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丰同志”，你们失败了
策划人：周丽萍 舒炜
中国人迷信“势”。
当一个王朝或一个政权形成了开始走下坡路的“势”的时候，是非常难以挽救的，要把这个“势”扭转过来，绝非常人能够做到。
蒋经国，字建丰；蒋纬国，字建镐。文王建丰，武王建镐。丰即丰邑，镐为镐京，也就是西周两都。
1948年，蒋经国寄望通过反腐，争取到少壮派力量和人民的支持，最终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
历史上企图用“励精图治”来逆转这个势的人很多，但大多没能奏效，如最后上吊的崇祯皇帝，长期的腐败早就形成了亡国的“势”，崇祯再努力也是百搭。
从后来台湾的发展看，蒋经国的本事要比崇祯强很多，不过在大厦将倾之时，年轻的蒋经国虽然努力，终究无力扭转大势。可谓有张居正之图谋，却无张居正之权柄，也无张居正之时势，终究只是个聪明能干的常人而已。
在《北平无战事》中，国共对抗的固定冲突模式依然是叙事基础，但是它的情节重心转向了国民党，围绕抗战胜利后少壮派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和币制改革，描摹出一个即将败退的政权如何力求自救和为何自救失败。
崩溃前夜：天公无语对枯棋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近段时间，《北平无战事》火了，不管是一腔热血的曾可达、温润儒雅的崔中石等入木三分的人物刻画，还是解放前夕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最后挣扎，都让人津津乐道。不过，本剧的核心人物其实未露面的“建丰同志”。
戏内建丰同志指导“铁血救国会”在北平反腐，虽然只是通过背影和声音出场，但却让绝大多数人印象深刻。有情怀，有手段，够腹黑，够理性，似乎具备了做老大一切该具备的素质。但是，大势已去的大背景下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面对党政军全方位的贪腐，依然无力回天。
《北平无战事》中的政治生态
毛选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第一条理由就是因为派系割据。
《北平无战事》整部剧，重大历史人物统统没有出现，基本上是从小人物、小事件入手，来反映大时代的路子，非常讨巧地展示出国民党溃败前的派系争斗和复杂的官场生态。
当时的腐败者自上而下，充斥在国民党政府的各个角落，尤其是高官亲属，利用权力网络和裙带关系，垄断国计民生。倘若仔细分析国民党内部自相攻讦的每一场戏，都是一个死局。
一开场，各类贪腐人员也是轮番上阵：空军作战部中将副部长侯俊堂，利用军用飞机走私物资；党通局联络处主任徐铁英收受贿赂，并一心想把党产变为私产；北平民政局长马汉山在官商之间欺上瞒下；居于幕后的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垄断贸易，一车粮食同时卖给军方和民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看似清廉，暗中也在为这些人走账洗钱……
就拿调查北平贪腐的“五人小组”来说，背后均有不同势力撑腰。
老到的徐铁英代表“中统”，头衔为北平警察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处长，算是顽固势力；王贲泉身为中央银行总部主任秘书，表面上是代表中央银行，背后则是最大的孔宋两家财团；中央民食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临深是“军统”出身，江湖作派；财政部总稽查杜万乘代表财政部，而钱却又都是中央银行管着，几乎被架空，无所作为；剩下的曾可达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少壮派代表，因为他明白自己做不了主，只能一遍一遍请示老板“建丰同志”。建丰强则他强，建丰弱则他弱。所以他一有事就拨通二号专线，请示“建丰同志”。可以说，曾可达是在一种复杂的情况下被推出去的一个人，其所处的位置上需要权衡和平衡的东西太多。
曾可达和北平民政局长马汉山，一正一反，代表着国民党政权里面不同的官僚升迁途径，结果却是一样悲催。马汉山是反派，但却是一个“最难被杀掉的人”，原因就是“他知道的太多了，别人知道的太少了”。
此人非常熟稔当时的为官之道，总能想方设法把领导伺候好，敛财却不惜才。升官，送；调人，送；遇到棘手事，送；维护关系，送……他用金钱和利益把自己与权势集团紧紧绑在了一起。
反腐抓他，因为他是最没有背景最容易被抓的人；但是又不能杀他，尤其在崔中石死了之后，知道很多秘密详情的只有他一人，反腐只能从他那儿打开缺口。在多派的政治纷争中，他成为一颗扳倒对手的重要棋子。
有人说，马汉山代表一类靠钱和秘密走近权力中枢的官员。这类官员，貌似有钱，实际上敛去的大部分钱都用来孝敬上级，如果不是掌握核心机密，可以作为党派斗争的有利匕首，这类官员通常不会活得太久。
其实，蒋介石曾痛斥下属“武官怕死，文官贪生”,但是他常常使用高官厚禄甚至是赤裸的金钱贿赂等手段来瓦解敌对阵营，拉拢异己分子，对“自己人”也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从上到下，无处不贪。
观众津津乐道的，除了当时的官场生态，也有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白描。
男一号方孟敖之父，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的困境最为直观。他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回来担任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精明能干，却不想介入政治。他明白在官僚集团掌控的财政系统里，他学的那套金融知识毫无回天之力。同样，也有何家父女的煎熬、“党国”精英的迷茫，至于“双面间谍”梁经纶，就更是各种困境的交集，是彻底黑暗的角色，看不到一丝光明。
