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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日，云南大理古城突然上演一场集结百人的上街抗议，而在前两日，当地城管被指殴打背包客摊主事件，正是这场持续6个小时抗议的导火索。
有证据表明，在抗议的背后，是无法统计数量的背包客摊主与大理古城当地居民、店主和管理方的博弈。
谁成就了大理古城？“在水很深的大理古城”，这场博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管理上的难题。
为什么来大理？
大理古城的背包客摊主，主要集中在人民路中段约700米的路边。对此，官方和民间没有统一的数据。
“像候鸟一样，今天还在，明天也许就走了。”一名长期在此摆摊的背包客说，“保守估计在400人以上，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长期呆在这儿。”
在7到8月的旅游旺季，大理古城城管中队称“将摊位控制在210个以下”。在淡季，他们的目标是160个到180个。
澎湃新闻走访发现，这些背包客大部分来自华中、华北以及东北地区。他们从家乡出发，游历多地，一部分人在大理古城停了下来，一部分人又启程前往其他地方。
“他们把去大理当作了‘朝圣’。好像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就不能不去大理漂一回。“一名在大理古城居住多年的作家评价。
他们之中有生意场上的失败者，也有辞职的都市白领，更多的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年龄跨度在16岁至50岁。他们大多通过豆瓣网等社交平台获取前辈的攻略，决意以“穷游”的方式，实现人生意义。
“大理古城的水很深。”背包客摊主行者说。
“你很难在其他地方见到，有这么复杂的人员构成。背包客里，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他说，在这些摆摊的背包客里，一些人并不需要钱，只是享受这样的生活。
“我以前在大国企上班，有不少积蓄。”近50岁的行者至今未婚，6年前决定来到大理，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现在我每个月挣1500元，700元租房，400元吃饭，买点日常用品，足够了。”行者抽着4块钱的“红梅”烟说。
但也有生活所迫者。大陈在人民路大理四中附近摆摊，身材消瘦，戴着一顶牛仔帽，用急促的语速与人交谈。大理长时间的日照，让他拥有着和当地人一样古铜色的皮肤。
这个来自山东梁山附近的中年人，自称“在济南蹭过几年的大学课程”，也多次创业，开过广告公司，做过地产项目，但最终一无所有。
2010年，他从父母那里借了1000多元，买了一张站票前往北京漂泊。大陈说，那一年，他住在中央党校的西侧一间6平方米的瓦房里，“抬头就能看见香山。”
多次求职无果，他来到北京动物园的附近摆摊卖化妆品，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到500元，少的时候能卖到300元。他自称“摆摊只是副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各种展览上。“遇到城管来查，也影响生意，一个月下来，大约只有3000多元的收入。”
他在北京呆了3年，最终无法忍受“像罐头一样的公交车和烦人的气候”，决定听从朋友的建议，前往大理古城生活。
2013年2月，他从邻近的丽江市进了20多个旅行包，拿到大理古城来卖。一个包可以挣100多元，他挣到了2000多元。
他自称已无法融入到曾经的生活中。“在大理多好，有阳光，还有自由。”大陈说，他曾经回到山东老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看见老家的那山、那水和马路，觉得一切都很不自然。”
大陈时常将“众筹”、“非正规创业”等商业名词挂在嘴边，在大理断断续续生活近一年时间里，他还是会向朋友们回忆以前的生活。
“我想让社会认同我，但那太难了。”大陈说，他就像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一样，“左右互搏，一半的我说要社会认同，一半的我说要淡泊外界的认同压力。”
他在摊位上卖自己制作的风光明信片，也贩卖一些当地白族老百姓制作的木质手镯。一张明信片2元，10块钱6张，一个木质手镯30元。在淡季，他每个月大约能挣到2000元。
2014年10月1日晚，大陈也加入了摊主游行的行列，他说：“我比较懂传播，给朋友们拍照，再上传到微博上去。”
10月2日的傍晚，人民路上的游客增多，城管不断地前往大理四中附近，要求摊主们收摊避让拥挤的人群。大陈将摊位挪到了离四中大约200米外的人民路下段。
在来大理之前，25岁的背包客小勇是新疆的一名记者。2013年5月的一个黄昏，没有单独旅行经历的他，突然在网络上看见“穷游天下”的攻略帖。一个月后，他辞职加入了“穷游”的队伍。
“月光族”的他带着1000元，从乌鲁木齐一路蹭车，用2天的时间来到1000公里外的甘肃敦煌。那1000元花完后，他靠着在青年旅馆做义工维持生活。随后，他又去了青海湖、柴达木盆地附近的无人区。2013年的7月，在西安、成都和昆明作了短暂停留后，他来到了大理古城。
