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老记者汤计9年发5篇报道内参力推呼格案再审 本报记者与其对话
文/广州日报记者张丹
随着呼格吉勒图案峰回路转，一位记者被媒体屡屡提起，他就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年近六旬、呼格吉勒图案最早的报道者。9年来，他为呼格案发了5篇报道内参，呼吁再审呼格吉勒图案，不仅将呼格吉勒图案由幕后推向前台，而且一再推动此案进程。
“我就想在我退休之前，这事一定要画上句号。”昨日，汤计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他不帮你，肯定就没指望了”
广州日报：您最先是怎样接触到呼格吉勒图案（下简称呼案）的？
汤计：最先是呼格吉勒图父母老两口找到我那里反映情况的。
2005年10月23日，呼和浩特市破获一起系列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赵志红在交代的十几起案件中，其中第16起就交代了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宿舍大院女厕所的一起命案。当时系列杀人案专案组的干警感觉非常吃惊。因为这个案子的凶手已经被执行死刑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凶手，所以当时很紧张，公安局也很重视，专案组判断，赵志红可能出于某种目的编造作案事实。
警察观察到赵志红交代犯罪事实时很冷静，并不像蓄意编造。公安干警又拿出两起案件试探赵志红，这两起案件与赵志红的作案行为不一致，赵志红否认了这两起案件。干警就带着赵志红到第一毛纺厂作案现场，那里后来进行了改造，当时案发的女厕所也没了，但他很准确地就指出了厕所的位置。
公安厅系列杀人案专案组的干警们的心里的法治信仰是值得我们敬仰的。赵志红交代“4·9”案件以后，这是一个假设，如果他们认为真凶已经毙了而不听他交代情况，如果他交代了之后不去调查，就不会有后来呼格案的平反。
因为专案组调查时向呼格吉勒图的邻居了解了情况，所以邻居们发现了异常，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呼格的父亲。
这个谜团9年了，让老两口抬不起头来。得知这个消息，他们就找到了内蒙古衡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何绥生，但是何绥生说靠律师的力量想翻案根本不可能，就让他们来找我，说我是有正义感的，“如果他不帮你，肯定就没指望了。”
“真正看到立案再审书，我自己也哭了”
广州日报：当时接触了之后，是否就已经认为赵志红是真凶？
汤计：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跟我说了以后，我第一印象就是想知道是不是真的，一打电话才知道确实有个赵志红，杀了不少人。于是我们开始调查了解，最后确认赵志红是这起命案的真凶。这样我们就在2005年10月30日，采写了内参，内参发出以后获得了中央领导的批示。3月初内蒙政法委成立了呼格吉勒图案件复查组。
广州日报：为什么当时只是写了内参，而没有正式发表出来呢？
汤计：最初这个事情，由于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一开始只是向上反映，让上级机关重视这个事情。心里真正确定这个事情，是半年复核之后，有了初步结论，呼案的确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当时急着要判赵志红死，我就写了内参，起到“刀下留人”的作用。留住以后，就写了有关呼案的上下篇内容，2007年2月，在《瞭望》杂志公开发表了。
广州日报：呼案重新立案前夕您做了什么？
汤计：重新立案之前，我一直特别焦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落实在法律文书上。我们要真正的还这个孩子一个清白。
一直到11月19日的上午，我接到了高院领导的信息，说明天要开新闻发布会，对呼格吉勒图案宣布立案再审。我当时特别高兴，拿起电话第一个打给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我觉得他们9年就盼着这一天呢。他那边听着就哭了，他一哭，家里人也哭了。
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压在我身上，我帮他们老两口9年，他们的事好像成了我的事，他们的儿子也成了我的儿子，真正看到立案再审书，我自己也哭了。
“退休前，这事一定要画上句号”
广州日报：呼案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您也成了关注的焦点，这点您是怎样看的？
汤计：这个事太出乎意料了。呼案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么难，我当时写的第一篇内参和第二篇间隔了一年。当时以为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觉得政法委有结论了，开个会，走法律程序不就完了嘛。
我也没想到这个事一闹闹了9年，也没觉得媒体同行会聚焦到我的身上。我写了一辈子别人，忽然间别人写自己，这太出乎意料了。
广州日报：如果您退休了，呼案没结果，还会一直守下去吗？
汤计：我去年8月做了一个手术，之后上班就没有真正动笔写过大东西。就是不断去高院，催促高院推进呼案的进展。我就想在我退休之前，这事一定要画上句号。这是我很坚定的一点。如果他们还不推进，我还会出手写稿。
但现在的情况来看，没有必要了。这种感觉就像踢足球一样，总是临门一脚踢不进去，现在一脚给射进去了，我特别高兴。
《“4·9”女尸案侦破记》节选
冯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心情豁然开朗了。
按常规，一个公厕内有具女尸，被进厕所的人发现，也许并不为奇。问题是谁发现的？谁先报的案？而眼前这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内有女尸？
冯副局长、刘旭队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
……
王智局长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分局的同志们，在他们认真贯彻领导意图的情况下，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
这供词是熬了48小时之后才获得的。为了证实呼格吉勒图交代的真实性，由分局刑警队技术室对他的指缝污垢采样，进行理化检验。市公安局技术室和内蒙古公安厅进行了严格科学的鉴定。最后证明和呼格吉勒图指缝余留血样是完全吻合的。杀人罪犯就是呼格吉勒图。
