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农村，在儿时的世界中，“去城里”是再兴奋不过的记忆。进城购物要经过县礼堂，如今再回家乡，觉得那里怎么如此破败，一点不似儿时印象中威严肃穆。
为什么说威严肃穆呢?因为有几年，县里的“公审大会”会定期在那里举行，也就是拉着一卡车的“罪犯”，每个人五花大绑，剃着光头，胸口还会挂一个大牌子，用潦草的毛笔写着所犯的罪行。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在小孩子的世界观里，热闹总是好的—还有受害者家属拎着菜叶子鸡蛋什么的挤在人群中，待旁边的判官朗读完某某罪犯的判决后，伴着撕心裂肺的哭喊，甩着胳膊往卡车的方向扔。但因为中间隔着县礼堂的铁栅栏，距离也很远，所以大约都是扔不到的。围观群众，如我的母亲，通常会说上几句宽慰的话，或是愤愤地骂“这群天杀的王八蛋，不得好死的东西。”
所以在那时候我的脑海中，铁栅栏那头卡车上连头都抬不起来的“罪犯”，都是十足的大坏蛋，都该被拉到一个大人们说的神秘的地方一枪毙了。
现在回想起来，发现那几年正值“严打”时期。
配角的命运
等长大一些，明白了“人权”、“尊严”、“法治”这些以前绝对不会去想的概念，才觉出儿时那被铁栅栏分隔开的世界，也许并没有当时的我所想的那么非黑即白。
呼格吉勒图莫名其妙地就成了栅栏另一侧的人被一枪毙了，而随着案子的走向与转折(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活着的人跟着备受煎熬，甚至搭上一整个从案发伊始就彻底被改写的人生。
闫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严格的说，他只是呼格吉勒图案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18年前，作为该案唯一的在场者，他对警察说“呼格吉勒图是好人”，警察不信。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身边的人不信。再之后，他看报纸上说呼格吉勒图指甲缝里有死者的皮屑，血型也与死者的吻合，于是他去修正自己的记忆，觉得“可能就是他吧”。直到9年后赵志红落网，在人群中夹起尾巴做人的闫峰又笃定，他的记忆是对的：呼格吉勒图不是流氓、杀人犯，而他当然也不是杀人犯、流氓的朋友。
而对于一个城市底层青年来讲，十八九岁正是决定命运的年纪。对如今37岁、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家庭、没有新朋友的闫峰来说，18年前的呼格吉勒图案，就是他人生里面那只蝴蝶翅膀，稍动一下，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是自己能掌控的了。
难以修复的破坏力
采访过程不是特别顺利，因为我能感觉他对自己的刻意封闭，他说自己的圈子都是儿时玩伴，很难结识新的什么朋友，因为这让他觉得安全。整个采访过程，这句话让我最难过，案发之后的几年，闫峰一直被身边的人指指点点，觉得他“同样不是什么好人”，甚至处处遭遇提防。
18年前那起62天就匆匆了结的命案，让呼格吉勒图失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也夺去了闫峰这个旁观者理直气壮地活着的资格。
最近再重去回想儿时公审大会的场景，想着当年呼格吉勒图或许正是万千挂着“罪犯”牌子的一员，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人群分隔开，好的在栅栏一侧，坏的在栅栏另一侧。这股神秘力量不在日光之下，不为普通人所监督，想想便不寒而栗。
所幸人说，18年一个轮回。假设真如此，灵魂也该有新的路途了。只是对于活着的人，日子就这样，好比一盆开水泼进人生里面，过了几年说有可能泼错了，但是如今再给你美酒或清泉，皮开肉绽的肌体是怎么也回不去了。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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