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李东华 邬林桦
旨在“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教育的机会”，近几年在上海发展迅速、颇有影响力，并荣获2012年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上海一公斤”），被指内部管理混乱、账目糊涂。
“上海一公斤”财务王馨年近日向晨报自揭家丑：“账不是一般的乱，募捐不入账，票据丢失严重，乱拿发票顶账，支付宝账号脱账达一年多……”
除了王馨年，作为“上海一公斤”“乐融”项目的资助方——上海慈善基金会在对该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中期审核时，也对该项目总计6项费用支出中的4项提出了质疑，对92972.7元中的32000余元支出不认可，目前正在跟踪项目执行方的整改情况，并视情处理或停止给付剩余资助款。
对此，“上海一公斤”负责人坦承，目前已经请了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账目审查，结果出来后会向社会公开。
财务王馨年：我与“一公斤”无个人恩怨
称“每一分钱都是志愿者的爱心，都应该用得明明白白”
[“一公斤”简介]
今年受捐已超60万
“上海一公斤”官网显示，2011年5月，受“多背一公斤”活动启发，李董翔等人发起成立公益组织“上海一公斤”，由上海本地企业专业管理人员、都市白领、关注儿童的爱心人士加入共同运营，致力于推广中国公平教育的发展。
2012年3月5日，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这一公益组织正式注册为“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法人代表为李董翔父亲李和平。该组织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力改善乡村学校的教育环境，走进村小，帮助农村孩子健康、自信、快乐地成长，希望“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公平教育的机会”。
“一公斤”成立后，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经过3年多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日增。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该公益组织各项捐助收入共63143元，2013年达203000余元，今年前三个季度各项捐助总和已超过60万元，其中包括义卖收入在内的个人捐助150780.37元，基金会补助486060元。
61岁的王馨年，有着近40年的银行财务工作经验，是一名老财务。2012年，他开始帮助“一公斤”做账。
据其回忆，2012年，“上海一公斤”刚起步时，是由发起人李董翔的父亲李和平主要负责报销。当时，王馨年仅是每月抽空帮忙做账。“当时有老李在，而且资金还不是很多，账目做得很清楚。”王馨年说，但从2013年开始，李和平因身体原因卸任，所有报销事宜改由项目总监王磊负责。
今年6月，王馨年正式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一公斤”的财务人员，每个月领取500元补贴。
然而，当王馨年全盘接手“一公斤”的财务状况后，他发现“‘上海一公斤’的账不是一般的乱，问题很大，募捐不入账，票据丢失严重，乱拿发票顶账，支付宝账号脱账达一年多……”，在向“上海一公斤”负责人反映无果后，他找到了晨报。
王馨年说，“上海一公斤”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志愿者，两个主要负责人李董翔和王磊，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策划具体的项目和活动，疏于对组织的内部管理。
“‘上海一公斤’财务管理很不规范，我身为财务更多的只能是建议、提醒，但没有任何办法，如果不是到了这个账没办法做了（的地步），我也不会找你们。”王馨年说，“我与‘上海一公斤’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来这边做事主要也是想为慈善出份力，但它的账确实乱，我感觉里面问题很大，再下去没人管，指不定哪一天就会出大乱子。每一分钱都是志愿者的爱心，都应该用得明明白白。”
“上海一公斤”财务账本记录的信息显示，该组织仅在2013年1月到2014年9月就报销餐饮发票53300余元、各项志愿者补贴48300余元、广告宣传费82000余元，其中有部分用以抵扣诸如“场地费”“志愿者补贴”等名目的餐饮发票。
陈先生是一名有着6年账务审计经验的会计师，在翻看了王馨年提供的账本后直言：“从账本上看，账做得很认真，但里面不是一般的乱，经不起查。”随后，他一一指出了“一票多用、账目不清、收支不平衡”等四个财务方面的专业问题。
[财务自曝“一公斤”四大问题]
1、同一发票原件复印件分别在两个不同项目入账
王馨年说，按规定报账发票必须提供原件。但在一份与广东麦田教育基金会签订的出资项目合同中，记者找到了一张数额为2700元的宣传制作费用发票复印件。
为何会使用复印件来做账，难道原件另有用处？记者仔细查找后，最终在上海慈善基金会资助的“乐融”项目中，找到了这张发票复印件的原件。原来，同一张发票的原件和复印件，分别被用在了两个活动中充账。
记者还发现很多发票只有一个笼统的名目，比如“办公用品”，但没有附上具体的购物清单，也没有具体在哪个活动使用的说明。
而且账本里还有大量用餐饮发票来冲抵各种名目的费用支出。比如今年在徐汇影剧院举办的“上海一公斤志愿者年会”的场地费，就是用了一张3247元的上海豪牛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餐饮发票来报销。
