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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艾滋病拆迁队”惊现河南南阳一拆迁小区，这群人自称是艾滋病患者，恐吓居民称不搬走就感染他们，这种极端的拆迁手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黑拆”“血拆”一再上演，甚至发展成“艾滋拆”等极端形式。
一桩桩惨剧、闹剧的背后，究竟谁在对普通群众暴力相加？谁在幕后操控形形色色的“拆迁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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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拆·
揭秘
驻马店艾滋病拆迁队：熟人介绍“生意”
近日，一群自称艾滋病患者的人员住进待拆迁的河南南阳市三厂小区，恐吓居民。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前日，南阳一公安人士告诉记者，早在十年前他就遇见过讨债公司和拆迁公司雇佣艾滋病患者的情况。
2010年底，记者曾接到河南一起雇佣艾滋病人参与强拆的举报，走近当地的艾滋病人群体，调查该强拆事件。记者回访当年采访过的艾滋病人群体，其中部分受访者已过世。当年的受访者王向财（化名）称，去年年中他还参加过一次拆迁。
“熟人介绍熟人”
王向财是驻马店汝南县一名艾滋病患者。前晚，王向财告诉记者，他和多名艾滋病患者此前在政府为艾滋患者举办的医疗培训中互相结识。王向财称，他通过此渠道认识的“病人”不下300人。
所谓“互助”，就是艾滋患者熟人间相互介绍一些如收账、站队助阵的“生意”。
王向财说，患者之间并没有谁专门出来牵头组织这些生意，都是有需要帮忙时就临时打电话找人。一般是“熟人介绍熟人”。
去年6月，平舆县的尹小枫（化名）因无法忍受病痛喝农药自杀。
尹小枫家徒四壁，6只兔子是他的“朋友”。他舍不得吃，也没人愿意从他手里买走，就一直养着。
村里“兄弟”们也知道尹家的状况，在有“生意”、缺“人手”时喜欢叫上他。尹小枫每次去赖账者家里后，就只是默默坐着，也不动手，因为他根本没有力气。
王向财说，艾滋病患者是见不到这些生意背后的“大金主”的。“金主”不直接出面，由“喽啰”找人，酬金也通过“喽啰”支付。
王向财除了2009年一次艾滋拆迁，去年年中，还参加过正阳县的一次拆迁。他介绍，当时一天酬金400元，包吃。请了大约五六十个艾滋病患者。那次拆迁也是因为开发商和老百姓在拆迁补偿上没达成一致，开发商想强行施工。
王向财表示，不仅本地，北京、上海、广州，他们也去。
一次特殊的拆迁
肖三（化名）是驻马店平舆县的一位艾滋病患者，已于2011年因车祸过世。
肖三、王向财等人曾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他们在2009年参与的一次拆迁事件。
2009年11月18日早6点，老幺来电说，“生意”来了，某县有老百姓不让施工，施工方打算用十万搞定这事，让肖三多找点“带病的”去帮忙。老幺保证“只是去帮人‘协调’，不打架、不伤人，也不算犯法”。老幺也是金主的“喽啰”之一。
双方谈好了价格，找一个“病人”一天100元、一包烟，管吃。
肖三打电话通知了附近两个村的18名艾滋病人，他们分乘两辆面包车赶往邻县县城，其中有尹小枫。
当天上午9点，艾滋病人们抵达工地南边的拆迁现场。下车后，肖三给同伴们作了动员：“人家找我们的，必须出点力”。
一些“病人”喊着“我是带病的啊”，并举着双手，向阻路村民们出示艾滋病治疗卡。
村民们后来告诉记者，他们听说艾滋病，“当时就蒙了”，不敢再反抗。
现场本来有村民们组成的人墙，数名“病人”向人墙作势走去，人墙立刻散了。“他们一来拉我，我就害怕，赶紧跑。”一位堵路村民回忆。
艾滋病患者生意经
上世纪90年代，河南驻马店地区出现大规模非法卖血活动，因而成为中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最严重的地区。医学上，根据是否发病，分为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前者已出现艾滋病综合征，后者则处于无症状期。
肖三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卖血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2007年，肖三老发烧总好不了，验血结果为HIV阳性。他的堂哥因艾滋病于1999年去世，亲哥哥因艾滋病于2001年逝世，全系卖血感染。
朋友们瞬间消失，除了他的看门土狗。他新认识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是附近的艾滋病患者，还有一些“道上的”。
肖三和他的朋友们自称“病人”、“带病的”。
肖三介绍，许多病友身体虚弱，干不了重体力活，进厂当工人过不了体检关，做小生意没人敢买，做大生意又没资本，生活十分窘迫。
肖三也干不了重体力活，他花5000元买了辆小面包车，2010年时，他靠开车送村民进城赶集挣点生活费。
王向财平时靠打零工补贴家用。他说，利用患病身份帮讨债公司收账，或帮拆迁公司站场的活，既相对“轻松”，又能补贴生活，艾滋病患者们一般都愿意接这种“生意”。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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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拆·
纵深
谁在操控“拆迁部队”？
