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勇，46岁，江苏无锡某外贸企业老板。患有慢粒性白血病的陆勇在网上购买信用卡，用于数千名白血病病友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购买仿制药品。2014年7月，陆勇被沅江市检察院起诉，案由为“妨碍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
对话动机
一边是知识产权对药品生产和销售的保护，一边是迫于经济压力购买仿制药品的白血病患者，陆勇所遭遇的司法与伦理困境，其实与每个普通人相关。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江苏无锡报道
救命与触法
没想过要钻法律的空子
新京报：现在你的案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陆勇：我现在是取保候审阶段，正等待开庭。湖南沅江市法院原定11月28日开庭，当时我正在住院，就向法院递交了延期开庭的申请，目前法院还没通知我再开庭的时间。
新京报：你被带走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陆勇：2013年11月21日，突然有警察跑到我的公司，将我从无锡带到沅江，今年3月放我出来。
新京报：对这两项罪名，你怎么看？
陆勇：我从未想过要去钻法律的空子。不知道网上购买信用卡是违法，至于销售“假药”，我提供收款账号是为了病友方便，没有营利的主观意识。我目前生活得很安定，公司的状况比我患病以前好多了，我不需要去冒这个险，惹这个麻烦。
新京报：有网友说你的故事是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你怎么看？
陆勇：有人跟我提到这部电影，我也特意找来看。和男主角一样，我们对寻找更好的途径活下去的渴望是相似的。但也有差别，电影里的艾滋病患者从国外直接代购药品，但我只是为病友便利购买提供了账户，并不想牵扯其中。
治疗与负担
“找到另一条生命通道”
新京报：什么时候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当时反应如何？
陆勇：2002年吧，当时我就问了医生一句话：我还能活多久？甚至开始计划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人生才不算遗憾。医生没给我答案。查阅资料才了解，还能活3到5年。
新京报：那时家中经济状况怎样？治病有压力吗？
陆勇：我父亲经营一个五金厂，比普通人家境好，当时我的事业刚起步，自己办工厂才一年，也没有盈利。最开始我治疗白血病是靠瑞士生产的药物“格列卫”，一盒23500元，加上辅助治疗，每年花费可能在30多万，经济的压力就显现了。
新京报：于是想找到便宜的仿制药来替代？
陆勇：2004年，我在欧洲血液病论坛上偶然看到一篇英文帖子，说的是韩国白血病患者从印度买到“格列卫”的仿制药物，价格要便宜许多，可能一盒3000元左右。我就开始尝试寻找购买途径，后来找到了一家日本代购网站，买到了这种药。
新京报：当时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法定意义上的“假药”吗？
陆勇：那时并不会特别去查这方面的知识，只是发现我找到了另外一条生命通道，挺高兴的。现在了解了，没有在药监局注册的，就是假药。
取保候审后，看了很多资料，了解到药物也是有专利保护的，比如瑞士产的“格列卫”在中国有15年保护期，代表着它的唯一性、优先权，即便是中国同样独立发明了类似药物，也是没法注册。但到去年的4月12日它到期了，也就是说从2013年4月13日开始，患者可以买国产的“格列卫”了。
互慰与永别
“生命与知识产权，孰轻孰重？”
新京报：后来你向病友们推荐这种药了？
陆勇：在我服药一个多月后，经过检查各项指标正常了，才向QQ群里的病友推荐这种药。可以说，自己当时是一只试验的小白鼠吧。
新京报：“突然离开”在病友里很普遍吗？
陆勇：群里说不定哪天就有病友去世，头像暗下去。现在第一个群有1千多人，可离开的病友好多，我都舍不得删掉。即便头像暗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留在里头，大家都因为一种疾病交流过，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新京报：很多人是因为吃不起药去世的吗？
陆勇：“格列卫”很昂贵，最开始其他病友会选择其他药物治疗，费用比较低，副作用很大，效果不如“格列卫”好。但并非都是吃不起药物去世，治疗白血病，幸运的可能恢复到生病前的状况，也可能在骨髓配型后发生排斥反应，还有可能治不好去世，各是三分之一的概率吧。
新京报：那时想到会惹出后来的风波吗？
陆勇：完全没有。我希望能减轻他们的负担。疾病在那里，经济压力也在那里，有时候真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命运推着你作出了选择。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知识产权和救命药之间的矛盾？觉得合理吗？
