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日本创价大学理事长田代康则专程从东京飞到天津，参加南开大学一个学生社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名为“周恩来·池田大作与21世纪青年文明对话”，主办方为“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
田代康则还带来了86岁的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发来的贺信。信中，池田大作对该社团赞许有加，认为同学们是“继承了周总理的遗志，为了和平、为了人民、为了未来，秉持着勇气不断前进的青年”。
8年前成立的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是一个以研究周恩来、池田大作思想与实践为主旨的学生组织。可以说，研究会诞生于中日关系的寒流中—成立那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成为21年来第一位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8年间，有近十个国家的数百名年轻人加入过它，即使他们毕业后分布在海内外各地，很多人依然热心于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经常回南开交流。
这一次，该社团举办的对话会，是向40年前另一场对话的致敬—1974年12月5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那次会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周恩来在健康状况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把会见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这也是周恩来对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为中日友好事业所做杰出贡献在最高层次上的肯定。
“醍醐灌顶般的触动”
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的成立，源自该会指导教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纪亚光教授初访日本时的心灵触动。
1999年，时年30岁的纪亚光作为著名的周恩来研究专家王永祥教授的助手，赴日进行旅日时期的周恩来研究。期间，他受邀出席了创价大学的开学典礼，聆听了池田大作的演讲。当时，池田大作在演讲中三次振臂高呼“大中国万岁”，然后全场学生在池田大作的带动下一起高呼“大中国万岁”。纪亚光先是感到“懵了一下”，然后产生“醍醐灌顶般的触动”。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纪亚光对中日关系并不陌生，之前他脑中对日本人的印象是傲慢、可恨、瞧不起中国人。然而，这一切都在他听到“大中国万岁”后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后的几天，纪亚光也时常“意外地”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的友好。在横滨，他参观了创价学会主办的“文化的恩国—中国展”，里面明确注明在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中国人遭到杀害，并用很大篇幅说明日本文化源自中国。从中，纪亚光看到了以池田大作为代表的日本人对过去罪行的明确认知，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可。
纪亚光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提出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记忆犹新，但对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了解并不深入。回国后，他与王永祥展开了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研究。2001年，他们出版了《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一书，这本书后来相继出了繁体中文版和日文版，在海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
打着“飞的”来交流
在海外，池田大作是周恩来精神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者。无论在国际舞台还是创价学会内部，他一直都在呼吁学习周恩来总理心系人民的情怀。在他的熏陶下，许多创价大学毕业生选择到中国留学，其中很大一批选择了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这些年轻人中很多都是《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一书的读者。他们到南开后找到纪亚光，跟他交流读书心得、人生感悟。
接触久了，纪亚光发现，日本学生身上具有很多闪光点。他们更愿意主动交流，在交流前会进行充分准备。他们都很独立，但在尝试一件新事情时，会迅速团结为一个协作行动的集体。为了让中日学生能够相互取长补短，纪亚光开始组织中日学生进行小范围的交流，不定期，也不限定人数。
初次接触时，中日学生都显得比较紧张，交流会有些“冷场”。但随着交流逐渐深入，气氛慢慢活跃起来。青年人一起学习、娱乐，很快成为朋友，甚至忘记了国籍的差别。
除了中日青年，韩国、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国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的加入进来。得知在南开有这样的青年交流机会，有些学生甚至会专门打“飞的”、坐火车赶来参会。当年经常参加交流的南开大学日本留学生、如今留在中国当律师的纸谷正昭提议成立一个学生社团，让交流成为常态。
2006年12月5日，适逢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会见32周年纪念日，南开大学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成立，成为国内首个研究周恩来、池田大作思想与实践的学生学术团体。
与风车“战斗”
近年来，伴随着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争端、历史教科书美化战争等问题，中日关系一直不佳。在此背景下，倡导中日和平的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时常会遭受质疑和误解。“大多数时候，通过给大学生讲清楚其中的道理，这些‘思想上的结’自然就会解开，看问题也会变得客观。”纪亚光说。即便如此，从民族情感中衍生出的偏激也常常出现。有学生在毕业时给他提意见：我们能不能不要围绕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做事情？那些不理智的话语常常会刺痛纪亚光，因为在那些人看来，倡导中日友好简直是“汉奸”行为。
“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思想对个人成长和民族发展都是有益的，所以愿意把他们的思想介绍给更多的年轻人，希望大家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站在世界舞台上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推动和平友好的人。很多时候，当需要拿枪来维护民族利益的时候，就已经很被动了。”面对误解，纪亚光把研究会的坚持比作唐吉坷德式的“与风车战斗”。
与误解相伴的，是成员们的热情参与和创价大学的鼎力支持。在新加坡留学生陈清香看来，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具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一开始，她以为研究会就是泡在书斋里的，后来发现，这里不仅有很严肃的学术讨论，更有亲密的交流互动。“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是等和平发生，而是通过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创造未来。”
今年4月，研究会成员马明冲、贾凯等5名同学受邀参加创价大学“周樱”观赏会，这是该校首次邀请中国大学生参加这一传统盛会。“周樱”观赏会也是缘于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那次会见。当年，周总理曾表示：“50年前，樱花盛开的时候，我离开了日本。”而池田大作表示，希望周总理将来再到日本赏樱。在他的提议下，1975年11月，由创价大学接收的新中国首批赴日留学生在校内种下樱花树苗，命名为“周樱”。1979年邓颖超访日时，创价大学首次举行了“周樱”观赏会，此后这项活动每年举办一次。
在创价大学，马明冲、贾凯受到了“崇高的礼遇”。刚到第二天，他们就受邀与创价大学校长马场善久餐叙了两个小时。在创价学园图书馆，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编印的刊物《金桥》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电视中滚动播放着研究会活动视频。日本学生一听说他们来自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便会“肃然起敬”。这样的体验让研究会的成员感动，也让他们感慨一切来之不易。
在南开大学，他们所做的努力另有一番意味。1937年日军侵华时，南开是第一所惨遭日军炮火炸毁的学府，几近被夷为平地。当年的废墟上，一栋栋校舍拔地而起，不少校舍都刻字留下了有关记载。周恩来·池田大作研究会的师生们当然熟悉这段历史。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因为深知战争的可憎，才要更加珍惜和平友好的可贵。
本报天津1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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