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宁波9月25日电 (记者 赵小燕)24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在2014浙江环保产业博览会上提出，当雾霾已经到严重，部分城市会选择洒水解决，但如果雾霾已从光化学反应转为液相反应的时候，其实靠洒水抑制扬尘并不正确，而只会加重雾霾。“治理思路上要有时空的选择，正常情况下是有道理的，在特定情况下没有道理。”
贺克斌说，2013年，全国有74个城市公布PM2.5浓度值，其中京津冀地区是标准值的三倍，长三角地区是接近国家标准的两倍，珠三角地区大概超标30%左右。
贺认为，相对于一对一治理的如酸雨、二氧化硫等，雾霾的现象是一个相对更复杂的过程，跟一次排放的颗粒物有关，又有气态转化的问题。
其所指的光化学反应到液相的变化，是指“光照的情况下，雾霾会快速产生，但到雾霾已极严重的时候，可能转到水相去了”。
从治理雾霾地域性来看，贺认为，决策者需要研究各个城市的雾霾成分变化。如，整个东部地区二次反应比例比西部地区明显要高，说明东部地区像VOC、氮氧化物等排放浓度是高的。“对现状要有科学认识，不然问题会越来越多。”
治理雾霾的一个终极问题是，到底多长时间能把雾霾治好？贺克斌自己也没有直接回答此问题。他表示，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力是城市化工业化，但中国烧了全世界一半的煤，但是发了全世界20%的电，这说明发电厂的燃烧效率还存在很多提升空间，这都需要解决。
在他看来，眼下要长期要坚持空气质量测评，国家去年9月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里给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分别要下降的浓度。
干了这么多年环保，为什么似乎越干污染越严？作为工作几十年的环保人，贺克斌也讲述了环保的历史。
历史上的1970年到1990年，中国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TSP这样的大颗粒，此后到2000年，工业性的污染还没有完成解决的时候，工业化加速了，燃煤的生产量、全国的放电量大幅度上升，在TSP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二氧化硫的问题又出现了。随后，国家又不断出台治理二氧化硫的政策和措施。
到第三阶段工业化还在高速进展的时候，城市化来了，除了盖房子、修路造成的扬尘，机动车尾气污染出现，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煤烟、酸雨等问题。后，政府部门又对上述问题开始治理。
2007年，二氧化硫的总排放量历史性地实现下降，西南地区的酸雨污染已经被打破。但为什么会出现雾霾？
贺克斌认为，这是第四阶段的问题，出现了各类污染物并发症，一个一个治已经治不过来了，二氧化硫刚刚下降，氮氧化物又在上升，“这些污染的排放到了一个要综合约束的阶段，这是我们新的阶段。”
去年，中国提出了的大气污染防治的行动计划，在浓度指标上对各地做了要求，“这在历史上从中国的环境管理上第一次直接用浓度值下降，不是排放量下降来约束环境质量，具有跨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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