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57%的女大学生经历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发生这些事，你还有脸来学校！”

　　“是不是你去勾引李老师的？”

　　当面的质疑，背后的议论，还有手机上发来的短信，白白不知该如何去回应，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蜷缩在床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

　　这是台湾影片《不能说的夏天》里的片段。影片根据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大学校园性侵案改编。女主角白白在被自己的教授性侵后心理崩溃，自杀、逃避、绝望充斥着她的生活。

　　尽管电影最后，案件胜诉，施暴者李教授受到惩罚，导演也给白白安排了一个得到新生的结局。但影片之外，现实中的校园性骚扰事件却并未停止上演。如何才能斩断大学校园性骚扰之手？

　　说不出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刘朵（化名）都害怕接到导师的电话。

　　这名正在南方某高校读研的女孩儿说，自己的导师是院领导，平时应酬多。有时，自己也会被叫出去喝酒应酬。尽管很反感，但刘朵始终不敢说出拒绝的话。

　　“你可以找理由拒绝一次两次，但没办法次次都拒绝吧。”刘朵害怕，如果跟导师撕破脸，自己毕不了业怎么办？

　　无奈之下，刘朵选择了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一次应酬中，席上某领导竟然对她动手动脚，不但乱摸，还强吻了她。

　　“我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我就觉得屈辱，无比屈辱。”刘朵带着哭腔说，自己明明是来做研究的，但感觉跟陪酒小姐一样。

　　李思磐也没想到，自己认识的人当中，也有不少遭遇过校园性骚扰的。今年10月下旬，这位广州性别平等倡导机构“新媒体女性网络”的召集人，曾在自己微博上发起过一个召集活动：以保护隐私为前提，征集自己或身边经历过校园性骚扰的大学生，讲讲自己的经历。

　　“最后我联系了7个网友，吃惊的是，其中有4个我都认识。但之前，从来没听她们提过有这样的经历。”李思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实，校园里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并不罕见，但当事人往往只会把这样的遭遇“咽到肚子里”。

　　《中国妇女报》11月4日的一则报道曾援引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

　　另一项调查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对1200名女大学生调查发现，其中有531名女性（占总数44.3%）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性骚扰。该调查还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或者是性侵案，有很明显的特点。”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张伟伟曾接手过多起相关案件。她说，老师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学生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这种骚扰往往还具有持续性，受害学生也多会出现强烈的创伤后应激性反应，比如抑郁、自杀、封闭等。”张伟伟说。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负责人、律师李莹曾接触过一位被侵害者。事发后，女孩儿不断强迫自己洗澡、洗手。而且每次洗澡要两三个小时，一天还要洗手20多次。不但无法跟人交流，更无法正常学习。

　　“性骚扰或者性侵，给受害者带来的伤痛是一生的，对个人生活和发展都会有影响。”李莹说道。

　　无力的维权

　　然而，遗憾的是，校园性侵案的调查和取证面临重重困难。

　　“因为高校是一个封闭的利益圈，不管是在取证还是定罪上，都会有很大难度。”李莹说，大多数受害者没有证据意识。如果施暴者死不承认，又缺少直接证据，仅凭被害人的陈述，很难定罪。

　　此外，校园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也存在空白。

　　李莹说，《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首次规定禁止性骚扰，但对性骚扰却缺少进一步的法律解释。在李莹看来，是否自愿，无法从被害人有没有激烈反抗来断定。

　　“就像有的案子，以当时是女生去开的房为证据，咬定她是自愿的。但其实，有可能是背后的权力关系，让这个女生不得不这么做。”李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掌握着学生的未来。能获得怎样的成绩，能不能顺利毕业，老师的评价很重要，反抗起来就很难。

　　让张伟伟还感到痛心的是，受害一方站出来维权，往往还会遭受一些流言的中伤。

　　“比如有人会说其实是学生勾引的老师，或者是勾引未遂在栽赃。”张伟伟说，受害者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也因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防止校园性骚扰的发生，还是得依靠校方加强管理和教育。

　　让张伟伟印象深刻的，是她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发生在研究机构的性侵案。施暴者是位博士生导师，在业内还很有名气，他会趁着带学生出差的机会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如果学生反抗的话，他就会通过限制论文、科研项目等进行报复。”张伟伟说，也因为这样，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直到有个女孩儿开始出现抑郁、自杀等不正常现象，才被该机构的领导注意到，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而没有起诉。后来，该研究机构在内部开展了整顿行动，开除了涉事导师的党籍和所有任职，并在师生中开展了批评教育。

　　但张伟伟也遇到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校方。

　　“学校竟然给性侵的老师开假证明，说他人品端正，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张伟伟说，后来，这份证明被法官采纳，老师被判无罪，但被害女孩的精神却失常了。“年纪轻轻的，一辈子都毁了。”张伟伟叹道。

　　“事实上，学校必须要承担保护师生不被骚扰的责任，建立一个安全、良好、平等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李莹说，如果学校缺少对师生的保障，就没法形成足够的威慑和约束力，就会在一定程度造成高校内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发生。”

　　呼声：学校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今年7月前后，网民“汀洋”、“青春大篷车”举报吴春明，称其利用发表论文、保研等机会，诱奸及性骚扰女学生。这一事件曾引发全国瞩目。

　　教师节前夕，由256位来自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参与联署的两封公开信，分别被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该联名信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

　　信中写道，“媒体介入前，其中某几位当事人早已通过组织途径进行投诉，但并没有得到重视与处理，其原因是我国国内高校目前并未建立相应管理机制，导致接到举报的相关负责人对于此类事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还是要从内部做起”。李思磐认为，学校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外部人士很难介入，因此，高校防止性骚扰的组织应该设置在高校，这也有利于学校加强内部监督。

　　“如果没有学校对自身进行监督的话，哪怕最后诉讼至法庭，相关取证也很不容易。” 李思磐说。

　　记者查阅美国、香港、台湾等高校性骚扰防范政策与处理方法发现，不少大学都向师生提供了完善的受理投诉和处理机制。

　　以美国密歇根大学为例，该校出台了性骚扰防范政策与处理指南，设置学生纠纷调解办公室专门受理，同时，对提出这类申诉的人员以及参与调查的人员予以保护，保证其不会因为相关行为受到打击报复。

　　“在国外的高校，当行政人员升迁，或者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对他们展开一个反歧视、反骚扰的入学或入职教育。接到学生、老师的投诉，也会有专门的机构受理，然后展开调查。若是上升到需要司法机关介入的情况，他们前期的记录和调查，也可以作为证据。” 华南理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负责人、副教授李昀说道。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哪所高校设置了此类反骚扰机构。”李昀说道，一些学生想投诉，甚至还会遭遇投诉无门的尴尬。

　　也因此，李昀建议，在学校内部，可以由校长牵头成立一个委员会，找学校里进行相关研究或类似研究的老师加入。为了防止学校内部相互包庇，还可以邀请一到两个家长代表参与监督。

　　“也许，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下，在校园内部设置一个这样的机构的确不太容易。” 李昀说，“但有些事情，并不能因为不太容易就不去做。”

　　现实中白白的原型，到现在还没有走出伤痛。《不能说的夏天》电影监制徐小明说，这样的伤痛，必须是社会的复原，受害者才有复原的机会。“社会要改变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步不踏出去，社会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