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高压下的县乡纪委

　　十八大后，地方纪委变“重”了，但重的是威，是纪委聚焦主业办案获得的认可，不是权。县级纪委的权力是在规范而非扩大。

　　反腐高压下的县乡纪委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10月，“谈话室”的装修和改造，占据了张严大部分时间。

　　他是一名县纪委办公室主任。“我们原来也有‘谈话室’，很简单，就是一间空的办公室。”但今年，他们所在市级纪委，要求每个县都要按标准建立专门的“谈话室”。

　　“一些大县要求建2到3个，我们县比较小，只需要建1个。”张严称。

　　这基本上是今年全国大部分县级纪委都在开展的一项工作。

　　北京市纪委就要求，各地要专门设立至少3个规范化的“谈话室”。广西南宁市兴宁区的“谈话室”则全部经过“软包”特殊处理，配备了监控设备系统和专门的指挥间等。

　　在张严看来，这是为了“突出案件查办，提升办案水平，确保安全文明办案”。

　　十八大之后，不断刷新的落马高官数据，足以体现中央纪委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高压反腐正在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这给县级纪委带来的影响与变化，不亚于2009年县纪委扩编、扩权，“谈话室”只是冰山一角。

　　“办案有新突破”

　　去年初，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此为指导思想，2013年以来，县级纪委查办案件的增长幅度，基本上达到了两位数。

　　2013年，广元市旺苍县纪委的成绩单是：全年共立案74件，同比提升34%。其中，涉及科级干部案件10件，移送司法机关4人。该市的苍溪县，今年上半年受理信访举报680件，增长259.8%；立案53件，增长47.2%。

　　尤其是一些先期完成机构改革的县级纪委，随着办案力量的增强，查案有了新突破。

　　张严称，他年前就接手市纪委交办的一个案子，查处一名副镇长。顺藤摸瓜，越查越大，不仅该镇的镇长、其他几个副镇长均涉案，县交通局局长也牵涉进来。“算是我们这几年办得比较好的一个案子。”

　　此前，曾有县级纪委官员抱怨说，不仅乡镇纪委办案能力亟待提高，就是县级纪委也很久没有如此高强度的办过案子了。“我们办过一个贪污案，案情比较简单，但缺少部分证据。软磨硬泡，当事人就是不交代。最后只有按程序交给检察院。到检察院后，他当晚就交代了。”

　　考虑到这点，记者采访的数个地市纪委都加强了对县纪委办案的指导。“有些案件我们直接介入，成绩算他们的。”一名分管案件的市纪委常委告诉记者。

　　指导之外，市级纪委也加强了对县乡纪委的管理，对办案不力的县乡纪委书记出台更严厉的约谈。

　　作为中央纪委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的试点之一，今年广州市在试点中根据自身实际，加强了对基层办案力度的指导力度，分别约谈了今年以来“零办案”的纪委书记。成都市纪委也规定，长期办案工作进展不大的区县纪委书记将被市纪委约谈。

　　与过去办案相比，一名县纪委多年从事办案的干部称，现在直接打招呼、说情的少了，“党委政府对这块工作更支持，资源配置不成问题”。该县年终绩效考核170分总分中，党风廉政建设占了26分，在所有项目中最高。

　　不过，上述干部也承认，如今“暗地里的施压和‘使绊子’的比原来多，让你看不见、摸不着，憋屈得慌，办案的压力更大。”

　　转了怎么监督？

　　“三转”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次深刻变革，县级纪委的职权随之规范。

　　“现在我们不再是‘十处打锣十处在’，更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监督执纪问责主业上了。”广元市剑阁县纪委一名工作人员称。今年，他们对2011年以来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全面清理，从逢会必到的58个议事协调机构精简到23个，精简率达60%。

　　有县纪委干部称，他往年仅执法监察和专项项目检查就多达二、三十项。

　　但部分县乡纪委也有一些担心与困惑，尤其是如何做到“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

　　“过去参与那么多协调机构，确实有‘当挡箭牌’的嫌疑，起不到监督作用。现在不参与了，地位超脱了，却不知情，怎么办？”一名县纪委书记告诉记者，“有人调侃说，我们现在是守株待兔，等案来。”

　　对此，有些县级纪委试图发动群众的力量来监督。“试行下来，效果没有预期的好。如果与自己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一些老百姓就不够热心，怕惹事。”上述纪委书记称。

　　张严所在县纪委的做法是：首先通过监察局长参加政府各种会议，了解政府最近的重点工作；接下来，根据重点工作制定监督重点。他们的原则是“既不能包办代替，也不能甩手不管”。

　　最近该县的“小金库”专项治理行动刚结束。如果在以往，这可能又要纪委牵头。“今年，我们就退出清查小组，推荐财政局牵头。财政局需要什么人或者单位配合，只要提出来，我们都帮忙协调。对于财政局，我们只有一个要求，要对最后的检查报告‘签字背书’。他们签字背书后，我们再来抽查。”

　　“这就不一样了。如果抽查发现牵头单位没有发现的问题，就要问责牵头单位。”张严称，在清理“小金库”行动中，该县财政局一直不愿“签字背书”。“最后，把报告修改了三次，才愿签字。”

　　分寸的把握

　　反腐高压下，地方纪委逐渐有为亦有位，大多数人都支持鼓励，也有不好的“苗头”值得注意。

　　在采访中，一名市纪委书记主动谈到这点，称“我们这里就有县纪委书记被孤立的苗头。有些事情不让他们知道，有些活动不让参加。”

　　一名县纪委干部说，“案子办多了，遭嫉恨。”于是一些污名化的传言出现。“有官员就私下传谣说，我们纪委的干部，又插手什么工程项目了。”

　　就此，上述专家称，这时候尤其需要地方纪委加强自身建设，严格按照党纪监督问责。

　　采访中，一名县纪委书记告诉记者，年初该县一名副科级干部结婚，按照要求提前申报了，只请了亲戚朋友，也没有“借机敛财”的现象，但是因为“超出了规定桌数5桌，我们对他给予处理。”

　　虽然此后有一些非议，“认为我们矫枉过正。但我明确说，这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的问责，没有‘过头’”。

　　上述县纪委书记称，他们执纪问责的标准就是“首先看有没有明文规定。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就看上面有没有类似案例。如果都没有的话，就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处理前找当事人来‘谈心’，说明情况。”

　　客观上，党纪和法律不一样，各地把握起来也不一致，但反腐治标需要加强执纪能力，而且“严格”处理带来的社会效果，比失之于宽要好得多。

　　这需要得到更多官员的认同和理解。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称，青海个别地方的纪委虽然从大量的党政机关议事和协调机构中脱离出来，但纪委的组织保障事实上也随之削弱。在基层组织、机构改革中，纪委成了理当退出、率先“开刀”裁减的部门，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重视，增强基层纪委职能很可能会成为空话。

　　“这算是地方纪委的一些困扰吧，怎么解决，我也没有想好。”上述市纪委书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