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陕西丹凤县小伙李磊发现战国青铜剑上交文物部门被奖励500元。当地文物部门称这把剑距今约3000年历史，有人曾想花十几万元买走。对于李磊的做法，我们必须大声赞扬，知法守法、不见财起意，体现了很高的道德风尚。但是文物部门仅仅奖励李磊500元，这是一种短视和错误的做法，绝对不可提倡。
我国法律规定，所有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任何人在发现和捡拾到文物后都应上缴政府相关部门，政府对于主动上交者给予适当奖励。但何为“适当”？上交价值十几万元的文物仅仅奖励500元，肯定不算适当。市场价值与奖金之间的巨大落差必然会打击潜在的文物上交者。李磊固然高尚，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高尚，能做到在巨大诱惑面前不动私心。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人再次捡到同样的青铜剑，如果他心里想与其上交拿那区区500元奖金，倒不如放家里自己玩，就算这样做违法，但我不声张，谁能知道呢？会这样想的人有多少，我不敢说，但以近些年中国文物走私之猖獗推想，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本来，文物部门可以借此机会提高奖金，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上交地下文物不但是法律规定，更可以获得不菲的奖金。如此一来，大家上交文物的积极性必然大幅提高，对于国家保护文物、制止文物黑市和走私都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大好良机，就因为区区500元，付之东流了，可惜可叹。
《吕氏春秋》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就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孔子的弟子子贡把一个鲁国人从诸侯手中赎了出来，但却拒绝国家给他报销赎金。孔子批评他说：“你这么做不对。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会再为沦为奴隶的同胞付赎金了。你报销赎金，无损于你的善行。你不接受赎金，却破坏了一条非常好的法律。”子贡在孔门弟子里算是比较有钱的，他当然可以拒绝赎金，以彰显他救助同胞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出于道义。但他就没想，他能做到的事情，可能有很多人做不到。他把道德标准提高到了其他人力不能及的高度，既然做不到，干脆不做就是了。
这个故事的启示之一就是：道德标准不能高到脱离实际，否则就会走向道德的反面。文物部门奖励李磊，表面上是奖励他的高风亮节，让大家都来效仿，但结果却弄巧成拙。不少人会问：“国家愿意花上千万上亿元去国外收购流失文物，为什么却吝啬于奖励本国主动上交文物的公民？”这是强有力的质疑，值得思考和正视。
上面的那个《吕氏春秋》的故事还没完。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获救者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就接受了。孔子于是说：“鲁人必拯溺者矣。”对子路很是肯定。今天看一头牛不算什么，但在孔子那个时代，据记载一头牛的价格比一个奴隶还高，是相当大一笔钱。人命当然不能用钱来衡量，但这样一大笔钱一定会吸引人出手救人。
孔子对人性、人心、人情的确知之甚深。古人尚且知道要不吝金钱奖励善行义举，我们今天难道还不如古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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