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反腐报告：贪官们到底吞了多少钱？

　　自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于1986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1986年9月19日被开除党籍，因受贿罪于1987年2月1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28年零四个月间，我国共计查处了181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平均每年有6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其中5名为女性。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的近两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有48人，占181人的26.52%，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1986年至今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其中2013年查处20人；2014年到目前为止查处27人，为历年之最；2014年已经过去的8个月中，平均每个月查处3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查处力度。

　　48人中地方党政机关34人，国家部委局以及协会6人，国企4人，全国政协2人，中央政法委1人（周永康），全国人大1人。其中副国级以上的2人，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副国级）、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正国级）。

　　3 腐败渗透权力机关：地方党委30人

　　可以看出，地方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情形较为严重，省级人民政府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数量最大。同时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法院、检察院、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也未能幸免。作为立法机关的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也都有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

　　大型国有企业查处了24名省部级官员，其中金融行业10名，国有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2名。国家部委局中，原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药监局是省部级官员腐败查处人数较多的单位，这可能与这些部门涉及工程和审批权力较多有关。

　　4 涉腐官员职高权大：从陈希同到周永康

　　省部级高官，都是某一部门、地区、行业或领域的主要领导或一把手，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6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陈希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陈良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薄熙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以及苏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永康（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86年至今，地方党政机关中共计被查处了126名省部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有4人以上被查处，遍及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也许是因地处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等原因，西藏成为大陆地区唯一一片纯净的天空。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资源大省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广东省查处的人数最多，为9人，其次是山西省，查处8人。东部10省（市）涉及44人，平均每个省（市）4.4人；中部6省涉及33人，平均每个省5.5人；西部11省（市、自治区，西藏无省部级领导被查处，不计）涉及39人，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3.5人；东北3省涉及10人，平均每个省3.3人。这表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地区是反腐败的重要地区。

　　十八大以来，地方党政机关中总计被查处了34名省部级官员，除河南外的中部五省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官员。这可能表明，反腐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同时，也可能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内陆地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也在进一步蔓延。

　　腐败六大趋势

　　1 拉帮结派、腐败群体化

　　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犯案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公开报道来看，超过30%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具群体化特征，省部级官员腐败几乎没有只涉及一人的案例。

　　有效预防官员腐败的群体化，需要建立权力制衡机制，而查处官员群体腐败，应采取“离间计”的方式。

　　【四川腐败窝案】

　　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查处了李春城（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郭永祥（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海南省查处了冀文林（时任海南省副省长）、谭力（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从目前的报道来看，上述人员或多或少与周永康案有所牵连，是官员群体化腐败的案例。

　　【山西腐败窝案】

　　山西省查处了金道铭（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善学（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令政策（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聂春玉（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润厚（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加上曾任职山西的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更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

　　十八大以来，江西省查处了陈安众（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木根（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湖北省查处了吴永文（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柏槐（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有明（时任湖北省副省长），这些腐败案件都带有明显群体特征。

　　中纪委2003年查处的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案例，所谓“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的人都与程有所联系，特别是其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更是和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早些时候，中纪委1990年查处的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也是一个典型，被查处的局级干部有15人，处级干部有19人，科级干部有13人。

　　【其他具有群体化特点的涉腐省部级领导干部】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副省长刘长贵，

　　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

　　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党组成员何洪达，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与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王落马的官员有22人），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时任辽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与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大致同时被查处，并称“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重庆的秦昌典（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王式惠（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引发黑龙江人事地震的韩桂芝（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

　　时任甘肃省委常委王军，

　　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上海社保大案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前后两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同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的胡楚寿与于大路，等。

　　2 以权谋私、腐败家族化

　　媒体估计，官员腐败与家属子女有关联的超过60%。有道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超过30%的被查处省部级官员的家属或亲友或多或少涉及犯罪事实，或者其配偶行贿受贿，或者其子女利用其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周永康案其家属、子女也多有涉及。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是因为女儿出国留学，而收受巨额贿赂。时任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和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是为了儿子而走上腐败之路，李嘉廷甚至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 程维高主要是为其子程慕阳谋取利益。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2002年出逃至今），其亲属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为夫妻勾结受贿。

　　鉴于官员腐败家族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查处官员腐败可将其家属、亲友作为突破口，而预防腐败，不能只仅仅从官员自身入手，还应从其身边人着手。

　　2010年初，媒体曾报道，2009年1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6人有情妇，落马巨贪九成包养情妇。有的省部级官员直接因为情妇举报或为情妇牟利而最终被查处，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是因为雇人炸死情妇而最终被查处。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和五个女人的故事，陈希同与王宝森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供他们与情妇玩乐，花掉了3521万元。

　　薄熙来被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被指“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成克杰沉湎女色，包养情妇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