（摘自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报》）
呼格案当年办案人员
冯志明副局长
2002年呼和浩特市和全国劳动模范，呼和浩特公安局缉毒支队支队长
2006年，赛罕区禁毒委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7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一等功，获奖励5000元
现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郑润民(新城区公安分局局长)
1999年调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现担任支队长
2003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彭飞(检察官)
2011年6月29日，被免去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退休
宫静(代理审判员)
民二庭副庭长
呼和浩特市中院民四庭庭长
胡尔查(审判员)
中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升任执行监督庭庭长
杨小树(审判长)
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升任副厅级审判员
（来源：济宁晚报）
关于追责
更要追究制度的问题
广州日报讯 （记者李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16日宣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检察系统造成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人员展开调查。
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经过对1996年“4·9”案进行审查，已就赵志红的该起犯罪事实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起诉，指控赵志红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
对于这种追责调查，有法学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上还没有对错案冤案的追查制度，现行的都是司法系统内部的追责制。法学专家强调说，相比找替罪羊更为重要的，是完善制度和理念，让冤案错案不再发生。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立向记者表示，公安、检察院或者法院系统内部都有追责制度，但是在国家法律层面，没有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规，除非是办案人员涉及犯罪，譬如说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玩忽职守或者枉法裁判、受贿等行为，那么可以按照刑法的规定来进行处理。
“但是呼格案中这些情况不明显，我认为此案之所以发生，更多的是一种在当时严打的背景下，对案件的分析、证据的搜集和整理判断出现了问题。”黄立说，从内部处理来说，结果很可能是办案机关内部纪律处理或者行政处理。
黄立认为，追责如果只是追究个人责任的话，意义不大，更应该从制度上、理念上去反思、完善。“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案件要追究责任，要从社会背景、制度上面去追究，而不是仅仅追究个人之错，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从2002年以后实行宽严相济的政策，从1983年到2002年都是强调严厉打击、从重从快处理，加上当时公安办案技术确实比较落后，所以犯了一些错误，从呼格案这个案子中，很难归结到某一个人故意要办错案。”
黄立说，从大众角度来说，可能对一个或者一些办案人员进行重罚，或许会快一时之人心，但是对于进步作用并不大，客观来说，应该是制度的错误，比追究个别人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制度出了什么错误。
关于赔偿
或可获百万国家赔偿
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资深刑事律师丁一元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国家在1995年就颁布并施行了《国家赔偿法》，对赔偿程序、赔偿标准以及赔偿机关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从呼格案来说，由于当年是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判决，那么家属就应向该院的赔偿委员会提交国家赔偿申请，由该委员会对赔偿申请进行审核，并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计算出赔偿金额。如果家属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有异议，还可以提出复议。
丁律师还介绍说，假设案件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出错，而法院认定嫌疑人无罪，那么嫌疑人就应该向前两个部门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呼格案比较特殊，因为当事人已经被执行死刑了，那么国家赔偿中还要给死亡赔偿金，并对死者需要抚养的对象给付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丁一元说。
另据《新京报》报道，对于呼格案的国家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如果以此推断，按照去年我国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2379元计算，呼格家属可得到104万余元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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