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周一（12月8日）开始的连续两天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暴跌累计超过500点，让市场心有余悸。本周一（12月15日），新兴市场的多国货币出现暴跌，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受国际原油价格影响早已一蹶不振，同时美国加息预期的不断增强也在抑制投资者对新兴市场资产的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2015年如果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速度和力度明显超出预期，将使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重要挑战，或将出现资本大量流出，汇率和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并导致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速。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仍实行“软盯住”政策，强势美元无疑成为影响2015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表示，2015年美元保持强势的概率很大，在强势美元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走强的空间不大。“根据目前的经济情况，2015年，人民币汇率保持窄区间波动的情况较为适合，预测人民币汇率将在6.0至6.3这一个区间内波动。”谢亚轩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道。
强势美元令人民币汇率承压
12月15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1152，较前一交易日6.1184的中间价上涨32个基点。作为本周首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有所反弹，并再创新高。截至收盘，人民币对美元报6.1909，再创近5个月新低，依然徘徊在6.20的重要关口。
自上周一人民币出现暴跌后，人民银行已经连续多日上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谢亚轩认为，中间价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体现人民银行的汇率态度。
“我认为9、10月在港元汇率走弱、多个新兴经济体货币走弱、美元指数持续走强、资金外流、结售汇逆差，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汇率也走弱的情况下，国内人民币汇率岿然不动，这显然有人民银行维持稳定的作用在里面，尽管数据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人民银行应该维持了汇率的稳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民银行维持汇率稳定，汇率可能会更充分地反映供求的变化。所以四季度人民币汇率的预测必须要猜测央行的态度。怎么猜？看中间价。”谢亚轩说道。
招商宏观研究报告指出，分析中国的汇率和资本流动的核心方法是兼顾国内和国际的两重因素来考虑汇率的决定因素和资金的流向。国际因素作为影响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尤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化为主。这一轮人民币汇率走弱正是发生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
“我认为这一轮人民币走弱不是始于最近，而是从9月就开始了。这个背景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QE）的结束，以及它产生的美国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预期的影响。这轮体现最明显的是美元指数的走强，81到89，随着美联储退出QE的预期加强以及美元指数趋升，从9月起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变化：一是港元汇率从9月开始明显走弱，多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均走弱。二是在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价（CNH）从9月起也走弱了。前两个是价格信号，第三个是数量信号，我国的银行结售汇和对外收付款从9月开始由顺差变为逆差。11月预计仍为逆差，这说明跨境资金的外流，同时境内的企业和个人购买外汇的热情比较高。这些因素综合下来都不支持人民币汇率走强。”谢亚轩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至今年年底的短期来看，人民币目前的一轮贬值，6.2仍然是一个关口，今年汇率预计不会突破6.26的年内低点，今年人民币贬值的空间不大。“而关于这一轮人民币汇率走弱何时结束，很大一部分决定因素要看美元走强的趋势何时进入休整阶段。如果美国2015年6月份加息，甚至可能不用等到6月份议息，在此之前就会有升息的预期，这会在利率市场上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未来美元指数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调整，但是2015年美元强势的概率很高。在强势美元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走强的空间不大。”
明年汇率资本市场波动料将加大
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表示，疲弱的出口、股市的飙升，以及对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预期，都将显著增加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性。
马骏也表示，2015年，如果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速度和力度明显超出预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或出现资本大量流出，汇率和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并导致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速。
他认为，分析汇率主要观察三类资本流动。第一种，套利资本流动，主要集中于固定收益市场，比如，美国利率上升，而假设其他国家的利率不变，债权类的资金就有可能流向美国。当然套利的资金流动除了取决于两国利差之外，还取决于汇率的波动率，这也是我们要逐步加大汇率弹性的原因。第二种，股权类资本流动，包括FDI(外国直接投资)、证券类的股票投资(如沪港通)。股权类的资本流动更多取决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和企业盈利增长的差异。第三种则是经常性项目的平衡。如果是顺差的话，一般来说会加大汇率上行压力，逆差的话，则加大下行压力。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一个有效管理过度资本流动的框架至少应该包括：保持本国经济基本面的健康可以降低受到国际游资冲击的概率。从近年的经验来看，在美国退出QE的过程中，一些宏观经济情况稳定，通胀和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不高，外汇储备比较充裕的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小的资本外逃压力。”马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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