陆勇：确实存在矛盾，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应尊重知识产权，药物从研发到投入市场，需要很多努力；但如果病人生命垂危，难道让他们用生命来换知识产权？生命与知识产权，孰轻孰重？
误解与声援
“我没有营利的主观意识”
新京报：为什么你需要在网上购买信用卡提供给印度制药公司？
陆勇：病友们买药的程序非常复杂，各种单据填写，还要翻译成英文。2011年，印度制药公司派人到中国开设银行账户，方便病人汇款，后来也遇到了各种困难，他们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收款账户。我就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但我只用了其中一张，另两张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激活。
新京报：对于这种提供账户的行为有过担忧吗？
陆勇：当时完全不担心，根本没想到是违法行为，如果知道，第一，我肯定不会去买；第二，即便一定要买，我可以注册假账户，填写假地址，为什么不更好地掩饰呢？
新京报：也有人质疑，你是有从中获利的可能性的。
陆勇：我接受过免费药物，但没有想营利。退一万步，就算我要营利，有个很简单的逻辑，刚发现仿制药时，价格是3000多元一盒，为什么那时我不直接帮病友代购，而等到现在已经降到200元了我再提供账号？我是傻瓜吗？
新京报：惹上官司给你带来影响了吗？
陆勇：最初我身边的朋友，做生意的伙伴，知道我被抓后都不理解，以为我做了什么坏事，甚至有流言说我卖了药，吃药的人致死。
新京报：现在舆论觉得你的行为合情不合法的人也很多。
陆勇：是，看到网上很多人支持我，我也觉得很高兴。很多人打电话给我，包括我美国的朋友，看到新闻后特意赞助了我一笔律师费。但我还是想要说明，我确实没有营利，这一点要明确。
新京报：你帮助的那些病友现在如何鼓励你？
陆勇：目前已经有493名病友共同签署了一封联名信，证实我没有从中牟利，还请求能对我免予刑事处罚。
选择与期待
“若时光倒流，选择如初”
新京报：再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有什么感受？
陆勇：从得病到现在过去12年了，回头看，为自己感到幸运，至少有很好的药物可以控制病情。我感谢瑞士的制药公司，也感谢印度的仿制药，没有它们我可能活不到现在。
新京报：有没有后悔被卷入“假药”风波？
陆勇：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会作出一样的选择来。
新京报：得知有些人因为替人买药犯法之后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做？
陆勇：这样的事例我确实看到很多，北京、深圳、无锡都有案例，但我始终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并没有经手钱款和药物，也并没有从中获利，情有可原。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类型的群体目前遭遇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希望如何改变？
陆勇：还是经济的压力，他们很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事情，从政策层面发生改变，将类似“格列卫”的治疗白血病的药物纳入医保，从根本上免除后顾之忧。
新京报：现在白血病治疗药物的情况有所改善，已经有部分纳入医保了。
陆勇：是的，已经在改变，有进步了。我们江苏是去年纳入医保。现在符合经济评审条件的白血病患者，一年药物费用能降低到7万2，而医保还能再报销75%。刚生病时是绝对想象不到的，否则就不会去关注印度药。但还有地方没有纳入医保，对于贫穷的患者来说，还是有负担。
新京报：在中国的法律中，没在药监局注册的就被视为“假药”，但很多假药却能救命，法律与救命之间的矛盾你怎么看？
陆勇：“格列卫”在印度合法，是因为印度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如果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或为了公共利益，专利权就让步了，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其实我们国家也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没有先例，因为强制许可的范围很虚化，没有什么标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学习印度，对某些价格昂贵但使用人多且迫切的药物，也实行一两次强制授权呢？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案件怎么看？有什么期待？
陆勇：我个人怎么处理，我并不是很看重。你做的，肯定要承担相应责任。但如果能促进医保政策作出一些改变，也算是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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