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之力”将白恩培拉下马的说法或许夸大了，但退休省部级官员敢于实名举报，仍属官场异数。“世道变了，是非颠倒了，干好事反而变成奇怪的了。”
一位维权者来电说，自己那事儿要走法院解决。老人提高嗓门冲着话筒说：“只有一条路，给中纪委写信举报。”他更相信纪委，而不是法院。
这几天的昆明，阳光很好，吹着微风。92岁的杨维骏坐在朝南的会客室里，不时接各地的来电。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还有些是老友的道贺。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白恩培落马。在大同小异的报道里，这位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成了“凭借一己之力拉下大贪官”的斗士。而老人只是淡淡地表示乐观其成，“这才开始”。
在过去几年里，杨维骏一直坚持实名举报当地官场的各种贪腐和官僚问题，2010年他因带着农民上访事件扬名，2013年又因一封在网上实名举报白恩培的信件再度引起舆论关注。
多位云南老干部谈及杨维骏，尽是溢美之词：执著，有勇气，“身上有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干部的硬朗、直接的风格”。还有人说他像“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
“我就是一个异类，常常不合时宜。”这位“曾与蒋介石斗争到底”的老革命说，“现在这个世道完全变了，是非观念颠倒了，好像是干不好的事才是正常的，干好事反而变成奇怪的了。”
客厅沙发后面的白墙上，挂着杨维骏自己写的诗：“冬去春来往又还，沉浮世上哪能完。人生百岁如弹指，轻看浊流心自恬。”
“反正我有机会就提意见”
杨维骏和白恩培没共事过。2001年10月，55岁的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转任云南时，杨维骏已经离休快3年。
不过，新省委书记甫一上任，就被这位退休老干部紧追不舍。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这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白恩培到任没几天。杨维骏给白恩培提了一些有关城市发展的意见，但几次三番，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在云南省“两会”上，杨维骏又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得到明确答复，几次下来，杨维骏“就不问了”。
“我知道他是敷衍我，就这样了。”此后，杨维骏对白恩培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白恩培履新后的重要决策之一，是提出昆明市“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围绕滇池造城，打造大昆明，“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当时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很多专家和老干部不免担心，太快会出问题。杨维骏是其中态度鲜明的反对者之一。
为了尽快推进落实，白恩培召开了省委省政府联席办公会议，又让昆明市规划局召开了一个专家听证会，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杨维骏不服，觉得听证会上请的专家结构有问题，缺少真正持反对意见者。他去找时任省政协主席：“政协是民主监督，是不是开个会？”政协主席随后召集昆明市规划局来汇报情况，但杨维骏还是觉得，这是在敷衍他，“避免政协跟省委唱对台戏”。
不过经此一事，杨维骏得到了省委有关领导的主动关注。
一位新上任省领导就曾带着秘书前往他家探望。他们聊了大概20分钟。“我还想找4个专家，请你安排半天时间，咱们好好深入探讨一下。”杨维骏说。领导点头记下，同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领导最爱听取不同的意见。”
快到中秋节，这位领导让人送来两盒月饼。杨维骏有些失望，他等到的就是这个结果—“两盒月饼”。
白恩培在云南当了近十年省委书记。杨维骏说，后来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作为党外人士，他就被排除在外了。
不过，只要有机会，他就不放过。
2008年之后，因为接到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杨维骏写成材料，带到了2009年的新年团拜会上。
他原本想当面交给白恩培。但到了现场后，担心单独递交起不到效果，就趁对方上台讲话之际，将材料分发给与白恩培同坐主桌的省委常委，人手一份。
这一招后来见效了，但有人对杨维骏说，白书记很不高兴。
还是2009年，杨维骏又接到一个线索，省内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人民币控制了近六成股权。而据他了解，这是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价值5000亿人民币。
“这不是贱卖嘛！”杨维骏又坐不住了，他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
杨维骏在云南官场“红了”，一些老干部称赞他勇敢，也有人劝他注意安全。
曾担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义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曾不止一次劝他，有些事情，不要管了，不要太累了。”
有一次杨维骏到王义明家做客，杨维骏的夫人也曾私下里跟王义明说：“我劝他不听，你再找时间劝劝吧。”王义明再劝，杨维骏却回道：“你才是息事宁人。”
