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而对我们交警来说,这从来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近日,一篇网帖在微博和微信上悄然流传开来,引起交警群体的强烈反响。作为与群众接触最频繁的警种之一,交警工作的危险和种种“难处”,却常常不为人所知。
危险边缘的交警故事
文_本刊记者 龚斯宇
与死亡和失忆擦肩而过后,周宝来坦言自己感到后怕。
去 年,成都市交警六分局民警周宝来执法被撞,记忆倒退15年。醒来的那一刻,他已认不出眼前的妻儿,而是试图抬起右手敬军礼。“失忆交警”,是媒体和网友对他的另类称呼。
周宝来的事迹让不少人感动。但更多时候,交警群体面对的,是工作中遭受的枯燥、误解或危险。
近日,一篇名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网帖在微博和微信上悄然流传开来。它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细数交警工作中的种种处境,引起这个群体的强烈反响,有人流下了眼泪。
“请理解我们的工作!”不少交警在转发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他们的“敌人”,有意想不到的极端天气,也有铤而走险的逃犯或毒贩,最常面对的,还是各类交通陋习。
“受气”交警的无奈
“那些年,我受过太多气。”杨辉(化名)离开自贡市某交警队已经8年,但对曾经的场景,他记忆犹新。令他下定决心离开的,正是那些“受气的瞬间”。
他最不能忘记的,是一个傍晚。那天,他按程序处罚了一例违规停车。
“警察打人啦!”没等杨辉擦干别人吐到脸上的唾沫,就听见人群中发出一阵叫喊。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电视台记者也扛着摄像机拍他的脸。
他站在原地百口莫辩。在这之前,他确实推了一下车主的肩膀,后者顺势倒在地上——对方说了“问候母亲的话”,他一时没忍住。
那时,年轻的他,完全不知该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辱骂。
类似这样的“气”,杨辉在过去工作的几年中没少受。如今,他是一名商人,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说,从经济方面考虑,自己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当初没辞职,要以现在的水准供养这一家子,真是天方夜谭。”生意繁忙,他尽力为家人打造最好的生活。为了支持女儿发展爱好,杨辉每年要花数万元给她请声乐和表演老师。
提起从前的同事,他表情复杂——带着凝重的敬意,又有同情。杨辉和他们时常联系,约在一起喝茶。“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些人还像以前一样,做着辛苦的外勤。其中年纪最大的,已经快50了。”他甚至觉得,这些交警是因为“缺关系”,才迟迟没有被分配到更加轻松的岗位上。
与杨辉的离开不同,更多人选择了坚守。
山东省高速交警总队民警毕华军就是其中之一。微博上,她有另一个为“警迷”们熟知的名字“@无敌饼干姐”。
在高速公路上执勤的这些年,她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事和人。“大多数人只记得交警开罚单的样子,却看不到半夜,交警面对多名蛮横违章司机的时候。”她说。
一个凌晨,十几个违章的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将毕华军和一名同事围住,越来越近。“你要敢开罚单,我们就敢砸警车!”领头的凶神恶煞。
凌晨3点,苦苦讲明道理仍无效,两名交警叫不到支援,只好离开。
回想起那次经历,毕华军半开玩笑地说:“太丢人了。”但记者所感受到的,更多是无奈:“我不委屈,但感到害怕。如果他们真的打了人、砸了车,交警的尊严何在?”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其他警种相比,交警更容易因为工作而‘挨打’。”毕华军说出了几乎每个执过外勤的交警都会有的感觉。
以成都为例,今年7月开始,每月都有两到三起“交警被打”的新闻见诸报端——他们有的被扇耳光,或被打成轻微脑震荡,甚至是被车主袭击裆部。毕华军分析,“交警按章罚钱,可谁会喜欢罚自己钱的人?任谁逮着机会都要骂骂交警。”
“爆粗发火后,他们终于听了”
记者问周宝来,是否还会继续当交警,曾经失忆的他没半点犹豫:“当然会。”
