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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9年之后，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终于收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书 供图/新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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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保存着的呼格吉勒图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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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人杨某的大哥至今保留着妹妹的照片 |
“呼格吉勒图案昨日宣布进入再审程序。此时，距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已有18年。18年，这也是呼格吉勒图的生命长度。
前天，呼格吉勒图家提前得知了案件即将重审的消息，家里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表示：“能还儿子一个清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长期关注该案的新华社记者汤计分析认为，此类冤案发生的根源恰在于当年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严打”成为政治运动，而“从重从快”的口号恰与基本法律程序相违。只有依法办案，才能避免此类悲剧发生。”
申诉9年终得再审
“总算盼到了这一天。”72岁的李三仁一声长叹。
1996年4月9日晚，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被害人杨某是一名25岁的年轻姑娘，作为报案人，呼格吉勒图被警方快速认定为凶手。61天后，他被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终年18岁。
坚信儿子“被冤了”的李三仁、尚爱云夫妇，自2005年“真凶”落网供罪后，9年来将申诉、信访升为生活主题，几乎耗尽全部精力。忆及个中艰辛，李三仁只是很平静地说：“哪个家庭遇到这个（冤案），都会痛苦一生。”
案情的峰回路转，也令被害女青年杨某的家人五味杂陈。18年来慢慢愈合的伤口，突然一下子被“真凶”另有其人的消息戳中，他们对此显得有点木然，不知所措。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远在农村老家的杨母被家人瞒着，至今仍不知女儿已遇害。
从近日媒体披露的细节中，尚爱云拼凑出了儿子呼格吉勒图当年在审讯中所遭遇的考验。“他们不让我儿子吃饭、睡觉、上厕所，还骗他说那女的没死，招了就可以回家……”她拉高了声调，松垂的眼角挑起来，露出无精打采的瞳孔。
次子呼格吉勒图出事后，尚爱云总是哭，病也落下一身，近些年来视力越来越差。
今年10月30日上午10点，她跟老伴儿李三仁再次到内蒙古高院打听消息。自2005年“真凶”落网供罪后，他们的这种“信访”几乎每周一次，9年来少说也走了400趟。
他们居住的山丹小区距离内蒙古高院大约有5公里。最初，夫妇俩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近几年骑不动了，两人改乘公交车，不堵车时三十分钟能到。
“又来了？”时间久了，连门口的保安都不再阻拦，直接放行。2007年，内蒙古高院领导为李三仁夫妇安排在每周三固定接待，由一名副院长及一名刑事庭庭长轮流负责。
李三仁说，每位领导态度都很好，可事情就是没有进展。一开始，他们说“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工作，你耐心等吧”，后来变成“再等等，正在侦查”……自2005年后，他们见过了三任高院院长，还是没等到一个结果。
“明明白白的事情，为啥拖着不解决？”尚爱云都记不得这句话她问过多少次，追问过多少人。
这一次，接待人员的口风有点松动：“也许真快了，正在进行工作。”当天中午12点多，一条引爆全国的新闻发布了：呼格吉勒图案最快11月启动重审程序。
两位父亲一夜白头
“咱儿子冤了。”案发后第一时间，尚爱云便很坚定地对丈夫李三仁说。她的依据是，儿子胆小，连杀鸡都害怕，敢杀一条人命？但自案发到宣判，家属未获得与呼格吉勒图会面的机会。实在没办法了，尚爱云与李三仁在看守所对面一坐一天，期待能望见儿子一眼。
