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都要有策略,记者做舆论监督也有一个策略,你不要四面树敌,不然就阻力会很大。我当时的策略就是,把这件事说出来。要对事不对人,我要的是案件平反,追责的事交给国家,不然阻力太大。”
■本版统筹：新快报记者肖萍
■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刘子珩 郭晓燕
“呼格案”平反之后，汤计来到了北京，在新华社总社做了一个报告，参加了一个媒体峰会，做了两期电视节目，接受了若干新闻后生的采访，行程一直满满的。
记者汤计已经年近花甲。在这个平均年龄越来越小、后起之秀越来越多的行业，他算年纪很大的了——同龄人要么走上领导岗位，要么沉寂着退居二线；下一代的同行玩微博、开自媒体公众号，包装着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人。
相比之下，此前的汤计没那么热闹。
他更像个“老派”的新闻人，对一些剑走偏锋的报道角度不能接受——有媒体希望采访案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赵志红，他认为这个方向恶意且猎奇，直接就批评起记者；有一家杂志也来了，采访他的主题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他觉得也不妥，于是拒绝。
但在权力机关与传统媒体构筑的体制内，他老练而灵活地运用了“新华社记者”这个身份，在规则与人脉之中灵巧腾挪，何时按兵不动，何时借力打力，拿捏精准。
一直关注“呼格案”的《法制晚报》记者朱顺忠说，这次翻案，汤计的平台和职业道德缺一不可。
“如果他不能给你们鸣冤，我也没有办法了”
按照汤计的指引，新快报记者绕过了有武警把守的新华社正门，从西边侧门进入了新华社的招待所。前后采访他的媒体大多被约到了这里，来到北京的几天，他就住在那儿。
不需要自我介绍，就能看出他身上的北方气质，一米八三的身高，壮得像头熊，不过这头熊倒是显得祥和，嘴角带着笑，挤得面颊上的肉突了出来，走路时大大的耳垂也仿佛能晃动。他的口音是山西的，说到有鼻音的字，听着会很吃力。
汤计接触“呼格案”，源于律师何绥生的推荐。
在疑似真凶赵志红出现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李三仁和尚爱云找到了何绥生。何在内蒙古律师圈有一定名气，他查看了相关资料，并向有关人士打听案情后，他认定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确属冤枉，但是联想到案件经办人尚在高位，何自认没有能力翻转案情。
他对李三仁夫妇说，正常的申诉太难，唯一的途径是找媒体，他推荐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记者汤计，“如果他不能给你们鸣冤，我也没有办法了。”
事实上，何绥生和汤计至今仍算不上是朋友，当时他这么说，只因为汤计在内蒙古媒体圈名声甚大。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属于其总社派出机构，地位比当地媒体显得高，地方干预相对会少很多，而且，在李三仁夫妇找到他之前的一年，汤计一篇对病逝的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的报道，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和批示。
不过在那以后，汤计其实已经决定“不再写这种报道，”他曾经对媒体表示，“因为那个时候官员风气下滑很快，我怕再写一个典型，经不起时间考验，过两年发现有问题，那不是坏了吗？”
他反而给自己定了个指标，每年写三篇重点舆论监督报道。除了《王木匠“神话”的破灭》外，他还写了《万里大造林还是万里大坑人》，写了赤峰市原副市长《草原巨贪徐国元》等。
“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和我说不要做了”
在内蒙古驻站这么多年，汤计在当地政法圈人脉甚广。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记者张丽娜告诉新快报记者，“入职不久的年轻人到公检法一些部门采访都得‘走程序’，而汤计老师去，都是局长、院长、检察长亲自接待，人们很‘认他’。”
因为这层私交，汤计往往能在朋友私聊与案情打听之间自由切换，“咱们见面先叙旧聊交情，聊到热乎时，再提问，他们一般都会实话实说”。不过他也有一个原则，不会采访当年经办“呼格案”的办案人员，即便两人是朋友关系。
冯志明，当年专案组组长，后来成了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呼格案”翻案后，冯志明在网络上成为众矢之的。
他也是汤计的多年好友。
据汤计说，两人见面，心照不宣，从未提过“呼格案”，“我没有问他，他也从来没说过，‘老汤你别写了’。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和我说不要做了”。 甚至就在汤计最为高调地推进“呼格案”的过程中，他还找冯志明帮过忙，“他当时还对我说，汤计的忙，一定得帮。就这个时候，也没说过一句你别做了”。
对于这样一种关系，新快报记者感到奇怪，“您是如何定义朋友关系的？现在回头看你会觉得愧疚吗？”
