上那次经典的人大质询案。 本报记者 刘可 摄

　　回忆30年前“新中国质询第一案”

　　昨日，85岁的陈宝森老人从泛黄的塑料封套中取出珍藏30余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证，红色绸面依然光洁如新。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经历了“共和国质询第一案”———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时隔30载，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重申“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并表示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询问国务院有关部门。耄耋之年的陈宝森得知这一消息显得十分激动，人大监督的作用有了更新的前景。

　　清华校长发起质询宝钢建设案

　　陈宝森老人家住北京海淀区一座普通民宅，头发花白、身体瘦弱的他靠在沙发上，身后是两幅长条的合影照片：一张是1978年3月6日，国家领导人与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北京团、天津团等代表的合影；另一张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在1954年8月与北京市一届一次会议代表的合影。

　　陈宝森回忆，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小组讨论会议上，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对正在上海建设的宝钢新址发问：宝钢厂址为什么选择在海滩上，打地基都是用钢管，那就相当于用黄金铸成地基啊。国内有大量铁矿，为什么以后要从国外进口？此时，宝钢正式动工已有一年八个月，35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已交付使用，最先建的厂房结构和发电厂的设备正在吊装。

　　此言一出，引发了在座代表的共鸣。陈宝森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他所在小组的代表，很多都是来自北京市人大会上的“海淀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多人都以敢言著称。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培源、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王惠德以及北京市的领导都要求向冶金工业部部长“当面问清楚”。

　　陈宝森当年是北京海淀区副食品公司副经理，并没有关注宝钢建设问题，“整个小组的代表中只有刘达最了解情况，大部分都不太了解情况。因为刘达在革命时期就有很高的威望，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提出的意见又有道理，得到代表们的支持。因此，小组30多名代表全部举手附议，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陈宝森回忆说。

　　达成共识后，代表们将“质询冶金工业部部长”的要求告诉了代表团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转告。

　　代表连番炮轰部长毕恭毕敬

　　陈宝森记得第二天下午———1980年9月4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北京团全体会议，“整个屋子坐满了人，大家神情都比较严肃”，会场汇集了十几家媒体的记者显示此次会议的重要性。

　　随后，60多岁的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在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厅。“唐克穿着中山装，高个子、一头白发、显得很苍老，但一直都是毕恭毕敬。”陈宝森说，唐克一上来就先向所有代表鞠躬，向代表们对宝钢的关心表示感谢。

　　“为什么要建设宝钢？”代表们毫不客气地直奔主题。

　　唐克先介绍了宝钢的建设规模：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钢材422万吨。随后还介绍了工程建设总进度、目前的施工进展等情况。建设宝钢是因为冶金部曾在1977年提出“1985年要生产6千万吨钢”的任务，由于“文革”对我国经济的破坏，现有企业完不成这一任务，须建两三个年产600万吨钢的联合企业。此外，建设宝钢可以改变我国钢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自建钢厂比进口钢材也划算。

　　唐克刚回答完，另一名早早“抢”到话筒的代表问：宝钢厂址为何选择上海，还要建在海滩上？

　　这个问题道出了很多人的疑问。当时，我国鞍钢、攀钢等大型钢厂都是建在铁矿丰富的偏远山区，而上海的铁矿资源贫乏，在动工初期，在海滩上的基础桩位还出现过位移的情况。

　　唐克解释，上海工业基础好，科技水平高，有熟悉钢铁生产的干部、技术人员等。临海而建则是，水运比较实惠。同时，打地基难度大，花钱也多。唐克分别以算账的方式，向代表们解释“从海外进口矿石比国内的便宜”、“宝钢可以在13年内收回成本”等结论。

　　还有代表不满宝钢所有设备都从外国进口，并指责宝钢是“花钱买现代化”。在场的冶金部副部长黎明解释，当时，国内的钢铁工业十分落后，连造船、造汽车的钢板都从国外进口。攀钢因设施都是来自国内，吃尽了苦头，生产十年后，才扭刹住亏损的局面。

　　部长满脸通红，回答真诚而紧张

　　时隔30载，令陈宝森记忆犹新的是，唐克真诚地进行了反省：工程上马仓促，没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没有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准备工作欠缺的地方，“花了不该花的钱”，有的地方造成资金浪费，并表示正对此进行检查。