从《亮剑》到《北平无战事》
民国政治剧、谍战剧向来不缺粉丝，其实从十年来的此类剧集的变化，可以窥见国民党荧屏形象的演变。
长期以来，电视电影中的国民党形象都是负面的，大多为贪官、败将，直到近年，慢慢出现了扭转形象的清流派。
在电视荧屏上，国民党正面形象的“普及”之始应该算2005年《亮剑》中的楚云飞。
这个黄埔出身的国军将领，从一开始出场，其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那种军人的果敢与自信，智慧与胆识，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
其实，楚云飞这个艺术形象，是国军精英群体的代表。这类人大都毕业于知名军校，受过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和良好的教育，才华横溢，志向高远，集军人的骁勇和男儿的潇洒于一身，连他们的对手也对其另眼相看。
比如，抗战时期，八路军李云龙与楚云飞并肩“打鬼子”，并惺惺相惜；内战时，李云龙立马“负伤住院”，从而避免与楚云飞兵戎相见。但因为长于军事，却短于政治，以楚云飞的性格，也很难在国民党尔虞我诈的官场混下去。
除了直接交锋的战场中表现国民党的形象，同样惊心动魄的地下对抗也能打动观众的内心。如《潜伏》、《黎明之前》，这里面的一些暗战无需涉及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不管是中共“地下党”，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变成“有信仰的人”。
专家称，伴随着共产党从“阶级认同的革命党”转型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执政党”，重新讲述国共关系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解释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成为一种必须克服的意识形态难题。
到《北平无战事》时，国共对抗的固定冲突模式依然是叙事基础，但是它的情节重心转向了国民党，围绕抗战胜利后少壮派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和币制改革，描摹出一个即将败退的政权如何力求自救和为何自救失败。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慧瑜表示，以《北平无战事》为代表的国共剧最重要的改写在于，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来讲述1940年代中后期的国共决战。
更有专家表示，如今的国共剧更真实客观，也凸显了历史的必然。
“清流”总难挽大势
在封建王朝的末期，其实历来都会有一群所谓的饿“清流”势力，具备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如明末东林党，清末的张之洞、翁同龢等，他们抨击的对象无一不是朝中那些贪赃枉法、昏庸无能的官员，对外则是主张强硬。
《北平无战事》里塑造了另外一批国民党的正面形象，这就是“建丰同志”及铁血救国会成员。这股国民党内部的“正能量”，在党内与腐败、特权利益阶层进行殊死搏斗，可谓不惧牺牲的、忠于领袖的、“党国”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在党外则是坚定“反共”，毫不手软。所以也有人把他们视为“清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把国民党内顽固势力视为了“敌人”。
“党争误国”一直是中国古训，他们已经不为事情是否正确合适而考虑，考虑的是如何借题发挥打击对手，造谣诬陷中伤小事变大。就“清流”这一派别而言，虽然充满热忱、想法激进，在历史上却常常被誉为是“书生见识”，往往不切实际，对军事和大势的把握和判断过于一厢情愿，甚至懵懂无知。
如甲午战争中的“清流”们，就不是考虑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是激于大义、按道德信条来决定是否战争，这无疑是一种清谈误国。有不少观点也认为，明末的东林党做事过于理想化，不知变通，改革税制的失败也为明亡埋下了经济伏笔。在国民党全面溃败前后，“清流”们又是怀着怎样的理想和壮志去做事的呢？
2009年，谍战剧《潜伏》播出，大家除了喜欢余则成，同样欣赏国民党方面的谍报人员李涯。不知是不是观众总是同情失败者的原因，从反馈来看，剧中一心为“党国”鞠躬尽瘁的李涯让人生怜。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信仰问题上，李涯的坚定绝不逊于余则成。他的勤勉、忠诚、执著、坚韧，在天津站蝇营狗苟一干人等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某种程度上，《北平无战事》中的梁经纶是《潜伏》里李涯一样的人物，能力超凡，理想主义，悲情色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梁经纶比李涯还要执拗，这也可视为是一种对理想追求的进化。
梁经纶身上有中国古代“士”的特质，以国家为己任，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正因为他想的是解决民生，心怀的是信仰，才赢得了大家的同情。