回忆起18年前儿子被押送开公审大会的场景，尚爱云有点哽咽。
当时，警车开出看守所，车在前面开，他们夫妇后面追着跑。李三仁腿软跑不动了，尚爱云搭车追到公审大会现场。
进了大门，顺着楼梯往上走，尚爱云看见儿子两手被反绑在背后。她哇地哭了，儿子别过头去，也哭。尚爱云称自己很想走上前去，问儿子到底有没有杀人。但警察不准。
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距离案发仅62天时间。这一年，正赶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严打”，此类刑事案件被要求“从重从快”处理。
被害人家属的痛楚至今不为外人所知。他们以农村人特有的隐忍，默默承受了不幸——既没有到“凶手”家上门讨说法，也没有向任何一方讨要赔偿。杨某的姐姐杨彩英（化名）向北青报记者回忆，老父来呼和浩特处理后事，前后呆了两个月，但在此期间，家人谁也没去过法院或公审大会，倒是一位迁居呼和浩特的同乡当日去围观了公审大会，他回来后碰见到杨父说，“人崩了”。杨父于是返乡。
杨某的嫂子回忆，这件事婆婆始终被瞒着，公公回家后，她还不解地问老伴儿：“你才走俩月，咋这么老相了？头发全白了。”
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头发也全白了，当时他54岁。
转机真的出现了
呼格吉勒图死后，葬在呼市南郊的一片白桦林里。孤坟上立着一块简陋的石碑，刻着呼格吉勒图的名字，没有生卒年月。
尚爱云记不得自己曾多少次伏坟而泣；这样的一幕，在河北聂树斌的坟前也多次出现，亦被媒体镜头所记录。
2005年3月28日，李三仁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聂树斌案出现一案两凶。当时媒体报道称，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落网后，供称自己犯了多起案件，其中包括石家庄西郊奸杀案，而聂树斌在1995年已因此案被枪毙。
这让他突然有了念想：“多会儿我儿子的案子真凶也能找出来？”读到聂树斌案与儿子案件的相似之处，他将文字勾画出来。
由此，李三仁培养起了新的爱好——收集冤案报道。聂树斌及后来的赵作海、佘祥林、念斌的遭遇，李三仁都默默关注着。特别是聂树斌案的相关报道，他收集了厚厚一叠，单独包起来，装在床下的黑皮革书包里。呼格吉勒图出事后，李三仁已经戒了最大的爱好——下象棋，因为无法心无旁骛。
7个月以后，转机真的就出现了。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杀人案就是“4·9”毛纺厂公厕女尸案。
2005年10月30日，赵志红被押着指认现场，当日，李三仁在医院做胆结石手术。几天后回到家中，邻居们赶紧跑来报信，刀口还未完全愈合的李三仁，“抱着肚子”同尚爱云两人去跑申诉，他们已经在羞辱中默默生活了9年。
结案之初，邻居张恒奎发现，老李夫妇总感觉在家属院里抬不起头来，“心理压力大的很”。尚爱云也为另外两个儿子感到内疚。呼格吉勒图三兄弟都在牧区出生，都取了蒙古族的名字。三兄弟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小弟庆格勒图在二哥出事后，成绩直线下降，还大片脱发。
若干年后，在寄给媒体记者的一封申冤信中，庆格勒图对少年时所受到的委屈难以释怀：“一些学生也在指责我，说我是杀人犯的弟弟，我一个人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开家长会，我怕我的父母受到同学家长、老师的询问指责，无奈只有叫大哥去给我代开，就在这痛苦中煎熬着，终于等到了毕业。”
2005年赵志红的落网，像是一个分水岭，将呼格吉勒图家人18年来的生活，分成迥然不同的两段。
这9年像慢刀子割心
2006年9月，内蒙古公安厅、高院、自治区检察院等部门组成呼格吉勒图案复核专案组。内蒙古政法委某主要领导曾向媒体表示：“我们的调查结论显示，当年枪决呼格吉勒图的证据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杀错了。”但此后，复核程序再无进展。
呼格吉勒图家人的申诉之路愈加坎坷。从2006年3月份开始，他们夫妇每年3月份去北京，期盼着有个记者、有个两会代表能把他们的申诉材料“递上去，让中央领导知道，让这个事情解决快点儿”。
这些年来，他们光保留下来的火车票就有40多张，信访接待证明、寄申诉材料的快递回执单攒了厚厚一叠。李三仁记得很清楚，一份申诉材料寄到北京，EMS收30元钱，快递要38元钱。
2010年的3月，尚爱云与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在北京碰面。她们的孩子遭遇惊人相似，有媒体将呼格吉勒图案称之为“内蒙古版聂树斌案”。
