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比方，潘基文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韩国政府的同意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选他干吗？”“对不起，何振梁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奴才，我是一名党员。”
11月的一天傍晚，在结束了一下午的透析治疗后，即将年满80岁的何振梁来到常州宾馆四楼会议室，约见几个相熟的记者。他极尽礼貌和周至地与在场每个人致意，面色平静。
活动组织者本来想好了一个由头—何振梁刚刚获得某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的荣誉奖项，何振梁显然不想绕弯子，他坦言这次是要澄清“那本书的作者”的不实之辞。
袁伟民与何振梁先后发声，给了公众了解事件原委的更多视角。在更权威的见证者、当事者出面之前，双方关于一些事实的争执仍难有定论。我倒是对另一些话题更感兴趣，比如何振梁与袁伟民之间何以有此分歧？它是否仅仅是个人积怨？
何振梁说，“那本书的作者”暗指他贪恋官位，“不听招呼”，不积极支持总局安排的继任人选，还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过程中与组织唱反调，支持韩国人金云龙。何振梁觉得不能沉默了，“叛徒这个罪名，我担不起。”
2008年6月，何振梁的《艰辛的辉煌—我的申奥日记》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又经节选在国内出版。对于袁伟民质疑的事件，何振梁书中都有记述，其中也明确了联署提名金云龙与“支持”的区别，他也提及自己事先与好友罗格的充分沟通。整个经过并不存在背叛和阴谋。
何振梁承认，自己还真有“不听招呼”的时候。他担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期间，总局方面让他争取武术被列为“可供奥运会选择的项目”，他几经努力，把武术从“死刑名单”中拉回来，列入“另行考虑”。这时，总局又指示首先解决女垒的问题。何振梁很诧异，最终把这个决定顶回去了，“我们不能十个手指头都要去按跳蚤。”
还有一次“不听招呼”，是确定北京奥运会女子沙滩排球比赛地点。在申办报告中，沙滩排球计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何振梁无法想象，如此庄严肃穆的地点怎么能进行沙滩排球比赛，他一再予以反对。该方案最终被评估委员会以安全和交通的名义否决。
在中国体育界，何振梁的身份有些特殊，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1985年，何振梁的双重身份都升级了，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他既要履行政府体育官员的职责，尽可能争取国家利益，又要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考虑。可以想见，二者会有一些发生矛盾的时候。无论当事者如何富有平衡的智慧，也难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满意，误解与隔膜不可避免。
何振梁自己也不讳言，无论是体育总局还是北京市政府，都有一些官员对他有意见。可以说，何振梁与袁伟民的“矛盾”，并非孤例。他对某些官员的评语是：手伸得也太长了。
“打个比方，潘基文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韩国政府的同意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选他干吗？”“对不起，何振梁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奴才，我是一名党员。”
何振梁的工作，是在东西方文化间做沟通，而且更多的层面上，需要引导中国有关方面熟悉、理解和适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
做了近20年体育记者的罗宏涛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的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这种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她就曾亲自听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其言谈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
与绝大多数官员的难以接近不同，何振梁是以国际奥委会的价值理念面对媒体，他是一个很受中国记者欢迎的人物。他总是尽量配合记者的工作，并给予记者充分的尊重。中体产业的部门经理王奇也曾是资深体育媒体人，他说自己认识何振梁20多年，对其充满敬意。在他眼中，这位长者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范儿”。
“我也不是不看中国历史，有些微妙之处我还是懂的。”何振梁说，他尽量低调行事，避免给人以抢风头的印象。但特殊的国情和体制，还是让他的“国际范儿”时常遭遇尴尬。
“别的国家跟我们体制不一样，政府无权指挥委员。”他平静地道出差异所在。
2009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总部前面的大草坪上搞了一个盛大晚会，饯别何振梁。罗格在纪念册上的留言是“谨以此画册，向我十分尊重的同事和朋友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完成的重要业绩，表示敬意和感谢”；萨马兰奇则称何振梁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何振梁一再强调，两位主席都高度评价了他对自己国家的贡献，这让他颇为欣慰。
现在，何振梁真正退了，但又难得清闲。准备全力申办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南京市政府请何振梁去做顾问。需要接轨的事情还有很多，“国际范儿”感受到的不只是尴尬，也不乏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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