那场昏迷发生在2013年8月18日上午。正在成都绕城高速上处理一起追尾事故的周宝来,突然被一辆爆胎侧翻的面包车撞上。在被从车窗拉出来后,他像往常一样,继续救助伤者,绘制事故勘察图。
“他是做完所有份内的事之后,才倒下的。”同事回忆说。
就在做这些“份内事”期间,他几次在路边呕吐,却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别人眼里的“拼命”,周宝来归因于“制服情结”:“穿上制服,就要做对得起这身制服的事。”
与周宝来怀有相同情结的,还有李富龙。他的父亲记得,儿子3岁起就想当警察。“那年过年他啥都不要,就要一身儿童警服。”
就在几个月前,在高速路上处理事故时,汶川交巡警大队银杏中队民警李富龙被突然冲过来的越野车撞上,不幸身亡,年仅25岁。据报道,危险来临之际,李富龙本有机会躲开,他却伸出手,想去拉开身边的驾驶员。
做警察帮助他人的成就感,与执法时遭遇的危险,相伴而生。
毕华军对自己工作中“危险”的一面也有感触。“高速交警的危险,是不知什么时候发生的追尾,夜间巡逻遇到的大货车,从对向车道失控飞到这边车道的车,以及收现场时疲劳驾驶冲进来的大车。”
在说这些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平静。“这不过都是我们的工作而已。”
几年前,毕华军被安排到内勤岗位,但一年后,她主动向上级请示,要求被调回外勤。“干一线外勤,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让我进步了很多。”她不掩饰自己对现在岗位的热爱——充实、光荣、有意义,她用三个词来形容。
毕华军也说。“有时候,想想那些对占道的大车喊话的经历,也挺有意思——说普通话他们不听,用文明用语也不听,听到是女的喊话,还笑话我们。有一次我们爆粗发火,他们终于听了。”
“坚持下来的,都是真正热爱这份工作,愿意在琐事和平凡里付出的。”杨辉半带调侃地说,自己是一个“逃兵”,那些仍坚守着的交警,比他这样的生意人更值得钦佩。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敢罚我的人?”
今年8月,在被失控的车撞上之前的半个小时内,宁夏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吴涛,用手推开“好处费”多达14次。因为伤势过重,29岁的吴涛最终离世,留下妻子和尚未出生的孩子。
据媒体报道,行贿的肇事司机为一名公职人员。在一起追尾事故之后,肇事司机试图让妻子为自己顶包,被发现后,便当场拿出一叠现金强行往吴涛手里塞——吴涛拒不接受,而正是在这番拉扯间,一辆轿车冲入事故处置警戒区,撞上3人。
吴涛的事迹感染了很多同行。同为高速交警的毕华军,对交警在执法中遇到的各类“说情”现象深有体会。
“不少人对交通违法的理解还停留在‘违规’这个层面上,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总想着交警能‘放过一马’。”毕华军说。
马路外的“说情”带来的压力甚至更大——这后一类的压力,一线交警们没少遇上。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敢罚我的人?”几年前,在处理一辆超速车辆时,东部某省高速交警队民警何勤(化名)被坐在轿车后座里的一名中年男人“质问”,后者身上还带着浓郁的酒气。
被罚的,是当地一名官员的司机。
“驾驶员留在里面,请其他无关人员出去。”就因为民警的这一句话,这名官员后来竟向公安厅反映说这几名交警的“执法态度恶劣”,要“讨个说法”。
“我们只是照章办事,并非态度不好。我们虽然按章罚了款,最后却不得不向那个‘大官’道歉。”何勤说。
“你们执法不规范,我要曝光你们!”另一次,在毕华军处理完一辆超速车的第二天,记者就扛着机器找上了门来。
原来,被处理的是当地电视台某部主任,而那名记者,就是他的下属。
几番纠缠下,这名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如果不把他领导的钱退回去,就要“曝光”他们——实际上,对方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有“执法不规范”的地方。
为平息这场闹剧,压力之下,毕华军退给记者200元钱。这种妥协,在她的职业生涯中,颇为罕见。
“拿到钱后,对方的脸色立马就温和下来了。”毕华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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