杨维骏知道，铅锌矿一事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
而他强烈反对的造城运动，正轰轰烈烈进行着。昆明市还提出了“全域城镇化”的新思路。
到了2011年8月3日，“历时4年之久上百人参与”的《滇中城市群规划（2009-2030）》正式发布。昆明将加快构建以“一湖四片”、“一主四辅”为骨架的区域性国际城市新格局。
杨维骏看到这些，就跑到市委老干部局的一个会议上说：“大昆明是错误的，区域城镇化更错误。”主持会议的一位负责人说：“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杨维骏也习惯了：“反正我有机会就提意见。”
“只剩下他一人， 继续举着长矛，冲向风车”
1922年出生在昆明的杨维骏，在家排行第五。父亲是滇中名将杨蓁，同盟会成员，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杨维骏三岁时，父亲被人杀害。少年杨维骏被家人送到上海读书。他自言在家仇国恨中长大，从小性格比较直，敢于批评。
因为参与成功策动了军阀卢汉起义，1949年后，杨维骏仕途平坦，一度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直到1959年因拒绝揭发曾共事过的“右派”社会学家费孝通，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后来在费孝通帮助下，摘了右派帽子的杨维骏重新恢复了统战部副秘书长职务，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
“我很高兴，过去提多少建议，人微言轻，得不到理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提出建议，至少总会得到答复吧！”
此外，他还当选了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至1988年）。不过，好景不长。
一次，在参加云南省组织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中，他们接到某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一个女港商以次充好，将不合使用的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给该厂，有关部门层层开绿灯，这位经理抵制，竟被上级主管部门以不称职为由撤职，而女港商从中捞了一大笔。
杨维骏等人经过调查，掌握了确凿证据，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调查。
他没想到的是，这得罪了省里某位领导，案子则不了了之。
在下届出席全国人大的云南代表中，许多代表继续留任，杨维骏落选。他认为受了此事影响。
当时改革开放伊始，许多政府机关竞相办公司，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云南省成立了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省长任组长，省政协也需要有人出任副组长，时任省政协主席刘树生推荐了杨维骏。
在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中，杨维骏结识了一些“党性强、刚正不阿的党员”，比如时任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罗运通、昆明市检察院检察长丁允中、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仁信等。
杨维骏在自传中提及了他的这些官场知己。
丁允中在当地以执法铁面无私著称。在华宁县任公安局长时，县委书记的女婿涉嫌贪污，依法应逮捕法办。但这位官家女婿当时住在省委大院岳父的家中。
省检察院领导叮嘱丁允中：“你可不能去书记家中抓人啊！”
丁说：“我有办法。”
他派人守在省委大院门口。这位女婿一走出大院，就被抓了个正着。正在外地的县委书记打电话问：为什么抓人？丁允中说：“有确凿证据，是依法逮捕。”
后来丁允中退休时，杨维骏送了一首诗给他：“为正纪纲心力焦，威权门下不弯腰。君虽告老心难静，伏案犹挥正纪刀。”
杨维骏敬佩的同僚还有徐仁信。有一次，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议某事，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仁信认为不符合人大组织法，提出反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称，此事经过了省人大同意。徐仁信又去了省人大，和一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争论起来。事后，那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徐仁信这人好拗！
徐仁信同样是解放前的老革命，退休时只是厅级干部。杨维骏写了一首诗相赠：“利禄功名尽可扔，是非曲直必分清。任凭常有笑君拗，偏作权奸眼里钉。”
南方周末记者向两位云南省老干部求证，得知这些官场轶事“确实属实”。
如今丁允中和徐仁信，也都近90岁。杨维骏期望南方周末记者去找他们聊聊，但他们的衰老远比他想象的更快，耳聋。徐仁信的女儿已经60岁，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只剩下他（杨维骏）一人，继续举着长矛，冲向风车。”她说，父亲虽然时有老年痴呆的表现，但有时提到杨维骏，还是会说：“佩服。”
1993年杨维骏退出政协副主席一职，1998年又从民盟相关岗位上离休。此时，在美国留学并就业的儿子，来信要杨维骏夫妇去美国探亲。
这趟探亲之旅变成了工作考察。杨维骏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六万字的《美国社会动态侧记》。他在观察美国社会的同时，思考着国内的问题。比如，他提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普遍遵守商业信用，说谎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但联想到国内，“官场上，假产值，假成绩，假报表，假统计比比皆是；有些人口头上马列主义，一肚子封建主义。讲真话的人不是没有，可往往遭排挤打击”。
