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届时，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以及英语等外语频道将进行现场直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也将同步直播。 据央视
释疑
国家公祭祭奠谁？
公祭对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及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杀戮同胞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武器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难者……今年7月6日上线的国家公祭网主页，列出了七类遇难对象供海内外网民悼念。
既然国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杀”定名，公祭时间也确定为每年的12月13日，为何公祭对象却如此“宽泛”？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中最典型的一例，但南京不是全部。”作为国家公祭日设立专家组成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爪遍及中国各地，无数同胞遭遇杀戮。因而，专家组经慎重考虑后认为，既然是举国公祭，应将更多的战争死难者作为对象。
今年2月27日通过的法案，明确公祭对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被杀戮的同胞。朱成山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染指我国，最早可追溯到1874年侵略台湾，此后一直到1945年宣布投降，日寇在中华大地肆虐，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其间被日军屠杀的都应成为公祭对象。
如何参与国家公祭？
为遇难同胞送上悼文、祭语；随时注意公祭仪式；尽最大可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高规格举行国家公祭，更需全民一起参与。13日，首个国家公祭日当天，又该如何参与？
朱成山等专家建议：为遇难同胞送上一篇悼文或几句祭语，用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悼念；打开电视、广播或网络，随时注意南京主会场的公祭仪式，在警报声响起的那一刻，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在警报声中肃立、默哀；关注公祭仪式的细节设计，领悟“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要义。此外，当天应尽最大可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短暂的公祭仪式很快就会结束，更重要的是要从中收获铭记历史的责任、振兴国家的担当。这是举行国家公祭的要义所在。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张生表示，首个国家公祭日后，公众更需加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与我国近代史的学习，从历史汲取教训，获取奋发的力量。 据新华社
讲述
幸存者：公祭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
80岁的佘子清是1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在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之前，佘子清这几天的日程都排满了。和往年这个时候比，他说今年“特别忙碌”：参加座谈、在大学开讲座、接受各地媒体的采访……
对他而言，对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已经期盼了近十年。“公祭日是对死难者最大的安慰，活着的人也要知道公祭日。”
“很多幸存者都不愿意回忆”
“很感动、很高兴、很激动。”佘子清如此表达公祭日的感受。他说，希望死难者安息，活着的人生活已经很好。“不要担心，我们还会把公祭继续下去。”
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逃到美国大使馆的佘子清躲避了一场杀戮，却永远告别了留在家中的母亲。
佘子清坦言，回忆伤感，伤脑袋瓜，伤心，人累。“很多幸存者都不愿意回忆。”
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0多人
对于幸存者，每年都有几个固定的时间节点非常忙碌。佘子清说，比如七七卢沟桥事件，幸存者包括幸存者遗属要到纪念馆参加活动。
除此之外，在“九三”抗战胜利、“九一八”这样的纪念日，或者日本来了代表团要跟幸存者见面谈谈历史，地方上的活动，纪念馆也要给幸存者打电话。
佘子清居住在南京丁家庄保障房。最近他去南京大学参加一次活动连续4个小时，中间不休息一直在发言，还要回答大学生的问题。
77年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躲不过时间。一句“幸存者又少一个”成了这个团体中的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的年龄是不可抗拒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佘子清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就如他在陈述他所认识的幸存者们因何去世时一样平静：赵斌因高血压去世2年了、潘宁死于心脏病、程云是抗战老兵也是幸存者也去世了。
十年前，去世的这三个幸存者曾和佘子清一道加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义工。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别的人都死掉了。”佘子清说，今年来，21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去世了，他们带走的是当事人的见闻和亲历者的口述。
直到2002年，他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才被外界发现。佘子清说那时候有1000多人，而现在只有100多人。
“过三五年，可能找不到了幸存者。再过5年，我就86了，能不能在，我也不知道。”佘子清说，他并不担心死亡。
在2011年，和家人斗争后，他决定在逝世后把遗体捐给医学事业，还领到了南京红十字会颁发的证书。
作为这100多位幸存者之一，他说作为幸存者，只要国家需要，讲几段历史，只要在我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就尽量做这个事。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披露
抗战时期北京地区伤亡1.7万人
新京报讯 （记者贾世煜）今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昨日上午，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在京首发。书中披露，抗日时期，因为日军的烧杀屠戮，北京地区人口伤亡总数为17045人。据介绍，书中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等数字均系首次披露。
书中介绍，本次调查主要以北京现辖18个区县为主。调查的时间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8年为主。
在北京地区的伤亡人数中，直接伤亡13422人（死8952人，伤1388人，伤或亡不明3082人），间接伤亡3623人（死3561人，伤62人）。另有60068人确知被日军抓劳工或被俘，但无法确定死、伤、失踪等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据2005年—2009年北京现辖18个区县抗战损失调查所得资料统计：北京市居民损失53亿元（5370952575.25元）法币，另有法币5733万元，被侵占土地30792.94亩，被烧毁、侵占房屋106851间（含郊区瓦房、草木房等），被毁、掠夺树木234489棵，被掠夺粮食近两亿公斤（188016564公斤），被毁夺服饰726625件，被毁生产工具106906件，被毁生活用品1085件。
《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的编辑部副主任、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周进告诉新京报记者，前述北京市居民损失财产数分53亿元法币和5733万元法币两部分，是为了区分不同时期价值不同的法币。
书中指出，1937—1945年，北京地区人口因战争等非常因素增长比常态下增长减少约4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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