在一名记者帮助下，两位母亲找到一位农民工身份的河南人大代表，用15分钟叙述了各自的冤情。这位代表接过了材料，表示愿意帮忙。尚爱云相信，“这回肯定是递上去了”。
“太不容易了他们两口子。”这些年来，邻居张恒奎见证了李三仁夫妇的申诉历程。他说，街坊邻居只能同情，谁也帮不上忙。绝望时，尚爱云会跟自己较劲儿：“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怎么就让我儿子遇上这样的冤屈？”呼格吉勒图出事前，她体重120多斤，证件照中的她圆脸庞、皮肤饱满，对着镜头微笑。7岁小孙女看到这张旧照，撒娇地说：“奶奶，你年轻时好漂亮。”
18年来，尚爱云变了一个模样，骨瘦如柴，一张脸都瘪了下去，整个人感觉绷得很紧。她说，白天吃不进饭，晚上睡不着觉，一沾枕头就开始想儿子。西药、蒙药都试过不见效，最近又开始熬中药。72岁的李三仁，得过几次大病，牙齿几乎掉光。
尚爱云说，“真凶”出现后的9年最难熬：“前9年的疼，像是突然间给我心里扎了一把刀；这9 年，是慢刀子割我的心，一片一片削着。真是活得太艰难了……”说着说着，她整个人由哽咽到啜泣，眼圈红了起来。
今年年初，内蒙古高院领导曾向他们透露，“就今年，快了”。尚爱云称，他们老两口每天都以分秒计算，期盼第二天能有奇迹出现：“这个事情他一天给我解决不了，我就要一天追着去问。”
2005年以来，新华社记者汤计等人一直关注着案件进展。汤计先后通过五篇内参，呼吁跨省区异地再审“呼格案”。最后一篇内参发出后，引起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最高法从内蒙古调阅了“呼格案”的案卷，对案件直接予以关注。
汤计分析，此类冤案发生的根源在于当时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全国“严打”成了政治运动，而“从重从快”的口号恰与基本法律程序相违。
被害人家属不知另有“真凶”
呼格吉勒图案出现最新进展的消息，也传到了案件被害女青年的老家——乌兰察布兴和县西部一处僻远农村。人心再次被搅动。
自案发至今的18年，受害人家属的情况外界无从知晓。走近这个家庭后，北青报记者发现，他们对呼格吉勒图案件的峰回路转、几度波折全然不知情。他们的讯息，还停留在18年前——“人（被）崩了”。
18年来，这个家庭只是对杨某的母亲，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一个秘密。邻居李金厚介绍，杨父79岁，杨母76岁，两人育有四子两女，遇害的是二女儿。但杨母至今不知道小女儿已遇害，家人扯了一个谎，称她在饭店打工时跟人跑了。
李金厚很同情杨家的遭遇。他称，村里人谁也不敢当面提这个事。只要一提，杨父拄着拐杖的手就会抖，整个人含混不清地呜呜哭。
赶来邻居家的受害人哥哥杨建国（化名）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年不敢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怕她承受不住。为此，妹妹的骨灰都不敢带回老家埋葬，而是留在了呼和浩特，由他父亲负责全程处理。
杨建国妻子记得婆婆常念叨这个已经不在人世的女儿，她在旁不敢言语。看电视剧里一个被拐26年的女人获救后找回老家，老人就呜呜地哭：“这么多年了，她怎么还不回来？连个电话也不打，她也不想我。”一次，老太太还曾拿出二女儿留在家里的一双短棉靴，刚想把脚伸进去，被公公看到，一把夺下。
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的，还有大女儿杨彩英（化名），她坦言，这些年都不敢回老家，就怕被老母亲问起妹妹的情况。以前母亲总问她：“现在交通方便了，你说老二咋还不回来？”
已经愈合的伤口慢慢被时间抚平，如今却又被挑开。“国家判他，还能判差了？”杨建国试探性地问，对这则新消息明显有些不知所措。
其实，很多村里人已经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李金厚说，他连看了两晚新闻，得知“那个18岁的后生是被冤枉了，人家本来是去报案的”。但杨建国对此事并不知情，邻居当面告知呼格吉勒图的情况，他一脸木然，只是提到妹妹当年的遭遇时，这位寡言的农民双手捂脸、揉搓眼睛，粗实的指关节压在眼眶两侧。
长期居住在呼和浩特的杨彩英，近来确实零星听到一些说法。想起妹妹的遭遇，她的高血压又犯了，头晕耳鸣，一连躺在家里休息了两三天。“这么多年了，刚松了口气，又……”她在电话中坦言，“案子对也好错也好，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杨彩英进一步解释称，没有任何部门联系过她们，家人对案子办理情况一无所知，也没主动去问过。当时都沉浸在悲痛中，甚至连法院的大门也未曾去过，也没追究过任何人的责任，包括妹妹上班的饭店，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再关注这个事情。”