　　在大家看来以上本是唐克的结束语，但刘达、王惠德、李瑞环等几名代表，仍对一些具体问题继续提出质询，唐克等人又一一作答。

　　“唐克的答复合情合理，大家也认为他是很真诚的，都没什么话说了。”陈宝森清楚地记得，整个质询唐克的过程有一个多小时，唐克并没有带任何材料，上百个数据脱口而出，“整个过程他虽然没有出汗，但一直是满脸通红，估计他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陈宝森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共和国第一质询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代表们依照法律规定，在大会期间，“对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代表们在集体行使职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力。”陈宝森认为，质询并非代表们与某个部门过不去，通过宝钢建设质询案，也让代表们和公众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缘由。

　　2000年，“质询案”密集的年代

　　我国“质询”的前身是更为严厉的“质问”：1954年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1978年宪法将“质问”改为“质询”。1982年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有质询权，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随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了质询权。

　　“宝钢质询案”20年后，全国人大又出现代表就烟台“11·24”特大海难事故质询交通部。2000年3月8日下午，时任交通部长的黄镇东率该部有关工作人员，前往辽宁代表团驻地接受询问。此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再也没有出现质询案。

　　在地方人大也有多起质询案。1981年，在江苏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就财政预算等问题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5项质询。1989年，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就清理整顿公司问题质询副省长杨汇泉等人，因对杨答复不满意，177名代表向大会主席团正式提出议案，成功罢免杨汇泉，《人民日报》还发表《人民万岁》的社论。

　　在广东，多次出现质询政府有关部门，2000年，在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28位省人大代表因环保部门处理一宗污染项目不力，向省环保局提出质询。在3轮质询没通过后，人大代表联名建议撤换副局长的职务。这被外界看成是“广东人大现象”，吸引各地人大前来取经。

　　与广东质询案发生的同一天，海南省交通厅和财政厅的三位正副厅长，就返还海口公共汽车公司燃油附加费问题，接受省人大代表的质询。次日，代表团向主席团递交书面报告，对省交通厅、财政厅的口头答复表示“不太满意”。

　　质询威力之大，令许多官员闻风丧胆，许多地方人大也不想火药味太浓，将“质询”变通为“约见”“询问”等“温和方式”，“质询”一度被束之高阁。

　　专家看好人大质询监督的前景

　　有专家分析，“质询”一度难寻，与当时法律制度不健全有关。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进一步对质询的程序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明确了“质询制度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田必耀告诉记者，质询有两层含义：人大代表或委员对于不清楚、不理解的问题，请“一府两院”作出答复；质询有问责的属性，但不等于问责，是对工作中的问题的监督，要求对有关部门进行追责。

　　田必耀认为，此次吴邦国再次强调“质询”，是提倡依法行使质询权。“是把人大的监督功能放大，是对人大权力的宣示”。

　　田必耀强调，法定人数的代表或委员提出质询后，大会主席团不能否决，只能决定答复的时间和方式。在人大的监督中，质询的效果最好，可以当面问清楚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对今后我国人大开展质询权的前景十分看好。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人大研究》副主编谢蒲定表示，随着民主法治进程，依法治国的常态化，质询使用的环境逐渐成熟，相信今后使用会越来越多。

　　南方都市报两会记者组 杨章怀 实习生 李慕杨 刘春瑞发自北京

　　人大质询案例

　　1980年9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17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问题提出质询，人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

　　2000年3月8日

　　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辽宁代表团的3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交通部质询烟台“11·24”特大海难事故。

　　1981年

　　江苏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江苏省代表就财政预算等问题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5项质询。

　　1989年春

　　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湖南省人大代表就清理整顿公司问题质询副省长杨汇泉等人，因对杨答复不满意，成功罢免杨汇泉。

　　2000年1月25日

　　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

　　28位广东省人大代表因环保部门处理一宗污染项目不力，向省环保局提出质询。在3轮质询没通过后，人大代表联名建议撤换副局长的职务。

　　2000年1月25日

　　海南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

　　海口代表团就返还海口公共汽车公司燃油附加费问题质询海南省交通厅和财政厅的三位正副厅长，代表团对省交通厅、财政厅的口头答复表示“不太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