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严查四类干部 多名“60后”高官落马

　　今年以来，毛小兵、万庆良、陈川平等贪官先后落马。他们既曾任职于“重要岗位”，又都是“60后”，有“年纪轻”的优势。

　　9月17日，曾经的“政坛新星”，1961年出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潘逸阳坠落了。

　　34岁成为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40岁跨入省部级官员门槛，51岁入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潘逸阳的履历颇夺人眼球。落马前，他身在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的重要岗位，已是苏荣口中“年轻的老常委”，其仕途一度充满了想象空间。

　　就在潘逸阳落马前4个月，王岐山首度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中央纪委这一新策，已经贯穿到近期重大案件的查处中。

　　遏制腐败“增量”

　　纪检监察系统重点查处的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十八大后还不收敛收手，主要是指在当前的反腐高压下，仍然顶风违纪违法的。比如一些胆大的，自认为有背景的，还在继续腐败。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等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记者发现，此类案件，大致分为顶风受贿行贿和违反八项规定等纪律两类。今年5月，广州市质监局局长梁建清被查。官方通报，他在“禁令”频频，“打虎行动”不断的2014年春节，仍两次收受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林某送的现金。

　　“财政局：领导4人，人均2000元。相关科室13个，人均1000元……”今年2月，昆明安宁市金方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周喜材于去年中秋、国庆和今年春节期间，给领导送礼被曝光。据官方通报，周喜材用公款送礼问题属实，收钱的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魏乾等3名领导被立案查办，行贿者本人也被免职和移送司法。

　　与前者相比，八项规定颁布以来顶风违纪被查处的案例更多，类型主要分为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玩乐、滥发津补贴等。除了时任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海南常务副省长谭力或出入饭局会所，或由私企老板陪同打高尔夫为外界熟知外，交通部一名现任副部长也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

　　严查“三多”干部

　　纪委查处的第二个重点，是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干部。“我理解，这里面有三层意思，一是指纪检机关收到、掌握的线索多；二是线索涉及的问题严重；三是有多个信源证实其有问题。”四川某市纪委常委透露。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从抽丝剥茧的查处中，不断获得指向更高级干部的问题线索，最终将大贪官拉下马，在查处此类干部时颇为常见。周永康、徐才厚等莫不如此。而这一过程中，同僚、家属、商人，都成为当事贪官“折戟”的最后稻草。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今年4月，先后任安徽滁州市长、市委书记的江山被查。此前，他的“得力干将”—滁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黄修玉，在黄山的老同事、旅游局的“接班人”胡学凡先后“折戟”。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落马5个月前，与其过从甚密的湖南商人唐绍平就被带走。

　　“跋扈官”末路

　　“鞭炮齐鸣，奔走相告。”近来贪官落马后，上述情景越来越多地在其主政地出现，强烈地表达了民意。严查“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正是指向那些欺上瞒下、胆大妄为、飞扬跋扈、民愤极大的官员。

　　“曹鉴燎终于被抓了！”去年12月19日晚，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被查一公布，该市天河区冼村就响起鞭炮声。在该村拆成一半的废墟瓦砾间，村民喜笑颜开，互相道贺。事后证明，曹多年充当该区部分“村霸”的保护伞，并深度参与利益分配。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曹鉴燎任职之处，都有土地被其控制的情况。他自己曾叫嚣：“我是小贪不贪，大贪就贪。”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后，也被曝出斑斑劣迹。他胆大妄为，不仅“长期在酒店办公”、还“与情妇公开同行”。他飞扬跋扈，曾“在上百人前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其推动的“拆高架”、“砍梧桐”、“雨污分流”均引得民怨沸腾，甚至有人上街“散步”。但他始终听不进意见，还曾因拆迁的事，在市“两会”上与几名院士起正面冲突，态度蛮横。

　　值得一提的是，严查此类干部时，公众的声音越来越被重视。这种变化，还让有的人不习惯。如申维辰在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时曾遭太原龙潭片区居民实名举报，称其在拆迁改造中存在问题。申落马后，该片区部分居民一度“不敢相信”，次日才到昔日旧居所在地放鞭炮。

　　防止“养虎为患”

　　如果说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可以平民愤；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在保持体制健康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科学的选人用人导向。

　　上述市纪委常委透露，重要岗位干部，多为党政一把手，及任职于权力集中、寻租机会较多部门的干部，“他们多年来都是要重点盯防的”。

　　过去，“贪官潜伏”的教训甚为沉重。如从关于周永康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其很早就涉嫌违纪；刘志军更是从1986年就开始受贿，此后25年间，其仕途不断上升，从武汉铁路分局局长，跃上铁道部部长的宝座。

　　今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太原等省会的毛小兵、万庆良、陈川平3人先后落马。他们既任职于“重要岗位”，又都是“60后”，有“年纪轻”的优势。其中，1964年出生的万庆良，历经党政多岗锻炼，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有专家认为，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避免“养虎为患”。

　　“越来越紧，越来越严”

　　提出重点查处“四类干部”，要追溯到今年5月初，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当时，王岐山明确了“四类干部”的内容，还要求，对反映干部的问题线索要认真清理。

　　5月26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做客中央纪委官网时，再度强调上述内容，并将王岐山所提严查“不收敛不收手的”明确为“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

　　对确定这“四类干部”的依据，任建明表示，目前从事反腐工作的人力紧张，挑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来打击，能提高反腐效率，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而“四类干部”的提出，应该来自各级纪检机关在查办案件中掌握的最新情况。

　　武汉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李和中则强调，中央纪委反腐是全方位的。但在方法上，要全面推进，也要重点突破。新策体现出反腐的策略和方法。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

　　通过梳理细节，廉政瞭望记者总结出了查处“四类干部”的三个特点。

　　首先是处罚从严。一方面，对涉腐的“政坛新星”和“重要岗位”人员毫不留情。另一方面，针对十八大后顶风违纪的处理，更是从严从快，点名曝光渐成惯例。

　　个别地方曾有议论：“公款发几盒月饼就被处理，是不是太严了？”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处处长方文碧在回应类似问题时，说了两句话：“兹事体大”、“祸患常积于忽微”。方还透露，对这些不收敛不收手的干部，要从严查处，而且要“越来越紧，越来越严”。

　　其次，近期落马的官员，绝大多数符合“四类干部”中的多个特征。如毛小兵46岁主政西宁，前途看好，却“表现得很狂”。此前在企业任职时，他被指借上市搞利益输送，举报不断。

　　“毛小兵兼具‘65后’、‘身在重要岗位’，‘被多次举报，问题线索集中’等特征，占了四类中的三类，证明了提出严查‘四类干部’的科学性，‘四类干部’实际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官员。”上述专家表示。

　　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对“四类干部”的查处中，民意的力量贯穿其间。“我们获得的常规线索，就包含了群众信访举报；干部顶风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很多信息也是来自群众。‘百姓反映强烈’的干部落马，更是‘开门反腐’的一大成果吧。”上述市纪委常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