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长江水产研究等多家研究单位确认，2013年，在葛洲坝下唯一的自然产卵场，中华鲟没有繁殖产卵。葛洲坝建成后的32年里，中华鲟野生种群不断衰减。科研人员认为，这背后是一系列的原因，长江水体污染、经济发展对自然保护区的“割让”、船只渔网的误伤，都让中华鲟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不断受到挤压，日益脆弱。中华鲟专家危起伟呼吁，中华鲟野生种群消失前，控制污染、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为中华鲟营造新的生存空间迫在眉睫。
今年8月到9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的研究人员沿长江中下游1600多公里江岸，走访了20个城市98位渔民。
他们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见过去年繁殖的中华鲟幼鱼吗？
“没见过。”这些传承父辈衣钵平均渔龄在40年左右的渔民们回答。
这98个否定答案印证了课题组去年底的监测结果—去年11月、12月中华鲟产卵期，课题组“用三种方法监测，都没有发现卵或受精卵。”去年没有产卵，今年自然没有幼鱼。
“这意味着野生中华鲟在2013年没有自然繁殖活动。”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组组长危起伟说。“没有自然产卵，野生中华鲟种群的数量就无法得到补充，如果不及时加强保护，野生中华鲟将面临灭绝危险。”
自从葛洲坝建成后截断中华鲟产卵路径，32年来头一次，这群从海洋溯游回来的大鱼没有产下卵子。
唯一的产卵场落空
葛洲坝下游的野生中华鲟产卵场，去年繁殖季节，未监测到任何卵和受精卵
对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中华鲟专家们来说，今年9月的寻访结果压灭了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
去年11月、12月，葛洲坝下5公里江段，一艘机驳船长时间停驻在浑浊的江面上。船舱里，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助理研究员吴金明专注地盯着21寸的显示器。画面中，透过淡绿的江水是摇曳的水草和一片乱石，这是水下视频系统传输上来的江底画面。吴金明仔细辨认是否有附着江底的卵子。
水下视频覆盖了5公里江段内的120个位点，但均未发现鱼卵。
科研人员还采用解剖食卵鱼和江底采卵的方法进行监测。但直到12月底，中华鲟的产卵期结束，仍未发现任何卵或受精卵的迹象。
这片被科研人员反复搜查的水域是野生中华鲟现存唯一的产卵场。
长江葛洲坝建成前，中华鲟是一个兴旺的种群，它们在长江上游的合江至金沙江屏山段的600多公里江段内有16处产卵场，危起伟说。
中华鲟几乎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历经1.4亿年，存活至今。它们也是中国独有的鲟鱼，出生于长江，成长在大海。经过8-26年的生长，一旦性腺成熟，就从大海溯游回长江繁殖后代。漫长的海洋生活，不曾抹去它们对长江的记忆。
每年6月，性成熟的雌雄个体成群而行，由上海崇明岛长江口溯游而上，在年末抵达产卵场，停留到第二年的10、11月开始产卵。幼鱼在长江里长到20厘米左右，顺江而下，在下一年的7、8月，从长江口入海生长。
葛洲坝阻断了中华鲟通向产卵场的唯一通道。但专家们却在1981年的秋天意外发现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的水域产卵，新的产卵场就此形成。此后32年，上游的22处产卵场“荒废”，这里成了中华鲟物种自然延续唯一的根据地，也成了寄托科研人员希望的“黄金水域”。
然而，今年9月的走访，让课题组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从一万余尾到57尾
葛洲坝落成后，中华鲟在坝下聚集，捕捞和误伤导致数量急剧减少
这条大鱼命运的拐点，早在30多年前，危起伟就有所预料。
葛洲坝截流的1981年，葛洲坝下的沿岸渔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馈赠”。中华鲟在坝下扎堆，好抓极了。宜昌点军区紫阳村渔民王辉富记得，他划着杉木渔船，一个晚上几袋烟的工夫，就捕到7尾，每条鱼都有二三百公斤，让渔民们大开眼界。此前，当地渔民几乎见不到这么多这么大的鱼。