听闻赵志红2005年落网后供认了“4·9“案，杨彩英突然回想起一件让她“很生气”的插曲。她记得那是2006年，两名自称法院的人找到她单位，问她妹妹是否有留下遗物，尤其是有无耳环等物。
这两名工作人员隔几天就来询问一次，杨彩英追问个中缘由，对方只说“不能告诉你”。受害人家属连知情权都没有？这把她气得够呛，后来还病了很久。
在杨家兄妹看来，妹妹已经遇害，无法复生，再提其他已无意义。“他（赵志红）要是凶手，肯定要受到法律制裁。”杨彩英说，她相信法律能给妹妹一个公道。
每个冤案都是一场悲剧
今年清明节前，尚爱云夫妇用砖块将呼格吉勒图的孤坟围了起来。附近荒地成为城建渣土的堆积处，他们担心儿子的安息地被当成无主坟墓掩埋或毁掉。
最近这几年，老两口到儿子坟前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李三仁说，岁数大了，去一次痛苦一次，身体实在承受不住了。更多时候，由呼格吉勒图大哥、弟弟去坟前“瞅瞅”。
多年来，他们从未见过当年的办案民警，只是听闻部分人得到升迁，心情复杂。“我们不会见他。”李三仁语气平静又决绝。
“别人的清白都还了，就我们还要等。”11月8日下午，他几次叹气，这似乎成为释放压力的一种习惯。与记者交谈时，尚爱云也常如此。
即使经历诸多艰辛，在叙述过往时，这对夫妻仍是言语平和、态度理性。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那种绝望之后的偏激与尊严顿失。
李三仁的表现尤为明显。尚爱云说到委屈处会哭诉自己的极端想法，她承认对当年办案的司法人员持一定看法甚至有恨，不解他们为何那么草率地断送了一个18岁孩子的性命；敦厚的李三仁则喜欢就事论事，把案情细节、疑点逐一点出来。
前些年，他买来一本名为《刑事错案与七种证据》的法学论著，仔细研读。书里夹着一张张写满字的泛黄纸片，是他参照书中案例对儿子案件作出的分析。其中一张纸上写着：“怎么能证明呼格指缝的血型就是死者的血型？”
通过收集的一起起冤案报道，李三仁的“心得”有点凄凉：“哪个家庭遇到这个（冤案），都是一个悲剧，这个家庭都会痛苦一生。你看冤案平反的报道，哪还有一个完善的家庭？有哪一个家庭是欢天喜地的？”但他很快又回归惯有的温和，“相信以后法律更完善，冤案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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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昨日宣布，经过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查，认为本案符合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再审。
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年仅18周岁的职工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凶手。案发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立即执行。2005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数起案件中就包括“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从而引发媒体和社会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20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暴巴图代表高院向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送达了再审决定书。内蒙古自治区高院新闻发言人李生晨表示，人民法院将会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格依法公正审理此案。由于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已经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的再审将实行不开庭审理，采取书面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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