梳理
三类人员充当“打手”
在不少地方发生的强拆中，“拆迁部队”总是冲在最前线。记者调查梳理发现，这些“拆迁部队”主要由三类人员组成：
●城管、警察等执法人员身影最为常见
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经由行政机关确认属于违章建筑，且逾期拒不拆除的，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也是城管、警察屡屡冲在暴力拆迁一线的原因。
河南一名长期从事拆迁的基层干部说，尽管出发前对城管执法人员反复训诫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当冲突发生时，场面很容易失控。
●拆迁公司在不少暴力拆迁中扮演不光彩角色
河南郑州一家拆迁公司合伙人告诉记者，搞拆迁工程，只要不出现事故，稳赚不赔。拆10万平方米，挣三四百万元不是问题。“但想揽到活儿，还是得有关系。一般由当地政府先把工程给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或有资质的拆迁公司。我们是从这些‘头包’手上揽活儿，有时是二包、三包后才到我们手里。”这名合伙人告诉记者，大部分拆迁户拿到补偿款都能顺利搬走，也有少数钉子户，到了最后期限还赖着，只能强制拆迁了。如把人打伤，家电家具损坏了，都是先由政府部门出面协调，最后由开发商、拆迁公司各拿出部分赔偿。
●受雇佣指使的各类人员
记者调查发现，房地产开发商、村干部等雇佣指使的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涉黑团伙成员参与暴力拆迁也是愈演愈烈。记者在中部部分省份采访时注意到，几起拆迁事件中，找拆迁户寻衅滋事的人多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些人通常通过私闯民宅、骚扰恐吓、打砸门窗、限制拆迁户人身自由等手段胁迫同意拆迁，有些采取极端的手段制造车祸和火灾。
分析
“暴力的背后是暴利”
长期关注拆迁问题的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说，拆迁要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设计的程序进行。从目前发生的案例看，“黑拆”“血拆”许多都是为了赶进度，绕开程序铤而走险，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利益，忽视公平正义的思想根深蒂固。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规避违法风险，采取了“委托社会力量动手、自己背后撑腰”的拆迁模式。在所有强拆事件中，补偿标准往往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或开发商便指使“拆迁部队”采取“非常规手段”，速战速决，导致“黑拆”“血拆”时有发生。
“暴力的背后是暴利。”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说，“首先是开发商受利益驱动，无视法律；其次是背后有地方政府支持，至少是默许。征地拆迁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上，开发商也好，拆迁公司也好，不敢这么大胆地践踏法律。这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开发商利益勾结的程度之深。”
对策
以法治之手化解“黑拆”戾气
对于一些所谓的拆迁“钉子户”，协商无法达成时并非无法可依。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拆迁户还可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通过法律救济化解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依法办事。在河南驻马店今年8月发生的强拆中，为了拆掉魏水清家的房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金山办事处做了“精心准备”：提前下发限期自行拆除通知书，邀请市电视台跟拍录像，训诫60多名城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看起来“万事周全”，却少了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法院对拆迁强制执行的授权。
这其中恰恰暴露了地方政府法治思维的缺失。据王才亮介绍，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自行组织强制执行，事后司法监督却落空。无论是诉政府违法或是诉公安不作为，行政诉讼都难以立案。
有关专家认为，倘若脱离法治轨道，由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必将陷入“丛林困境”，由利益博弈演化为赤裸裸的“拳头正义”，最终导致政府形象失分，群众利益受损。无论政府、开发商还是拆迁户，“战争”没有赢家。
为防止“黑拆”“血拆”一再上演，肖滨建议，一方面要完善官员问责机制，引发冲突事件后，上级政府要对下级官员进行问责，纠正当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渠道、调解机制解决拆迁带来的实际矛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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