王辉富童年的记忆里，捕获巨大的中华鲟曾是至高的荣誉，这种荣誉不在于鲟本身的价值，而是渔夫精湛的技艺。王辉富说，“通常是几条船合力，用最好的滚钩，不能生拉硬拽，它力气大得很，容易船翻人亡。要柔着来，滚钩挂住后，由着它跑，等它累了，再用绳子圈住尾鳍拉上船。”
王辉富的父亲终其一生，只打上来一条中华鲟，像拜神的仪式一样，摆酒宴请全村人来庆贺品食，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老人与海》里的情节。然而，和书中的大鱼一样，中华鲟的命运也在被人类改写。
中华鲟无法知道，产卵之路已被截断，它们在坝下聚集徘徊，不断尝试寻找出路，无一成功。危起伟说，这些鱼，有些可能是出生后第一次回来，却无法找到那个根植于基因的熟悉的“家”了。
随着聚集的中华鲟增多，水面、浅滩上，总能见到一坨坨鱼肉，或是断了头的，截成几段的，它们大多是被坝下发电的水轮机绞死的。王辉富记得，鱼最多的时候，远远望去，江面上浮动着一波波染红的涟漪。
“那年，宜昌的大街上，常见到用板车拖着中华鲟的。中华鲟捕捞量大幅增长，捕杀了近2000余尾。” 危起伟说。
无度的捕杀使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急剧滑坡。危起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江里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1983年国家禁止对中华鲟的商业捕捞，只允许用于人工繁殖的科研捕捞。
然而野生中华鲟数量的锐减，让科研捕捞的指标都无法完成。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80年代的科研捕捞指标是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两家机构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错。2000年后，两家每年加起来也只能捕捞二三十尾。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
尽管新的产卵场形成，国家也出台一系列保护措施，但仍没能挽回中华鲟的数量的骤减。一些中华鲟在到达产卵场前，就已遭遇意外。洄游到产卵场的1600多公里的遥远路途，是通航能力不断扩张的长江黄金水道，中华鲟要躲避如织的船舶和密布的网钩。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常常收到误捕误伤中华鲟的报告。
课题组助理研究员王成友2007年曾救治了一尾受伤雌性中华鲟，并做了超声波标记。2009年，沿岸监测站发现这条中华鲟的信号，大概在铜陵，距离长江口513公里的江段。“它回来产卵了，这太让人兴奋了，”王成友说。
监测到信号不断向上游移动，它到了武汉，距离产卵场越来越近。“但就在岳阳，失去信号。”王成友说。后来渔政部门打来电话，这条鱼被渔民误捕，等王成友赶到时，大鱼已死。
“误伤误捕的鲟中有一半都会死亡。”王成友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都有三十至四十尾因此致死；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种群数量的减少，意外死亡的数量降低到每年十几尾；最近十年，每年大约五六尾意外死亡。与这一数据相对比的是，目前野生繁殖群体估算只有57尾。
污染的阴影
水体污染不仅导致幼鱼畸形，还可能导致性别严重失调
葛洲坝下游新产卵场的出现，并未使野生中华鲟的数量稳定下来，30多年来，野生中华鲟数量年复一年地减少。多年的观测，危起伟发现，野生种群数量减少有着更加复杂的原因，其中长江水体的污染是最大的威胁。
2001年后，科研人员在长江里不断发现躯体畸形和无眼的中华鲟幼鱼，危起伟介绍，野生幼鱼眼睛缺陷发生率为1.2%，躯体畸形发生率为6.3%。而这种畸形和无眼幼鱼此前几乎未发现过。
长江水产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胡建英教授的团队对此开展的研究显示，这种畸形与三苯基锡化合物有关，而三苯基锡多用于船舶涂料、木材防腐。它虽然在水体中含量极低，但通过食物链放大，可以在鱼体中富集到很高浓度，并通过母子传递。
这些在鱼卵中富集的三苯基锡化合物最终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毒性，导致幼鱼畸形。科研人员还通过三苯基锡显微注射西伯利亚鲟受精卵重复了这一致畸过程。