记者联系场地提供方徐汇影剧院，办公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当时的场所不是其负责，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他强调，任何活动如果收费，都会开具剧院正规发票。
2、支付宝账户一年多无监管，账目至今没过账
今年9月，王馨年无意间在办公室的地上，捡到两张数额分别为9500元和1900元的收据黄色联，收款事由都是“拍品”，盖着“上海一公斤公益发展中心”的公章，收款方式不像以往那样是“现金”，而是“淘宝”和“支付宝”，入账日期分别是2014年4月11日和2014年4月22日。
他仔细翻查了今年的账本，均没有找到这两笔款项的入账记录。“之前收款方式要么是现金，要么就是转账给法人账户，怎么会有淘宝和支付宝呢？”王馨年随即就这两笔未入账的收款去向和收款方式，向王磊征询意见。
“王磊说，这是两笔拍卖款，是通过‘上海一公斤’的支付宝募捐账号收的款，这个账号也是由她在管理。”王馨年说，直到此时，他这个财务会计才第一次知道，“上海一公斤”除银行账户之外，还有支付宝账户。
王磊的解释是，“上海一公斤”的支付宝账户是2013年11月份开设，目的是方便网友捐款。
此后，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王馨年要求王磊提供支付宝账户的收支明细，并把里面的款项转至统一账户，以便管理。但王磊并没有答应，仅做了一份“2013.10-2014.10.10支付宝账务”的表格交给了他。
记者在这张支付宝账务表格上看到，支付宝各项收入加起来共42412.8元； 在支出项目中，有1274.71元用于江西迷你图书角，13550元用于江西136个爱心包，有6940.8元支出没有备注项目。截至今年10月10日，该支付宝账户还有余额11154.75元。
3、慈善拍卖物资未造册，部分义卖善款未入账
“上海一公斤”还举办义卖活动，市集中的物资都由志愿者捐赠，所得善款用于支持公益项目和活动。
当记者向王馨年提出，是否可以看下一些活动中的物资清单时，王馨年却直言，“上海一公斤”只负责收取志愿者捐赠的物资，对于物资的品类、数量、新旧程度等统统没有造册登记，甚至连义卖活动筹到的善款也没有入账。
“‘上海一公斤’ 的办公地在徐汇，但物资的存放是另外租的仓库。”王馨年也参加过几次义卖活动，但作为财务的他，甚至都不知道仓库在哪里，都是志愿者在张罗。
记者翻阅资料发现，2012年11月，曾有上海媒体报道过“上海一公斤”在新梅广场发起一场儿童公益扶贫活动，义卖获得8000元善款。
但记者仔细查看了“上海一公斤”2012年全年账本，都没有找到这笔善款的入账记录。王馨年说：“不单单是那一次，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2012年有一次义卖收入有3万元，但也只写在网上，没有归到账务收入中。”
4、项目总监购买百本收据，38本收据去向不明
按照正常的财务管理制度，收据是收款方出具给支付方的收款凭证。作为慈善组织，“上海一公斤”在活动现场如收到爱心款，则会向捐助人开具盖有该单位印章的收据。一份收据分黄色、红色和白色三联，红色的记账联交给财务入账，黄色的凭证联给支付方，白色的为收据存根不撕下，用完一本收据后要交还给财务人员进账。
“根据财务制度，就算是新的收据本都需要编号存放好，需要一本用完才能申领一本，但在‘上海一公斤’这里，到底有多少本收据本在用，我根本不知道。”王馨年说，直至今年9月份，他自查时意外发现一张写着“100本收据”的发票。
“购买人是项目总监王磊，平时公章也是由她保管的。”王馨年说，他发现这“100本收据”的发票后，核查发现，已经入账的收据仅有28本，而且入账的收据基本不连号。
王馨年曾提出，希望王磊将剩下的收据本交由其保管。随后，王磊陆续交出了34本未使用的收据本。
记者注意到，王馨年所说的购买收据本发票，开票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开票单位是九星市场。翻看10多本账本后，记者发现除极少数收据连号外，大部分均为编号不相连，存根联情况缺失严重。除去已入账的28本及未使用的34本，尚有38本收据本不知所踪。
[问题不止这些]
慈善基金会对“乐融”支出提出质疑
9.2万元中有3.2万不认可，视情停止给付剩余资助款
除了爱心市民的捐赠外，“上海一公斤”这几年还得到了一些慈善基金的支持。
2013年，上海慈善基金会就与“一公斤”达成了“乐融”项目资助协议：由其拿出13.37万元，支持“乐融”项目的开展。
“乐融”是“上海一公斤”专门针对在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开展的公益项目，主要内容是组织志愿者教学、帮助学生组织课外活动等。
6项支出4项被质疑
目前，上海慈善基金会根据协议，已按计划拨发了总款的80%，有9万余元已划拨。
然而，最近，上海慈善基金会组成的审计小组，对“乐融”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中期审核时，对该项目总计6项费用支出中的4项提出了质疑。
记者核查发现，“上海一公斤”开展的“乐融”项目，自称产生了6项费用，包括“宣传费”、“场地费”、“活动物资”、“评估费”、“补贴”及“管理费税费”，审计小组对除“活动物资”及“补贴”外的另4项支出均提出了质疑。
连官网设计费也列入
在“乐融”项目的账本中，记者看到一张由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开具的名目是“广告设计费”、金额是10000元的发票，用于报销“乐融”项目的宣传费。据审计小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实际上这10000元是“上海一公斤”官方网站的设计费用，根本不应该计算在“乐融”项目的开支中。
