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儿女
国学大家汤一介今年已84岁高龄，他的首部传记《汤一介传》近期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汤一介在书中口述道，父亲曾告诫他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但面对子孙都已是美国人的现状，他只能感叹家风大概也传不过三代。
>>谈研究
起步晚但并不气馁
据作者李娟娟介绍，当初这本传记的名字叫《汤一介自传》，但是汤老觉得这有点自己给自己著书立传的意思，很不好。她说：“在采访汤老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为人谦虚低调，还有就是对学问，特别是中国哲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她表示，这本书是根据汤先生口述整理的，叫自传一点也不为过，但汤先生坚持不署名，而且稿费分文不要。
汤先生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多次要求不要称他为大师。在这部传记中也有专门的一节以“反对称自己为大师”为题，汤先生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说：“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被大家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对于这种状况的成因，汤先生以自己为例，称除了天分不够，社会环境也没合适的条件。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忆祖辈
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
汤一介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末进士，父亲汤用彤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是贯通中西的国学大师。传记中，汤一介反复提到祖父和父亲都时常诵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情景，他称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对他影响很深。“我和父亲的交流很少，但在人生经历和哲学梦想的追求中，父亲对我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比如《哀江南赋》中传达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汤一介表示，父亲曾引用“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来告诫他，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他在传记中提到，祖父《讌游图》题词中所写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对父亲的影响很深，这与《哀江南赋》中传达出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传记中，汤一介称对祖父了解较少，从父亲口中得知祖父喜欢研究汉朝的易学、玄学。父亲汤用彤也对中国古代佛教史和魏晋玄学有很深的造诣，并著有《魏晋玄学论稿》《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1980年，汤一介恢复讲课后的第一节课正是“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其之后所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等的问世引起学界重视，前者更是多次出版增订版。
>>编《儒藏》
整天在为这事儿操劳
汤一介现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北大儒学研究院院长，除出版过多部“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的专著及哲学著作外，他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等系列著作也成为研究中西方哲学的经典作品。2004年，当时76岁高龄的汤一介担任了《儒藏》编纂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对于汤一介为何要坚持编纂《儒藏》，传记中也有详细描述。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历来是儒、释、道三分天下，但自宋朝以来，历代王朝就都编有《佛藏》和《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道藏》，却唯独没有编出过《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整理与研究的需要。”
正是由于汤一介的坚持，2002年，他的建议最终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儒藏》编纂工程2003年正式立项，2004年启动。
前天，汤先生妻子乐黛云女士在电话中说：“现在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整天为这事（《儒藏》的编纂工作）操劳。《儒藏》系列虽然已经出版了40多册，但完成起来比当初预想的要难很多。”汤先生在传记中介绍，《儒藏》工程总计是完成330册的编纂工作，预期2020年完成，现在看来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哀江南》或已无意义
传记不但记录了汤一介的成长经历、他对学问的追求、对难忘岁月的追寻，还有他真实情感的流露。这其中便包括他对与妻子乐黛云相恋时光的怀念和对儿女们定居海外的感慨。
汤一介与乐黛云的相识充满那个年代的印记，两人因为一本名为《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的书相爱。对于传记中的这段描述，两人的回忆有些差别，乐黛云回忆：“我非常主动地表达了对他的情意，我把那本书送给他。告诉他，我很向往两个人的情感完全是心灵上的结合。”而汤一介对此的回忆则是：“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一本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给我看，告诉我，‘书中对于人类的爱深深打动我，我想你会喜欢’，这时我大概已经爱上乐黛云了，但没有充分表露出来。”
在传记中，还有一节专门是写他对“子孙都变成美国人”的感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汤先生的一双儿女完成学业后便定居美国，他在传记中自述：“我儿子汤双博士也会吟诵《哀江南》，孙子汤柏地也能哼上几句，但吟诵《哀江南》对他们来说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我想，他们或许已全无我祖父和父亲吟诵时的心情。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大概传家风也不过三代吧。”
本报记者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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