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是统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两翼”。
“60年前，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同经过普选产生的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开场白让参会者之一—著名法学家、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莫纪宏“惊”到了，“过去没有这么讲过”。时隔一周后，莫纪宏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这段话。他用“最经典”称赞这段话。在莫纪宏眼里，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这番表述，无疑为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即依宪有据。
依法治党
中办新设法规局审查党内法规是否合乎法律
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全会主题，这在党史上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关键。”过去一年多，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已经看到依法执政的具体变化。
作为著名的法学教授，姜明安参加过许多跟法学有关的会议。他乐于提起其中一次会议—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组织的法学会议。姜明安说，中央办公厅法规局是党的十八大后成立的新机构，主要用于审查党内法规、重大决策是否合乎法律。在国务院有法制办、全国人大有法工委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中央办公厅成立法规局，姜明安认为这是中共依法执政的重要体现。
“反腐立法凸显习近平法学思维”
姜明安说，党内法规的建设，体现了习近平重视法律，重视制度，调节党内关系，调节党内事务，以实现依法治党的战略目的。
在他看来，党内法规清理是第一步。党的十八大后，中央集中清理党内法规。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年初，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近四成被废止或宣布失效。
与此同时，第一部党内“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出台，第一个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提出。
姜明安细数这些变化，认为党的十八大后，党内法规建设呈现“特别注重党内法规系统化，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特点。
他借此预见5年后的党内法规体系：制度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更加健全；实践亟需的党内法规及时出台；配套党内法规更加完备；各项党内法规之间协调统一。
在各项法规中，对反腐败进行国家立法尤为引人关注。姜明安认为，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凸显了法学出身的习近平的法学思维。
姜明安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49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落马，这是所谓的“治标”。但“四百多万党员，总有些人会有侥幸心理”，没有制度不能解决“不敢腐、不能腐”的问题。
法治放权
一次性修改20多部行政法规
取消某些行政权力
“本届政府已经4次一揽子修改行政法规63部，废止3部，三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法律22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马怀德在报纸上撰文，感叹“法治引领保障简政放权”。 一年多取消下放600余项审批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力推的大事。姜明安曾就此解释：“法治政府包括透明政府、有限政府和资源政府，简政放权就是建设有限政府的一部分，走上法治的轨道，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和控制，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8月底，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做有关报告时透露，一年多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每一次取消下放，几乎都伴随着李克强总理类似的表态：“不得在法律法规之外设立面向社会公众的审批事项”，“凡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和责任的事项，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设定”。
“建设法治政府尤为根本”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表示，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会后，李克强总理对记者表示，“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3天后，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场即明确政府依法履职的原则。“今天是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标志着新一届政府开始全面履行职责，按宪法法律赋予的要求开展工作。” 25次国务院常务会24次提法律 “过去一年是本届政府依法履职的第一年”，一年后，在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如此总结。对今后的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的表述，“法治政府”更被放到首位，与此前提法不同。
细微的变化反映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根据媒体统计，今年前8个月的25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法律法规”和“简政放权”贯穿始终。相关新闻通稿中，“法律法规”被提及24次，其中大多数指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顶层设计
建设法治政府夯实法治国家之基
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迎来重要时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依法治国唤起的制度力量，必将有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国家治理体系必须现代化；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提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是统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两翼”。
“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是主体，法治政府是重点。”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指出。
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心环节：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依法行政 当前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简政放权先行，制度建设跟进。我国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法无授权不可为”；明确“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出台“责任清单”，“法定职责必须为”。这将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政府当好市场秩序的“裁判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神”。 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为推动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今年6月国务院在自查和实地督查基础上创新工作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全国工商联和部分研究咨询机构，围绕简政放权、棚户区改造等部分重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展开评估，以便与自查和督查情况进行对表分析。
创新第三方监督，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要完善来自人大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指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即在于完善这种外部监督机制，如人大的预决算审查制度、质询制度和法院的行政诉讼等制度。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补齐的“短板”：加大问责力度
“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不健全，对违法行政问责不足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建议，探索建立法治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违法行政实施严厉问责，把“会不会依法办事、能不能依法办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依据，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确立明确的法治导向。 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姜明安指出：“当下许多治理失灵，源于权力滥用。一些涉及巨大公共财政资金和广大公民重要权益的决策往往缺少公开、民主的决策程序。‘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决策管理模式，至今仍在一些地方存在。”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决策管理模式，重大决策公开透明，尽量让社会公众参与，推进国家治理规范化、科学化。”姜明安、马怀德等专家建议，国家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决策程序条例，明确要求行政行为、行政决策未经听证会、论证会、审议会等正当法律程序，不得通过和实施。
改革有据
时隔48年全国政协再设“双周协商座谈会”
今年2月，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习近平特别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中央深改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成立。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方案，涉及15个领域60项改革举措。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名誉院长应松年认为，法治中国与全面改革同时进行的关口，改革本身就是促进法治化的契机。
张德江阐述“于法有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法有据”具体阐释为“充分发挥立法在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把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结合起来，及时地把改革开放的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
在财税学者叶青看来，四审通过的预算法是改革于法有据的成功案例。“预算法为什么可以在8月底通过？因为前面做了很多改革的铺垫，导致这次预算法的修改比原来顺利很多。” 法律审议表决前增设评估环节 预算法修改历经十年博弈，十八大后的修改进程让叶青感受到一些不同。“过去因为部门分歧有所争议，最后审议通过的版本，让我看到国家利益大于部门利益。”叶青用来举例的就是央行国库经理制，预算法四审稿最终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保留央行国库经理制。
这涉及张德江的立法理念：在立法过程中，“积极妥善回应公众的关切，这既有利于促进立法质量提高，又能凝聚共识、夯实法律实施的基础”。张德江还提出，在法律提请审议表决前再增加一个评估环节，请立法工作部门以外的人进行评估。
新预算法中，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也得到加强。张德江在预算法通过后，要求不断增强人大审查监督预算决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把人民的钱袋子管好用好。作为十届、十一届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这是全国人大履行法定职责的表现。
“双周座谈会”重回政协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也逐渐履行法定职责。去年10月22日，时隔48年后，“双周座谈会”又重回公众视野。双周协商座谈会是政协民主协商的重要形式之一，最早可以溯源到第一届全国政协。恢复后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安全生产法修正、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体制改革等问题座谈。
这与俞正声对政协的定位有关，他要求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树立法治理念、坚持法治思维、营造法治环境，使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力推进。
依法反腐
“法治化”是十八大以来反腐鲜明特点
早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即提出：“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今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刘云山数次撰文谈“用权” 主管组织人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今年5月在《学习时报》撰文表示：要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的能力。9月8日，他再次在《学习时报》撰文，提醒干部对手中的权力，要有敬畏之心，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
在姜明安看来，这是必然。姜明安说，公权力行使、决策都由党管理的领导干部来具体实行，不将“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干部清除出队伍，这两条没法保障。
职务犯罪侦查逐步交还检方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王岐山即表示：“严格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加强案件审理和监督管理工作，保障被审查人员合法权益。”
新华网将此总结为“应该由党纪处置的坚决以党纪来处置，应该移送司法机关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并指出法治化是十八大以来反腐的鲜明特点。
2013年11月，最高检察院召开的反腐法制化专家座谈会，明确提出如下动向：今后纪委“双规”的官员，确认可能构成犯罪的，将及时移交检察机关调查，纪委不再全程查案。
仅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贪污贿赂犯罪要案1676人（含厅局级182人），同比上升32.3%，其中包括7名省部级干部案件，以及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许永盛等一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厅局级干部案件。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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