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开始，约有3000家私塾、学堂涌现全国，读经声响彻各地，民间教育实验盛况空前， 人们将对体制教育的不满投射其中，又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也有一种使命感，但十年后，他们收获了什么？梧桐山读经村的今昔是个值得观察的标本。
开学四天后，崔小萌（化名）决定退学。她要离开的不是学校，而是一家私塾。崔小萌今年15岁，她在私塾中背诵四书五经。
2014年8月23日，一大早，她给父母打了电话，要求接她回去，
语气果断，但听着又有些失落：“我是来学国学，不是来背经的。”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山脚有着全国规模最大的“读经村”。在深圳这个以创新为标志的城市，教育的民间改革也最先发端。三四十家私塾，散落在火柴盒似的民房里。在巷陌间游走，冷不丁“某某学堂”、“某某书院”的匾额就出现在门首。而孩子们整齐的诵读声，也从窗户里跳了出来。
鼎盛时，近千名孩子放弃了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在梧桐山读经诵典。《论语》、《大学》、《中庸》、佛道老庄……学生们朗朗而读，喁喁而诵，在一遍遍的记诵中，将圣贤之言装进脑子。
自2004年第一间私塾开办，这场投注无数人心血的教育实验，已经持续十年。在京、沪、浙，乃至全国各地，私塾、学堂、读经联谊会等已超过3000所，影响了上千上万的家长和孩子。
如今，这场体制外的实验走到了十字路口。
耐心耗尽，动荡来了
“以后梧桐山的圣贤，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啦。”
“今年，读经的孩子比以往少。”一位私塾老师迟疑着说，背后，是一幅至圣先师孔子的行教图。
2004年，画家张中和办起了梧桐山第一所私塾，取名“蒙正学堂”。他是梧桐山私塾教育的肇始者。后来，在他的拉动下，小学教师，餐馆老板，也在梧桐山开办了自己的私塾。数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学爱好者汇聚这里，租民房，挂上学堂的匾额。梧桐山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山村，一跃成为民间国学教育的重镇。
张中和喜欢南怀瑾描绘的读书画面—“一群乌鸦噪晚风，诸生喊破好喉咙。”
培养这个时代的圣贤之人，才是张中和的理想。“我的教育理想十年来都没改变。”
梧桐山最辉煌的时候，一所所学堂像雨后的蘑菇般纷纷生长，堂主们互相鼓励，“以后梧桐山的圣贤，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啦。”
但今年，张中和的学生只有最多时的一半。
出现同样状况的私塾不在少数。
“原本期望的教学效果没有出现。”2009年，刘海峰在梧桐山开办了己谦学堂，“我们像古人一样付出了那么多，但没有效果。”
危机发轫于2013年。
这一年，梧桐山读经时间最长的孩子读经已近十年，许多则已读了两三年不等，按照规划，他们已经读完乃至背完了四书、五经。
从小读经的孩子，可以将经典读得烂熟，但五六年后，家长却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认字都有问题。而那些曾经引以为傲、将整本《大学》、《诗经》、《易经》一口气吐出唇边的文字，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若想重温，只剩吞吞吐吐和自找难堪。
这是因为，学生从小只是跟着老师一遍遍复读，就和唱歌一样，听熟了就能唱，但既不认识音符，也不了解意思。
很难说之前没有人察觉，这更像是一个终于耗尽耐心的故事。
“当时家长就‘反’了。”在某一家学堂，十几个家长，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对私塾的失望，迅速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失去了每个学生5万到10万不等的学费，这一年倒闭的私塾就有十来所。
对一部分堂主而言，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重创。因为私塾的第一个学生，读得最久的那一个，往往是自己的孩子。
刘海峰的第一个学生就是5岁的女儿。
曾经每一天，他带着女儿诵读古书，将“子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得口干舌燥。他想让女儿逃离体制教育的深渊，想让她变得不一样，换来的结果，却只是互相辛苦。
“她完全不愿读经了。”疲惫的父亲语气累极了。
2013年9月，刘海峰关掉了自己的学堂，离开了梧桐山。
风雨飘摇，堂主们说，这是梧桐山最动荡的时候。
十年乌托邦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
现代意义的儿童读经运动，在中国大陆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推动者是台湾学者王财贵。随后二十年，他成为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
在一千余场讲座中，王财贵的理论一以贯之：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则简单明了—大量读经，大量背诵。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经典的推崇。“读童蒙不如读唐诗，读唐诗不如读古文，读古文不如读四书五经”。读了四书五经，其他的也就无需花时间，这被誉为“教育的经济学”。
