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按:厦门的远华红楼、重庆的文强别墅……这些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无不联系着曾经轰动当时的腐败大案，谷俊山“将军府”的曝光，则续写了这份名单。腐败高官们出入豪宅、歌舞升平时，也正是他们呼风唤雨、挥斥方遒的时刻；而一旦他们落马，这些或矗立于繁华中心、或深藏于幽静景区的奢侈之地，又一个一个跌落尘埃、回归平淡。
忘记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地标”似乎是不应该的，它们至少是从虚假辉煌回归真实世界的历史见证。在这些地方，曾上演过从穷奢极欲到身陷囹圄的活剧，而这也是这些“地标”中的相当一部分曾经或者现在依然是“反腐教育基地”的主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了近30条旨在从严治党的新规矩，“重视细节、能落地”被视为这些规矩的重要特点，而“八项规定”、反“四风”则是其中最为公众耳熟能详的部分。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党的领导，依规管党治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的署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王岐山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案例，没有一个不是在违法之前首先违纪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曾经的“腐败地标”更不应该被遗忘。南方周末记者回访这些曾经的“反腐地标”，目的不在于揭开伤疤，而在于“激活”回想。这些并未远去的案例告诉我们，廉洁并不单单依靠“打老虎”就能实现，它真正依赖的乃是法治的反腐道路。
2001年，红楼成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为了保持原样，组织者下足了功夫。在五楼赖昌星卧室，妻子曾明娜的洋娃娃，在主人逃离一年后，依然端坐在床中央。
“每天都有人来拍照，你说烦不烦？”
保安刘敏坐在桌子的内侧，虽是发问，语气却不容置疑。只容一人通过的窄门开在楼的右侧，进来就是电梯间，这是上楼的唯一通道。刘敏和他的桌子对着电梯。
门很窄，在门外看不见刘敏，每个进入窄门的人，都会冷不丁听到他严肃的声音，“你找谁？”“你来做什么？”得不到满意答复就将失去乘坐电梯的机会。
“好多人想混上楼参观。”他摇摇头，既像是表达不理解，也像在传达领导的死命令，“绝对不可能，领导烦死了”。
这是厦门湖里区一栋七层的红砖小楼。一楼是中国移动的营业厅，二到七楼是营销办公室。这一天是2014年的国庆节，营业厅前挂着“购机送话费”的充气拱桥。
刘敏是厦门本地人，二十出头。他说，上世纪末的时候，自己还小，但也强调，他当然知道，“这是赖昌星的红楼嘛”。
“不过瘾”的反面教材
对红楼的记忆，萧前停留在2001年的秋天，他和单位的同事统一坐着大巴车，来红楼参观“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展览”。
彼时，这起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走私案刚刚尘埃落定，远华公司偷逃税款高达300亿元，是同期厦门海关关税总额的6倍。董事长赖昌星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共600多名涉案人员被查，300多人被追究刑责，厦门市委书记、两位副书记、三位副市长都遭到查处。超过十分之一的厦门海关人员在审查中落马。
萧前对红楼并不陌生，在当年的厦门，红楼无人不知，就像赖昌星的走私，“马路边卖冰棒、卖豆花的都知道”。
自1996年国庆节开业以来，红楼对外的名义是远华公司的招待所。曾经每一天的夜晚，红楼前车水马龙，院子里公车堆叠。奔赴红楼的官员，有的满面红光往里冲，也有的绕道消防梯，小心行走于阴影中。在媒体的报道中，红楼记录下赖昌星拉拢腐蚀重权官员的三招六式。在这里，赖昌星总结出一句“至理名言”：“不怕什么法规条文，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
远华案后，红楼成为廉政教育的示范点。
