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向具有一定经验的优秀律师遴选法官。今年，已拿出两个高级法官的岗位进行招考，但是有点遗憾，没有律师报名。”
10月27日，在上海市各界青年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如此表示。
“新鲜出炉”的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建立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检察官制度”。而上海的司法改革实践，已在探索路上。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改革正“触碰到利益群体”，也在试图回答“现有法官不愿‘被退出’，优秀律师未必愿意‘入行’”这一现实问题。
不得不“得罪”700多个“法官”
改革最难办的事，莫过于“得罪人”。
根据6月16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上海司法改革方案，未来，上海法院将只保留33%的“精英法官”，并为之匹配占法院员工52%人数的司法辅助人员和占15%人数的行政人员。33%中，将有一批名额面向有经验的优秀律师、法学教师等“体制外人士”招聘。
在邹碧华看来，这一名为“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措施，最为困难，又不得不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建立适应司法工作规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有别于普通公务人员的法官管理制度，这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他说。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在上海地区法院，就至少要得罪700多名现职“法官”。
据邹碧华透露，上海全市现有3665名“法官”，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人员混同使用”问题。其中，综合部门包括政治部、办公室、行政管理等占了497人；审判部门分为审判一线部门和审判二线部门（包括立案庭、执行局、诉调中心、研究室、审判管理办公室），前者有2083人，后者占到1086人；在审判一线部门里，还有413名中层干部。
也就是说，“很多不办案的人员也当了法官”。真正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大约只有1670人，约占“法官”总数的45.5%。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与律师对“精英法官”职位不太感冒的情况相比，另一拨人，却在为争取保住“法官”头衔和待遇而忙碌。
按照现行改革方案，审判一线部门中的2083人，最后将被“砍”至1200人左右（即3665人中的33%—记者注），至少有700多人将从“法官”职位上卸任。更困难的是，即便剩下的1200多名“精英法官”全部来自审判一线部门，现有的1669名一线实际办案法官中，也要缩减400多人。
“这一刀‘砍’在谁身上？谁来评价，怎么评价，走什么程序？”邹碧华称，这是此轮上海司法改革最困难之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一部分人要从法官变成司法辅助人员，去给现在的法官‘打下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很难做。”
部分律所收到青年法官简历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根据上海改革方案，一线办案的法官要从原来的45.5%减少到33%，但案件每年增长却达到5%至10%，未来如何保证办案效率？”
在座谈会上，有人委婉地提出了上述问题。
邹碧华的回应是，改革后，办案人员的总数并不会减少。因为在一线办案的，实际还包括一部分“司法辅助人员”。改革后，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比例将从原来的1∶0.6，上升至1∶1.2，并不会削弱办案能力。
但问题是，那些在一线办案又不能成为“法官”的年轻人队伍，能否稳定住？记者采访发现，面对改革的不确定性，一些一线青年法官已作出反应。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顾问黄荣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律所近来收到了不少来自上述群体的简历。“年轻人可能有些焦虑了，改革后，如果要从审判部门的一线办案人员中，再去除一部分人，他们担心，‘被退出’的有可能是自己。”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此前的8月25日，上海市4家司改试点法院，已任命了首批“法官助理”—即“52%司法辅助人员”中的一种—多为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将主要负责在法官指导下，“协助”法官进行诉讼材料审查、诉讼参与人接待、准备相关参考资料等各项审判辅助性工作。
如果按照改革前的升职路径，这些首批“法官助理”在工作3~5年后，本可以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后者不仅算是法官，还具有一定的独立裁判权。
此外，根据未来的司改薪酬方案，进入“法官”序列的人，将享有相对较高的薪酬。对于“法官助理”而言，则可能仍在一线从事琐碎的办案工作，却因序列降低而“薪酬缩水”。
记者了解到，目前，薪酬改革方案上海高院方面已初步拟定，但尚未报批通过。
律师、教授为什么不愿意当“法官”
改革中一个备受瞩目的做法是，从优秀律师和法学教师中遴选“精英法官”。让那些更专业的人来从事专门的审判工作。但实施起来，现实却有些“骨感”。
邹碧华毫不讳言目前“招聘”所陷入的尴尬局面。
文章开头提到“没有律师报名”的情况，就是尴尬之一。而从律师到法官的“薪酬待遇差距过大”，是一个难以绕过的原因。
据邹碧华介绍，遴选为高级法院法官的条件包括：担任法官5年以上，二级法官以上等级，或者具备10年以上律师、法律学者及其他法律工作从业经验。
由律师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却显示，2013年，上海共有律师16692人，人均创收56.3万元，位列全国首位。黄荣楠进一步解读这组数据背后的律师实际收入：“律师的创收提成一般在60%到70%之间，一般有个3~5年工作经验的律师，仅提成部分，就能拿到20万~30万元。”
与之相比，青年法官的收入却没有那么多。黄荣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据他了解，上海一名毕业3~5年后进入副科或者正科级别的青年法官，年收入大约在15万~20万元之间。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作人洪亮在座谈会上笑言：“我太太说，‘你可以去当法官，但收入不能降得太低吧？’”邹碧华也坦言，这次改革，法官待遇一定会有提升，但“提升一定不会特别高”。
但黄荣楠律师和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都认为，“收入低”并非律师、教授们不愿意当法官的最主要原因，“尊荣感缺失才是”。
在世界其他国家，法官平均收入一般比公务员稍高一些，但实际都没能达到律师的高收入水平。
比如美国，地区法官的年收入约为17.4万美元，与地方参议院收入相同。“美国一名头发花白的大法官收入远不及一名同龄律师，但法官却极有尊严。”黄荣楠说，“这种尊严，越是年纪大的资深法律界人士，越是看重。”
美国犹他州一名法学专家也曾告诉姚建龙，在美国，很多知名律师、教授人生的最后一份职业就是法官，而在中国，法官是很多年轻人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案子多得不行，累得要死，还要被当事人骂，不受尊重，谁愿意去干？”
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刘正东向记者坦言，如果法院能够拿出具有吸引力的岗位来面向资深律师招聘，即便薪酬较低，律师们也未必不会心动：“你想想，如果一个已经有了很好经济基础的律师，他为了理想、尊荣感而去法院工作，理应是正直且抗腐蚀能力很强的。”
在刘正东看来，目前律师们暂时“按兵不动”，还有一个因素是担心改革尚在进行中，进入法官队伍后，能不能与司法辅助人员配合好？
“根据改革方案，一部分人可能从法官变成司法辅助人员，他们能不能没有偏见地与新进律师们配合好？”刘正东说，更多律师可能对这道“心理上的隔离墙”有所顾忌，还在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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