危起伟说，水体污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华鲟，尚无明确结论，除了前述的畸形幼鱼，近年来还出现中华鲟性别比例失调和精子质量下降的情况，专家们认为这些情况也与水体污染息息相关。
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在允许科研捕捞的那几年，常常捞不到雄鱼。
物种延续的理想情况应该是雌雄比例1∶1。但危起伟介绍，研究表明，从2003年开始，中华鲟的雌雄比例一路走高，2003年达到5.86:1，2005年达到了7.40:1，现在已是10:1。这意味着即便雌鱼产下大量卵子，也因为无法受精，种群无法繁殖。
另一项研究表明，雄鱼的精子活力也在下降，上世纪七十年代，取出的中华鲟精子可剧烈运动4分钟，2008年的运动时间却不足1.5分钟，存活寿命也从29分下降到15分钟。
除了船舶涂料等带来的污染，更多水体污染来自于长江沿岸城市生活污水和工厂排污。据环保部《2012年环境统计年报》，仅长江中下游流域就排放废水124.2亿吨。
“严重的污染和过度捕捞让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危起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鱼类学家曹文宣都曾呼吁长江禁渔十年并整治污染。“一些珍稀动物种群锐减乃至消失的重要原因是食物鱼的减少和水质污染。中华鲟是长江物种生态上的一环，势必难逃劫难。”危起伟说。
中华鲟产卵场保护区的江段是整个长江流域排污的一个缩影。长江水产研究所曾做过一项调查，宜昌市六个工业园区没有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直接排污现象。长期在保护区江段做监测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表示，产卵场所在的核心区就有排污口。长江水产研究所也曾就产卵场所在的核心区的污水直排向保护区管理处和环保局举报。
9月19号，保护区管理处处长何广文承认了排污口的存在，“保护区内既有个别企业的排污口，也有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排污口。”他说曾经接到了举报，并责令相关企业停止排污，但他没有透露排污口的数目。
宜昌市环保局表示，保护区沿岸工业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有些还在试运行，但目前还没发现向保护区直接排污的，但不能保证有企业逃脱监管，违规偷排。
产卵场失守
中华鲟新形成的产卵点再次遭到大型工程的破坏，所在的保护区也被缩小
在中华鲟的保护过程中，新产卵场的出现曾令所有的专家“眼前一亮”。没人料到，面对大坝的阻隔，中华鲟会产生这一适应环境的改变。
危起伟介绍，1981年，葛洲坝落成后，科研人员在大坝下游的食卵鱼的肚子里发现了中华鲟的鱼卵，这意味着，中华鲟在大坝下游江段产卵。
为了摸清产卵场的具体位置，从1994年到2003年，连续十年，一到秋天，危起伟就带着长江水产研究所的课题组团队，租条渔船来到坝下，他们捕捉将要产卵的中华鲟，将电子信标搭载在鱼身上，并进行跟踪。
10年后，危起伟终于确定了坝下游5千米江段内两个产卵点的确切位置、范围，并且了解了中华鲟产卵所需的水文、地质条件等。
1996年4月，湖北省成立了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范围为葛洲坝下至枝江市芦家河浅滩，全长约80千米，其中，葛洲坝下至古老背约30千米是核心区，古老背至芦家河浅滩50千米是缓冲区。中华鲟两个产卵点都在保护区核心区。
按照最理想的保护状态，保护区内应禁止捕捞，但保护区管理处何广文处长说，“长江很特殊，它承载着发电、航运和捕捞等生产和经济功能，不可能完全禁止人类活动。”保护区50公里江段内，有360条渔船在江段进行捕捞作业。
除了难以禁止人类活动，保护区遭到更致命的破坏来自于大型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
2004年秋天，葛洲坝为了扩大通航能力实施了大江下游河势调整工程，在坝下的江心洲上修建一道长900米、高程52米隔流堤，同时开挖二江下槽。“这对中华鲟产卵场的破坏是致命的，”危起伟说，两项工程恰好分别在中华鲟的上下产卵场上，“施工会破坏产卵所需要的地形。”
