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亦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在近期“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引用商务部数据的表述，至今年三季度，中国对欧洲的投资较2013年增长218%，对美国增长了30%，对俄国的投资则增长了70%，且在275项投资中有11单超过10亿美金。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广泛，且增长迅猛。
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也在变得更加多样。何迪表示，过去几年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但是现在“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高科技、消费品、工业制造等领域的投资”。
此外，投资的主体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几年里，国企是海外投资的主力军，民企海外投资的占比在20%到25%之间，而到了“今年三季度，民企的境外投资占比达到了40%”。
而在帮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资金利用方面，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表示，中国企业进行跨境投资时，常需要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并未享受到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好处，“到海外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肯定高于美国国债”。
善用外汇储备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对外投资5518.2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前11个月累计实现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62.4亿美元（折合65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7%。这意味着，自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使用外国直接投资以来，中国作为净资本输入国的局面或即将被打破。
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多边组织的设立，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规划的逐步落实，未来随着中国资本走出国门，越来越多国内的过剩产能亦有机会转移至其他国家。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表示，由于“一带一路”规划所覆盖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而“这个我们有一定的优势”，中国可以通过外汇储备、财政以及上述多边组织，对海外进行投资的同时，带动国内企业走出去，进而帮助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如果一些企业能走出去，使我们的一些产能能够增加使用率，还能有效使用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对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说。
许善达表示，中国企业进行跨境投资时，往往需要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并未享受到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好处，“最近一家大型金融租赁公司在中东的一个国家募集了5亿美元，中国这么多外汇在那儿放着，买了美国的国债，然后中国的企业还要到境外的资本市场上去融资，成本绝对不会低于美国国债，必要性不大”。他认为，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让国内的外汇储备发挥效用，“你就从外汇里拿出一笔给租赁公司用，最差的结果也是外汇得到一个国债的回报率”。
此外，针对国企到海外投资时屡屡受到的政治因素影响，秦晓认为政府应该加快区域间贸易谈判，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政策，由企业来进行商业性的决策”。同时，他还建议中国考虑将国企的属性分成公益性和商业性，“如果是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标，国家可以给它一些税收、财政甚至其他的优惠；如果是商业性的话就不应该优惠”。
“练好内功”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交了不少学费。
“前段时间买资源（的企业），都是高价进去的，（后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现在惨得不得了。”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表示，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时，往往投机心理很重、风险意识非常薄弱，且喜欢“一窝蜂”，难以抵御价格大幅波动。 “还有部分企业的投资项目超出了其自身能力，比如说有些非金融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品的投资，这些企业其实没有这样的能力、技术和人才去做好。”他说。
此外，金立群还特别强调一种特殊情况，即由于相比民营企业，国企的决策过程较慢，但一些国企恰恰因此避开了一些错误的投资机会，正好躲过一场风波，“这不是好事情”，因为“你并没有真正去做功课”。
因此，金立群提醒中国企业加强学习，“练内功”，将企业治理视为最基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但需要练内功的，不仅仅只是企业自身，还有更大的境外投资障碍需要破除。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表示，“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远不如公共治理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与企业在国内治理问题的折射，“如果对一个企业的领导人的考察模式不是主要看企业的盈利，而是看他在一段时间内的影响力或迎合某领导人的想法，那这个企业的模式是可以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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