他曾在一次国际性青年艺术节上，偶遇影视明星、他的初中校友李亚鹏，李亚鹏送了他一本书。小勇说，在那本书的扉页上，作者写道：“此书献给所有正在为之付出的理想主义者。”
“我就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小勇说，他往返西南、藏区，“待过丽江，但不是那个艳遇的四方城。”小勇把重音放在最后一句话上。他没有考虑未来的生活。
10月2日的晚上，小勇也将摊位挪到了人民路的下段。他和大陈挣得差不多，“正在攒钱去西藏。”
大陈说，他想做一个大理人，“但买不起房子，也不能把户口迁过来。“
更多的人的计划是，在大理停留一段时间，再去往别处。他们大多住在青年旅社，每月200到300元的一张床位，靠摆摊来承担日常所需。
“我们争取的是在大理古城居住的权利，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摆摊提供的也是居住的资本。”一名背包摊主也将摊位移到了叶榆路上。这里游客较少，他抱怨“在这儿摆摊无法养活自己。”
谁成就了人民路？
抗议事件后，一个争议被摆在了桌面上：谁成就了人民路？
一些背包客称，没有了人民路的摆摊客，大理什么都不是。
他们认为，“地摊文化至少提升了大理古城的品味。”但这种说法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
当地人认为，大理依旧是那个大理，人民路也依旧是那个人民路。
“要了解大理，并非是看人民路几个地摊就能做到。刚好相反的是，人民路的地摊，八成跟大理的历史文化没任何关系；九成也不是大理本土人在摆摊。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那会闹笑话。”一名当地网络名人对此表示不解。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人民路的“摆摊文化“最长不超过10年，古城城管大队在2012年的统计数据是14家。
也正是最早的这一批人，让人民路和背包客、“文艺青年”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古城的居民对他们的回忆是，“人家那才是艺术。”
资深背包客阿东告诉澎湃新闻，2012年以前的背包客摊主，主要卖自己的手工制品、收藏的摇滚CD和各地淘来的民间工艺品。
“货真价实的工艺品，在村子里收来的。”他说，那些年，生意很好做，卖的东西质量也很好，“有的摊主一个月能挣到3、4万元。”
澎湃新闻调查发现，最早的这批大约50个背包客，基本都已前往附近的村子中定居。而目前人民路上的摊位，主要以小饰品、服装为主，少量有自制的手工制品。
“现在的地摊文化已不是以前的那种文化了。”一对在大理古城居住8年的上海夫妇介绍，2012年后，外地来大理古城居住的背包客越来越多，地摊也越来越多。
他们说，各种从淘宝、丽江和昆明批发来的廉价工艺品，取代了曾经的真品。伴随着2012年7、8月旺季的到来，一些年轻的摊主开始将地摊摆在了马路中央。
虽被捆绑了“文艺”的标签，但当地人对此并不认同。
“什么叫文艺？写字画画叫文艺，卖小饰品能叫文艺吗？“一名古城城管评价。
地摊冲击了人民路上已见规模的店铺经营。澎湃新闻在人民路上看见，不少店铺的窗户上，贴着“还我文明古城 抵制无序经营”的纸条。
一名服装店的店主称，她的店铺从4年前的每年2万元的租金，已涨到了如今的8万元。
“同样是卖衣服，我们在承担大量房租、水电费，他们是免费，如何竞争？“这名店主抱怨。
针对这些现象，大理官方曾在2012年做出取缔人民路地摊的举动，但受到诸多反对和质疑。
2012年12月初，大理州旅游委在回应媒体时称，要从保护的角度规范人民路的地摊，但进入人民路的地摊种类上应该有所限制。人民路地摊在近期不会被取消，下一步将会就人民路地摊问题广泛征求摊主、居民、游客各方面的意见。
大理城管大队队长蒋建明称，此举“体现了大理的包容和体谅。”
地摊被保留了下来，但他们自身开始了分化。
阿东对澎湃新闻说，现在的背包客摊主内部变成了两个大圈子：一些人像以前的那些背包客一样，走走停停，并不是靠摆摊生活；而另外一些人， 则成了职业摊主。
“卖次品的主要是这些职业摊主。”按照他的说法，吸引摊主来的原因之一，是此前较为宽松的管理环境。
2014年，大理城管在冲突前的做法是，委托人民路所在的社区委员会对摊位进行管理，“每个摊位收取每月10元的管理费。”
这种管理模式持续到了2014年的9月。此后，古城城管开始对人民路中段进行“画格管理”。
蒋建明称，按照方案，店铺门前的摊位，由店铺缴纳每年220元的费用，可由其自主决定自用或他用。而公共路段的10多个摊位，则使用“招标“的方式来确定摊主。
大量的店主对此抱有不满。“房租已经很高了，为什么还要收取门前的摊位费用？”
而那些公共路段的摊位，招标的底价是7200元。一些摊主告诉澎湃新闻，一些繁华区域的摊位，已被炒到了1万8千元。
“10多个摊位，有60个多摊主报名，这是采用招标形式的主要原因。”蒋建明称。
一些摊主担忧，高昂租金所确定下来的摊位，少有背包客能够承担，“能够接盘的，只有职业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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