汤计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人性其实很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冯是做错了，这是牵扯人命的大事，错了就得翻过来，但不能完全否定他。”汤计说，他曾经亲眼目睹，当上了塞罕分局公安局长后的冯志明，在街上遇到一个人在抢卖水果的摊主，他立马就去追，把钱抢回来了。“他身材胖胖的，跑得满头是汗，那一刻他忘记了自己是局长，只记得自己是警察。”
伴随着对冯志明铺天盖地的舆论批评，呼市当地一家媒体在1996年刊登的一篇名为《“四九”女尸案侦破记》的文章也被人们翻出来，文中用极为不严谨的写作方式，呈现了案件，出现了“冯副局长、刘旭队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等语句。
“你注意那篇文章，没有署记者名，应该是通讯员写的。”汤计提醒新快报记者。他甚至将这篇文章评价为冯志明的“萧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当年因为这片文章出尽了风头，今天却因为这篇文章被抨击。”
“如果他们想隐瞒，当时就能把这案子按死”
除涉案的当事人外，为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汤计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脉。
最早的消息来自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赫峰，他向汤计证实，确实抓获了一个系列命案的嫌疑人赵志红，此人的供述中有1996年的毛纺厂命案。
汤计还记得当初专案组成员的反应。一听到赵志红说毛纺厂的案子，他们都蒙了，心想，“那人不是毙了吗？”马上就有人说，你是不是糊涂了，出去冷静一下。当时是在宾馆审的案子，大冬天的，他们把赵志红铐在宾馆的小花园里冻着让他冷静下。回来之后继续审，赵又供出了一单隐案后，他们(公安)马上派人去查，真有，这才觉得事情严重了。
“如果他们想隐瞒，当时就能把这案子按死。但他们没那么做，反而分成四组，每两人一组重新对赵进行审查。我后来判断‘呼格案’是冤案，就是根据当时留下的这四份口供。”2005年11月，汤计发送了第一篇内参《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内参很快得到中央有关领导批示。200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正式成立“呼格吉勒图流氓杀人案”复查组。当年8月，汤计得到消息，复查已有结论：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一位自治区政法委领导告诉他：这是冤案，但不能由政法委改判，需要走法律程序。政法委会要求自治区高级法院复查，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成立复查组，依法再审。
然而，2006年11月28日，突然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说：赵志红案已完成一审，但没有公开审理，赵供述的10件命案，只起诉9件，唯独没有与“呼格案”相关的毛纺厂命案。
汤计注意到了这一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写了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很快，这篇内参也受到了批示。
“说实话，其实体制内的阻力也没有那么大”
巧合的是，批示做出后不久，赵志红在看守所里写下了一封寄给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偿命”信。
一位看守所的警察把这封申请书的复印件亲自送到了汤计手里。汤计并不认识这位警察。他走进汤计的办公室，先掏出证件证明身份，随后把申请书的复印件交给了汤计。他说担心这封申请书最终无法到达高层，希望能通过汤计让“大领导”看到。
“这东西(申请书)没弄过，而且都是错别字，格式也是乱的。”汤计考虑了一会，决定来个创新，他为这份《偿命申请书》加了一头一尾，当天就写成了一篇题为《“杀人狂魔”赵志红从狱中递出“偿命”申请》的文章，发往北京。“能过也就过了，过不了也没办法了。”让他意外的是，最后这篇文章在层层审批中居然顺利过关了。
“说实话，其实体制内的阻力也没有那么大。”汤计说，第四篇内参《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还是经内蒙古检察院检察长邢宝玉的点拨，他告诉汤计，“呼格案”中检察院不能抗诉的原因，“因为一旦抗诉法院维持原判，在程序上就进入死结了，一宣判，赵志红一毙，就没戏了。”
四篇内参下来，“呼格案”的风向越来越明显，汤计坚信翻案只是早晚的事。不过他对于当初号称递出“偿命”申请书是因为良心发现的赵志红始终存疑。汤计从赵的口供以及专案组民警的描述中发现，赵是个十分聪明的人，思维清晰，记忆力好，“我注意到的细节，他应该也注意到了，警察一遍遍带他去毛纺厂指认，最后整个案子却不起诉，你说，这里面能没有问题吗？”现在回想起来，他说赵志红当时的做法也可能是为了活命，这也是我不赞成案件再公开审理的原因，赵志红滋润地活了9年，万一公开审理，为了把水搅浑，他再翻供咋办？”
“做任何事都要有策略”
虽然汤计信心满满，但他说有些事还是得看时机，该停还是得停。