南方周末记者问，离休之后，还跟官场的人有交往吗？杨维骏说，有时省委老干部局组织老干部，去调查、参观，在一起也很少谈政治，就是旅游观光。
这天，一位画家找到杨维骏，自称很敬佩他，想为其画一幅画作：“杨老你属相是什么？”杨维骏笑着说：“属狗。”
“只有给中纪委写信一条路”
87岁的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鸣庵曾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过，对杨维骏很佩服。在他看来，其他老干部一旦离休，大多安于现状，做个老好人，而杨维骏依旧像个“刺头”，坚持帮人维权和举报。
其中，2010年12月的“公车上书”事件，将杨维骏推向了舆论高潮。那一次，他开车带着12个上访的失地农民，去省政协上访，一间一间办公室去敲门，却一个人都找不到，“明显都在躲”。
后来，省政协一名处长找到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
事后，杨维骏感到现实中维权太难，开始学着开博客，将举报信发上网，以获得关注。他给自己的博客取名为“直言”。
那次“公车上书”，杨维骏曾打算请马鸣庵一起前往，因为此前他看过马写的一些有关时局的观感，“尖锐，深入，是一路人”。
马鸣庵没有去，“我觉得他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2012年，昆明下辖的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画面在网上流传，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
村民代表王春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3年3月，杨维骏主动打电话声援，并告诉他们，要依法依规维权。此后每次联系，杨维骏会将他获得的最新的政策法规告诉这些农民。
后来杨维骏亲自参加了农民们的一次集会。据媒体公开报道，时任晋宁县委书记一早来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但杨维骏反驳，“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最终，县委书记的态度从劝阻变为“多去指导”。杨维骏要从家中赶往约30公里外的广济村时，被告知“不能送他”，政协给他配的公务车只能在昆明市区跑，不得出城。不过杨维骏最后还是设法从友人处借得一辆车赶到了会场。
省部级老干部的到场，让农民们士气大振。后来，村民带了些农副产品上门拜访，杨维骏坚决不收，称这是共产党的作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样略显古板的语言，让王春云等人十分佩服。
“这个人就是耿直，不圆滑。”马鸣庵说，但他一直不看好杨维骏的举报和维权。“我说你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你电话有监听，有人跟踪，要小心。他说，我怕什么。”
佩服杨维骏者，不一定支持他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比如，他更相信纪委，而不是法院。
9月1日，杨维骏在家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第二次采访时，电话仍不断打进来，又是上访户。一位维权者来电说，自己的事要由法院解决，被杨维骏认为太天真。老人提高嗓门冲着话筒说：“只有通过举报给中纪委写信一条路。你那样做，我们就不是一路人了。再见。”
放下电话，他一脸愠怒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曾是农民的总代表，到北京去，我领他到中纪委去告。现在肯定有收买他了，他就骗农民通过法院来解决，我早就说，通过法院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法院骨子里还是会袒护同级政府。
杨维骏本人也曾将举报白恩培的公开信寄给中纪委和王岐山书记。他后来还将举报信转交给媒体记者，在记者的博客发表出来后，一时引起各方关注。在这封信里，杨维骏指出云南有六大案件，而曾经的省委书记白恩培不能逃脱干系。
2014年6月，《财经》杂志报道了“六大案件之一”的兰坪铅锌矿案，举报人杨维骏再次得到关注，并被很多人视为他本人获得最大的一次舆论胜利。
“杨老是反腐斗士，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义明认为，说白恩培被杨维骏以一人之力拉下马不尽客观，中央巡视组前后来过多次，应该听取了不少人的意见，另外如果没有目前的反腐大形势，情况可能也会不一样。
王义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杨维骏每天很早起床，坚持游泳，有毅力，这一点，他也用在了反腐败上。
白恩培落马后，找杨维骏维权的甚至包括了官员。一位曾在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任职的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3年云南省“两会”期间，一封署名为“倒白委员会”公开信流传，因为是用省政府办公厅的信笺写的，于是他被怀疑是执笔人，后来他被追查在担任某县县委书记时受贿18万元而被判刑入狱。如今处于假释期。
这位官员称，所谓“倒白委员会”和受贿案都是莫须有的。“现在白恩培倒了，我想该是时候为自己申冤了。”他想求助于杨维骏盛名。杨维骏对传闻中的“倒白委员会”一事也很气愤，但他说需要搜集证据。他建议，你最好还是写信给中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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