“当时决定把红楼作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开放参观。”一位参与过处理红楼的厦门市委宣传部官员回忆道。
厦门市所有机关单位，都排了参观的时间表，往往一个单位的人还没走，下一个单位的人已经等在了红楼外。
参观流程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在一楼的大厅，除了能看到的“红运当头”的草书墨宝，也能看到落马高官的悔恨自白，包括公安部副部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厦门海关关长，纷纷痛悔自己没有经受住诱惑。
二楼餐厅，三楼桑拿浴室，四楼KTV包厢和舞池，每一层都有文字介绍，共同向人们展示一幅纸醉金迷的画面：香港的大厨，红木餐桌上的美酒佳肴、国外进口的羊毛地毯、双人蒸汽式冲浪浴缸……
为了保持原样，组织者下足了功夫。在五楼，赖昌星卧室，妻子曾明娜的洋娃娃，在主人逃离一年后，依然端坐在床中央。
“感觉和以前参观地主的收租院一样。”萧前说，他明白其中的用意。
在官方的叙述中，红楼是腐化官员，道德堕落的渊薮。展示红楼的穷奢极欲，正是因为其中有着这样的“罪恶”。
在萧前看来，红楼放到今天就是一个私人会所，“没觉得多豪华”。用今天的标准，当年的红楼不管是鱼翅鲍鱼，还是安装了高级音响的卫生间，都无法满足猎奇者的口味，这不能不说有些尴尬。
从2001年8月到10月，展览只办了两个月，就匆匆收场，如风卷残云般，红楼内的所有陈设被一扫而空，再不虞保持原样了。
最好的归宿
2004年，包括红楼在内的远华公司大院，被政府无偿提供给厦门市总工会，使用期限20年。这一年的劳动节，厦门市进城务工人员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从服务‘贵族’，转而服务最底层的平民。”黄婕在厦门市总工会工作多年，她经历了红楼这十年的变迁。
“当时很多单位想开发这块儿地，政府考虑再三，交给了总工会。”
严格意义上讲，总工会其实没有真的使用过红楼。服务中心主任郭小萍说，一开始准备将红楼改成公益图书馆，但红楼的层高不达标。后来怎么使用红楼就一直没定下来，直到最后，整栋出租给了中国移动。
“还是比较敏感。”她说。
红楼成了总工会最有名的建筑，也成了包袱，外地的领导来了，提出想去红楼看看，黄婕也安排了好几次。
2013年，进城务工人员服务中心改名为职工服务中心。在新闻报道中，再次提到了红楼的历史，这让黄婕很无奈，领导也很生气。
“红楼是厦门的硬伤，大家不愿意提。”黄婕说，厦门正在加速发展，现在需要的，不是揭疮疤，而是抚平伤痛，踏入正轨，“最好是多少年后人们都不记得了，这就是红楼最好的归宿，将它封存进历史。毕竟不光彩。”
红楼确实淡出人们的记忆了。萧前记得，2011年，赖昌星被引渡回国时，在厦门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人们不过是提一提，就忘了。
想起十几年前的红楼反腐展，他有了新的看法，“其实不是红楼让人腐败，孔子都说了，‘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萧前说，后来，厦门官场流行起“抄告单”制度，也是源于远华案。原先，领导的口头指示不需要形成文字，下级就会执行，但远华案中，许多下级官员因为受到领导牵连而入罪去职，之后，官场上有了不成文的要求，对领导的指示，要有一个纸面的非正式文件，要“抄而告之”。
虽然微小，也是一个进步。
如今，在远华公司旧址，除了红楼，还有一家健身俱乐部，两家艺术咨询中心，以及一家海鲜酒楼。十几年前的事情，就像烟消云散了一般。
郭小萍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台远华时期的立式空调，“但红楼里面，什么都没剩下了。”
这也是保安刘敏的说法，为了改造成办公楼，红楼的内部被整修一新，原有的房间布局被打掉，重新做成办公隔间，原来最负盛名的红色元素，红墙红面，也被统一漆成了白色。就连上楼的通道，也从大厅改到了楼侧的电梯间。
“你什么都看不到。”他肯定地说。
刘敏说自从广东到厦门的高铁开通后，来拍照的广东人多起来了。
让他恼火的是，那些好奇的人不相信他，他又不能让他们上楼证实自己的说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敏、萧前、黄婕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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