“呼格案”之所以难重审，在于多年过去，当时的办案人员很多得到了升迁。当年专案组组长冯志明，后来成了呼市公安局副局长；当年新城区公安分局局长郑润民，现任呼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呼格吉勒图案二审审判长杨小树，现任副厅级审判员。
如此，“呼格案”在内蒙古当地已经不单纯是法治案件，它的再审，需要更高级别领导的支持。
由于主导复查此案的相关领导的退休或人事变动，汤计这时自己只有等待，希望以后能有开明的领导出现，他安慰李三仁夫妇，“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碰到好官就翻了。”
同时，他开始主动联络外地市场化媒体。汤计将市场化媒体看做是自己策略的一部分，当新华社不能发稿的时候，需要市场化媒体放出消息。
2011年1月，曾主导复查此案的前政法委副书记胡毅峰重回政法系统，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汤计忽然觉得“机会又来了”。于是又开始组织记者采访，写内参。
鲜为人知的是，直到“呼格案”启动再审之前，汤计并没有去过李三仁夫妇家中。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时候，他也时刻提防被人利用，“我在帮他的时候，要严防人算计”，汤计怕被拍到登门的照片，授人以柄，就说不清了。
2005到2007年，汤计一共写了四篇内参，并在2007年2月的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公开发表，这是国内媒体首次公开披露“呼格案”。
内蒙古检察院检察长邢宝玉也在这一时期告诉汤计，检察院还不能抗诉，否则法院维持了原判，法律程序就是死结了，“呼格案”就没戏了。
在参加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栏目时，他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做任何事都要有策略，记者做舆论监督也有一个策略，你不要四面树敌，不然就阻力会很大。我当时的策略就是，把这件事说出来。要对事不对人，我要的是案件平反，追责的事交给国家，不然阻力太大。”这是他确保采访安全的方式，也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办法。
“他的朋友遍布每个领域”
成为记者之前，汤计想过做排球运动员，当兵，或者做个开解放卡车的司机，但都因为姐姐的阻挠而没有做成，那时他曾经抱怨姐姐管得太宽，但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得感谢姐姐。
不过运动员的经历倒是磨炼了他。“那时候，每输一场比赛，大家马上分析原因，就你啊，没守好；你明天把那高个子盯住了……然后明天继续输，没事，下来继续总结。”汤计说，屡败屡战的性格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1988年，他通过中国新闻学院的学习，进而进入了新华社。
在新闻学院学习时，他有了人生的偶像——新华社原记者王殊。王殊在建国前是随军记者，建国后成为新华社国外派驻记者。因为在中苏珍宝岛冲突时，对苏联战略重心的分析，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其后，逐渐转型成为外交家，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
汤计佩服王殊的是他的调研能力，虽然没有留下新闻写作的名篇，但是却成了新华社派驻单位里对所在地情况最熟悉的人。
汤计在内蒙古广交朋友，“他的朋友遍布每个领域，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无论是名流还是草根，都有他的老熟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张丽娜告诉新快报记者，“汤老师知名度大，找他反映情况的人很多，每天只要他在办公室，总是会接待几波。”
这其中有许多像李三仁夫妇一样的人，去他的办公室找他。汤计告诉新快报记者，很多问题能通过自己的关系解决，就不会写稿。那个时候，他不再是单纯的记者，而是充当社会问题协调员的角色。
找他的人很多，甚至还有一对夫妇从近千公里外的通辽市赶来，找汤计诉苦，为的就是家里继承遗产的纠纷。汤计将这种工作称为“记者做思想工作”。
如今，这样的结交随着“呼格案”的平反，名气的增大，与他联系的人更多了。
新快报记者采访之时，他的电话响个不停，这时要一边听着“案情”，一边耐心解释，“我只负责内蒙古的新闻，你是哪的？找一下沈阳分社……”但电话那边往往充耳不闻，仍是喋喋不休地诉说， 这时汤计会忍不住：“姑娘，你怎么听不懂话呢，哪的新华社都一样，并不只有我汤计能帮忙。”
汤计在选择帮助哪些人不帮助哪些人的原则是这样的，“比如刚刚的电话，说是一个涉及几千万的案子，马上要开庭了，让我去，我才不去，让他先发材料我看看，这些说到底不就是钱吗？涉及人命的、重病的我才去帮。”
2014年12月23日12时，结束了上午的采访，汤计把新快报记者带进了新华社附近一家庆丰包子铺，“我原来其实算是没出息的，同龄的都到北京升迁了，就我还留在内蒙古。但这次回来北京聚在一起，大家都说，虽然汤计没当什么官，但在新闻史上留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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