针对另一项2000元的“评估费”，审计小组核查发现，这个所谓的项目评估，根本没有必要，连评估报告都没有，是否真的进行了评估也说不清。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秘书处项目部的负责人向晨报记者证实，在中期报告审核的过程中，的确已发现“上海一公斤”的“乐融”项目服务人数超出原先预算，志愿者补贴费用也因此超支，要求项目执行方按协议条款加以规范管理。在完成对“乐融”项目的中期审核后，内审组共对“上海一公斤”前三季度实际使用的92972.7元中的32000余元支出不认可，还有包括管理费和税费在内的支出没有找到凭证，是否产生支付尚有待核实。
目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正在跟踪项目执行方的整改情况，并视情处理或停止给付剩余资助款。
无故报销2万场地费
王馨年也发现“乐融”项目有问题。在一张“上海一公斤”交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的“乐融”项目预算表上，“上海一公斤”提出的项目预算共计13万余元，包括场地费、宣传费和评委费等各项费用在内。王馨年说：“按照他们列出的经费使用清单，前三个季度乐融项目已经使用92972.7元，但我按账本核算下来，实际使用只有69640.10元。”
在乐融项目的账本中，记者看到了一张2万元的场地费发票，开具发票的公司是“上海信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期是今年的9月18日。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商业地产、城市综合体项目、产业地产研究规划等全程营销解决方案的专业机构。对记者提到的“一公斤”活动场地费发票，该公司工作人员的回答极其含糊，但明确表示“没有听说公司有场地可提供”。
令人疑惑的是，“上海一公斤”的官网显示，“乐融”项目的活动几乎全是在民工子弟学校、免费公园内举行，为什么还需要额外支付场地费呢？
[“上海一公斤”回应]
总负责人李董翔：
管理是有问题，但没乱花一分钱
作为“上海一公斤”的负责人，李董翔表示，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就是真心想为农村的孩子做点事，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包括他本人平时都有全职工作，在管理和财务上确实存在疏忽。
李董翔说：“虽然‘上海一公斤’这两年的发展很快，得到的资助也多了许多，但我没有乱花过一分钱善款，我们也不是做财务出身，财务管理都是由财务做的，现在我们准备找第三方审计公司。”
项目总监王磊：
已请第三方介入“一公斤”账目审查
与李董翔一样，王磊虽然是项目总监，其实也是一名志愿者。
正常情况下，“上海一公斤”的活动大多以项目来运作，而每个项目都是由一个项目负责人来具体负责操作，平时大部分项目的执行是由项目总监王磊和一些志愿者具体负责的，“乐融”项目的负责人也是王磊。
昨天，记者联系到王磊后，就调查到的几个情况与其进行了核实。
关于“乐融”项目账目中的2万元场地费，王磊介绍说，场地费用是预算，当初与信众签了合同，也支付了这个费用，后来才知道场地费用不上，目前已和对方协商，这笔费用对方同意退还。
对于使用发票复印件涉嫌两次报账的2700元宣传制作费发票，王磊解释说，广东麦田基金会总共支持了2万元，其实是“上海一公斤”团队参加“同行设计”文化用品设计大赛获得的奖金，应大赛主办方要求，提供文化类支出的发票复印件才能领取奖金，所以才提供了这张发票的复印件，并不涉及重复报账。
对于徐汇影剧院的场地费，王磊说：“今年年会的场地费那张3247元的餐饮发票，其中1500元是给场地出借方工作人员的劳务费，还有2000元给了当天的摄影摄像，他们不能提供发票，所以就用餐费发票来代替了。”
那么，为何没对捐赠实物进行造册登记呢？
王磊解释称，之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忙，没有太多时间。“现在这两次活动，我们都把活动物资整理了一遍，带出去什么东西都登记了。”王磊说，关于这个问题，她相信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公益组织，没有几家是真正规范登记过。
“我们大家都是志愿者，平时都很忙，一步一步把‘上海一公斤’做到现在这样也不容易，我们在财务管理上存在问题，但要给我们改正的机会。”在采访的最后，王磊说，他们已经请了第三方审计公司介入“上海一公斤”的账目审查，结果出来后也会向社会公开。
上海市社团管理局：
年审由区社团局负责，不是很清楚
“上海一公斤”是2012年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型社会组织，作为主管单位的社团管理局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主要负责审批社会组织的注册申请。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组成，按这三部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每年会对已经注册的社会组织进行年审，主要审核社会组织一年内的运行情况及账目报表。”
然而，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上海一公斤”具体管理应由区社团局负责，对于“一公斤”的年审情况，他确实也不是很清楚。
据悉，截至2013年底，上海共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共1160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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