保护区内施工，需要通过两个环评，中华鲟保护区的专项环评和环保局的环境影响评价。保护区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葛洲坝的大江下游河势调整工程没有经过任何环评就施工，立即遭到保护区管理处和许多专家的反对。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管理处将反对意见层层上报到农业部，才下达停工通知，三峡集团总公司这才中止施工，开始补环评。
危起伟介绍，隔流堤建成后，使得上产卵点产卵所需的地形不复存在，而开挖二江下槽使得下产卵点的负坡长度减少10%，宽度减少40%。
2006年前后，保护区曾申请将保护区从省级升为到国家级。危起伟介绍，当时保护区委托长江水产研究所做的申请材料。“保护区管理处在向相关部门递交的申请不久便被宜昌市政府相关部门撤销”，管理处的这名工作人员透露，保护区从省级升级为国家级，势必对地方在保护区沿岸的经济发展产生更多限制。
保护区不但没有升级成功，还在2008年缩减了将近一半。宜昌市政府网站上2008年的一份公告记录了当时保护区缩减的经过。2008年，在政协宜昌市四届二次会议上，一名政协委员提案称保护区范围过大制约宜昌沿江经济走廊建设，提议将保护区范围缩小。
宜昌市渔业主管部门将这一请求汇报给湖北省农业厅、省水产局。经专家论证后，2008年5月中华鲟保护区从80公里江段缩减为50公里，核心区被缩减为葛洲坝坝下20公里长的江段。
一位参与论证的专家介绍，缩减保护范围是为在猇亭区建一工业园区。
危起伟说，长江下游河势调整工程对产卵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中华鲟可能需要寻找其他合适的产卵地点；而保护区割让后的范围更小，中华鲟产卵前后的洄游范围大幅缩减，营造新产卵地的选择余地更小了。
低效的人工繁殖流放
专家们试图通过人工繁殖流放补充野生中华鲟群体，但多年来效果微乎其微
专家们在努力保护中华鲟自然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一直在尝试通过生物技术帮助这一物种的繁衍。
葛洲坝建设前后，为了保护中华鲟，国家水产总局曾组织专家前往美国、俄罗斯考察类似情况下对鱼类的保护措施。回国后的专家们围绕两种观点争论不休，一种是效仿欧美修鱼道，另一种是学习苏联搞人工繁殖放流。当时修鱼道的技术难度大，而且成效尚不能预计。
1981年，大坝建成后，中华鲟在坝下形成新产卵区。危起伟介绍，当时专家们认为不需要再修鱼道让中华鲟回归旧产卵区了。人工繁殖放流随之被确定为保护中华鲟种群的方案。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水产研究所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1983年，两家机构先后突破了人工繁殖技术，通过捕捞野生中华鲟亲鲟，剖鱼取卵繁殖。当时取卵后的鱼几乎都会死去，这是所有科研人员不愿意再提起的回忆，“对鱼来说太残忍了。”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说。
当时的科研能力培育出刚孵化尚没有开口进食的仔鱼，大约两三厘米，被科研人员称为“水花”。“人工根本养不活，到江里也很难存活，放下去就成了其他鱼的饵料。”多为科研人员表示，十多年间的放流对野生中华鲟的数量的补充微乎其微。
大约在1995年，中华鲟的培育技术获得突破，可以将受精卵培育到10公分以上的大规格幼鱼。2012年，两家机构再次先后突破全人工繁殖，获得了人工繁殖的子二代鲟鱼。
中华鲟最快8年可达性成熟。1995年放流的鱼如果还有活着的，现在应该已经性成熟，可它们是否回到过长江产卵繁殖，仍不得而知。至今，没有研究结果可以确定人工繁殖放流的鱼到底对野生种群起到多大的补给。在长江口监测估算人工放流的鱼占资源总量的大约5%。
今年9月的调查结果公布后，引起舆论巨大关注，中华鲟的这一物种的命运引起人们的哀叹。
然而这一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危起伟却说他还有“乐观的期待”。
“这可能只是一次偶然，或许今年11月，中华鲟可能就回来产卵了，就算今年不回来，或许某一年有可能出现。”危起伟说。
尽管希望的火花十分微弱，但危起伟和众多研究人员一直为它的延续和燃旺做出各种努力。
危起伟目前将精力放在更多的“建设性措施”上，他建议利用长江中游夹江,通过人工措施,如透水围栏,建立半封闭的水体，“圈养”人工繁殖和增殖放“野生”亲鱼，以及另建人工模拟产卵场。
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实习生 尹瑞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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