而读的过程，也无需讲解和认字，不认字的跟着老师读就好了，学会拼音后就自己看，高深的内容小孩子本就无法理解，而且即使不理解，经典也自有妙用。
“读一遍有一遍的好处，读一百遍有一百遍的好处。”
在王财贵流传最广的一次演讲中，他举了一个例子，阐释了经典的魔力。因为怀孕的母亲坚持读了十个月《论语》，出生的孩子不仅相貌不凡，而且知礼懂事，晚上从不哭闹。
“第一批推广读经的人，许多是佛教徒，读四书五经和读佛经的感觉差不多。”一位私塾堂主说了自己的理解。
这还是一种推广的“不二法门”，由于不讲解，读经教育中，对老师的要求简化到了极点，只要是对私塾教育感兴趣者，都可以组织私塾。
在梧桐山，私塾的堂主和老师们背景各异，辍学学生、茶艺服务员、IT工程师、餐馆老板、报社编辑、健身教练……热爱国学的人们汇集到梧桐山，他们一边自学一边授课，最主要的教材就是王财贵编写的一套注音版的《国学经典诵读系列》。
凭了经典本身的价值，“老师只有一杯水，但可以给学生一条河”。
私塾老师吴太雪在高二时接触到了读经，那时她的学习不上不下。听了王财贵的讲座光碟，才恍觉原来经典的价值那么永恒，立誓将《论语》读完一百遍，说不定对数学也有帮助。还没读完，她就退了学，辗转来到梧桐山。
如今，在她的私塾里，每天都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着一位法师对《弟子规》的讲解，无论学生是在上课、玩耍还是吃饭，又或者根本不在屋里，电视里的谆谆教导都永不停休。
这是一种混杂着教育观和文化情怀乃至文化自尊心的理念。人们将对体制教育的不满投射其中，又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也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培养真正的人才。”
读经的雄心还不止于此。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一家私塾的堂主说。
在这家私塾的教学规划表上，学生除了要读背四书五经外，还要在六年的时间内，用同样的方式，在完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跟着录音机，朗读背诵英文的十四行诗、德文《圣经》、法文《圣经》以及日文的《论语》。
与体制内教育的强烈对比，吸引了许多热忱的家长：学校沉重的课业负担，白热化的考试竞争，甚至复杂的人际关系，都推着家长将孩子送入另一种听起来远为纯粹而雄心勃勃的教育。
“现在大学读出来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让孩子了解一些传统文化，变得知礼”这是家长频繁给出的理由。
“这是一种乌托邦。”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发现，许多读经教育的推动者，热衷于培养圣贤，而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他看来，应该是培养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传统文化成了社会产生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刘海峰会告诉家长读经的好处，在古文方面，读经一年有高中语文程度，读经二年有大学语文程度，读经三年有中文系语文程度，大家都这么说，“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治“病”学校
“这不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吗？”
崔小萌退学的鹿鸣学堂，是梧桐山规模最大的私塾，学生人数常年超过百人。
六岁那年，她就在鹿鸣学堂待过一年。那时学堂还没有搬来梧桐山，在深圳市内的一个小区里。学生只有她和堂主孟丹梅的女儿。
每天她和堂主的女儿从早读经到晚，但读的什么都忘了，崔小萌有印象的，是那时堂主的女儿好像得了厌食症，每天背完经吃完饭就要吐。
一年后，她被父母接回家。再次来到鹿鸣学堂时，已经十五岁，作为问题少女被送了进来。
“老师面前我很乖，但在学校天天打架。”崔小萌留着一头长发，语音平实，只有当对方表示难以置信，才习惯性地皱皱眉。
崔小萌代表了一大批被送来私塾的学生—问题少年。
“家长将孩子送来私塾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有传统文化的情怀，另一种就是孩子太顽劣，在学校混不下去了，想用传统文化在道德上‘治病’。”一位私塾堂主说，现实是，后一种占的比例更大。
“有的私塾，完全成了问题少年学堂。”堂主们都认为，这影响了读经教学的效果，他们抱怨道，管理问题少年，吃力不讨好，耗费了大量精力。
“我感觉是那一年的私塾产生的阴影，太压抑了，长大了才要发泄出来。”2014年，当崔小萌再次来到鹿鸣学堂，她感到这种压抑的氛围依然存在，她的同学们，那些13岁以上的大孩子，显得都有些沉郁。
学堂实行封闭式寄宿制管理，不能看电视，不能用电脑，不能用手机，也不准随便出入。目的是为了将学生隔离于社会的“污染”之外，好让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崔小萌说，每天读完七八个小时的经书后，那些大孩子，也会偷偷地抽烟，跑出去上网吧，或者打架谈恋爱。每天读诵圣人的教诲，并没将他们变成谦谦君子。“有的比我在学校认识的坏学生还要坏。”她想了想，接着补充，“是那种阴阴的坏。”
崔小萌来到学堂的时候，堂主的女儿在读经十年后，已经被送到了北京，进入王财贵开办的文礼书院。
“十年读经，十年解经”，王财贵为读经的孩子构想了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学业过程，先用十年时间记诵中外经典，再用十年时间加以意义的理解。
“这也是为私塾的孩子找了条出路。”一位堂主说。
2012年9月28日，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所私塾路上的清华北大，面向全国招生，标准可谓严苛，“能背诵经典三十万字（中文二十万，外文十万）以上”。
“我的女儿背完了二十万字，”孟丹梅说，“是作为陪读生进去学习的。”
但一位同学告诉崔小萌，孟老师的女儿曾经说过，她其实想当明星。
一直到今年，书院才有两个学生真正达到了背诵三十万字的要求，一位还来自台湾。
“我觉得这显然不合理，现在我们国内最有学问的学者，是古典学者，也没有人能背诵三十万字。”徐梓对此不以为然。
但这个标准却实实在在改变了崔小萌和她的同学们的生活。
原先，对于背诵，学堂并没有严格的要求，现在则有了“包本”的制度，所有学生，都要求将某本经典读诵百遍后，进行“包本”，也就是一次性背诵，同时录像，作为以后进入文礼书院的证据。那些原本几年前就背完了的学生，由于没录像，背了也不作数，重背时，又早忘得一干二净，狼狈不堪。
这成了一种变相的考核，学生和老师，围绕着“进书院”开始紧张地运转，一堂读经课的时间也从六十分钟增加到了一百分钟。
“读经的学生，不上书院是没前途的。”老师们这么动员他们。
“多一个上书院，学堂的名气就大很多，方便招生赚钱。”崔小萌说，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是五万块。
“我不想上书院。”崔小萌的同学刘灵（化名）也和她在同一天退学了，“但我一说完，老师脸就沉了下来。”刘灵想学中医，老师告诉她，中医是聪明人学的。
“这不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吗？”崔小萌本想离开体制学校，没想到又进了另一所—“读经学校”。
唵嘛呢叭咪吽
“就像六字真言，不能因为你念了没用，就怪罪菩萨。”
2013年底的时候，凌龙的学堂还只有两个学生。到了今年夏天，他的学生就有了十多个。其中七八个都来自张中和的学堂。
凌龙曾经是张中和学堂的读经老师，2012年，他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凌龙学堂。
在梧桐山，发生的第一场变革是放假。“原来学堂不放假，没有暑假，也没有周末，一个月半个月放一次。”不放假的原因，一是防止学生受到家庭、社会的“污染”，二是害怕学生放假了就不来了。
这种精神上的紧张情绪在梧桐山贯穿多年，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被这种马拉松式的“无休状态”折磨。
“我的学堂从一开始就要过周末，学生和老师都要休息。”凌龙今年35岁，他曾经是一名健身教练，现在不介意做出改变。
“很多学堂是被理念困住了”。
2012年，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传入了梧桐山，针对读经多年还不认字的情况，要教私塾的孩子先认字，再读经。这在私塾的堂主们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位倡导先认字的堂主走在路上，就被其他堂主质问，“王财贵老师说了不用先认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变化发生在2013年，随着危机的到来，许多私塾迫于压力，开始反思，寻求改变。
原先，私塾教育与体制内教育完全切割，现在，为了照顾那些读完几年私塾还要回归学校的学生，许多私塾开了数学课。“原来宣传，读经的孩子，一个月就能学完小学六年的数学，那是假的。”
每天读经七八个小时的私塾，也在减少，有的私塾一天只读一个小时了，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才艺和体育锻炼上。
但也有一些私塾变得愈发坚定，“我以后只招愿意跟我读十年的学生。”张中和说，现在的变革是一种妥协和退步。
“大量读经是有用的，不能因为你没做到，就怪罪这个方法。”张中和2013年入了道籍，他有了新的比喻，“就像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不能因为你念了没用，就怪罪菩萨。”
凌龙想的，则是要留住依然相信私塾的家长。他说曾经有一个慷慨的家长，被堂主们戏称为陈员外，2012年疯传世界末日时，还特意为梧桐山的私塾囤了两百吨大米。
“但现在他也灰心了。”凌龙说。
如今，梧桐山依然吸引了大批怀有国学情怀的家长，他们将孩子送入私塾，自己也在山上租了房子，陪读。
“我们叫共学。”凌龙有些得意，其他地方只有高考陪读，只有在梧桐山，才有家庭，为了小孩读经而陪读。
“这种氛围需要维护。”
“读经的民间推动者对这一轮国学教育的兴起是有功的。”徐梓说。如今，环境本身也有利于私塾办学，虽然在法律上还是处于灰色地带，但政府没有打击，而是默认。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嵇成中的态度，代表了一批体制内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对教育的探索是一件好事。”
“培养圣贤很难，万分之一的概率。”张中和说，当然大部分人都成不了，但只要培养出了一个，就算是成功。
“梧桐山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我敢说，十年之后，这里肯定要出一个圣贤。”这么说的时候，一个学生走了进来，鞠躬行弟子礼，然后便到一旁弹起了钢琴，张中和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
凌龙不知道圣贤是否会出现在梧桐山，但他表示赞同，“这是个需要圣贤的时代，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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