剧中的铁血救国会是“建丰同志”在老旧组织中另创新局的“杰作”，他们实在太想从方方面面与国民党集团腐化做一次全面切割，在党内打造一富有全新生命力之年轻组织，最终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这里面的成员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强烈的自我神圣化，以及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强烈漠视。
不过以，国民党中即使有这样的“清流”，但却只占很少一部分，他们的力量尚不足挽救这个病入膏肓的政党，其政权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势。
正如剧中梁经纶轻轻吟出那句诗一样：“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
蒋经国上海“打虎”为何失败？
——对话历史学者杨天石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是国内知名的民国史研究学者。近年来，他数次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蒋介石日记，并出版多本专著，引起巨大反响。
对于发生在1948年夏秋之交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以及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期的反腐运动，杨天石先生有着深入的研究。谈及那段历史，杨天石告诉廉政瞭望记者：“贪腐可以亡政，信然。”
豪门越“豪”，
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
廉政瞭望：按照以往的说法，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就因为打到孔令侃这只“大老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导致反腐功败垂成。根据您近年的研究，真相究竟是什么？
杨天石：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办法解决。国民党用高压手段“限价”，严禁物价上涨，这就逼得上海和各地商界用“拒售”的办法来对付，从而形成更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可以这样讲，面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局势，国民党一上来就开错药方，大的政策出了问题。无论蒋经国如何精明强干，也是没有回天之力的。
其次，具体到孔令侃的个案，尽管对于扬子公司的违法程度究竟有多严重，历史学界还有一些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碍于各种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如此做法，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
廉政瞭望：从蒋经国“打虎”失败一事上，有什么教训可以汲取？
杨天石：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痛恨权贵资本的气氛。孔令侃正是权贵资本的代表，他旗下的扬子公司，更是声名狼藉。蒋经国敢不敢动孔令侃，意义绝不限于一家公司。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唯如此，才能挽回人心。但实际上，国民党政权没有这样做。
体制弊端使得统治者
想反腐也束手无策
廉政瞭望：国民党政权腐败的高峰，就是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四处搜刮那段时期。对于这些腐败乱象，统治阶层就没有想过加以收敛？
杨天石：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员到各地接收，贪污、腐败现象恶性发展。对于这些情况，蒋介石心知肚明。他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各级干部多幼稚无能，其间且真有贪污自私为中外人大所侧目，尤其是京沪一带，强占民房，擅捕汉奸，借此拷作报复……以致怨声载道，外邦讥刺，诚使此心愧怍无地。”
蒋介石也想过遏制腐败的势头，比如在宪兵中增编“特侦贪污队”，审核通过了《肃清贪污运动纲领》与《改革党务方案》，同时计划成立“肃清贪污运动之组织”。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为民先锋”，“为民服务”，会议甚至在《政治决议》案中增设“检讨部分”，承认“一部分接收人员败坏法纪，丧失人民”。是年8月，蒋介石制定《收复区人民约言》，向收复区人民许诺要严惩贪污人员。“不论党政军人员，凡贪污舞弊达一万元以上者枪毙。”
为了反对贪污，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当前组织纲领》，规定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党员财产必须依规定申报，凡有贪污行为者，拒绝登记财产者，均不得成为党员。
廉政瞭望：推出这些政策后，效果如何？
杨天石：当时的国民党严重缺乏执行力，许多计划、想法都停留口头。《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核定了，中央党政小组会议成立了，接下来也就没有下文。加之一个独裁政权制度方面的弊端，结果只能是口号喊得震天响，腐败却愈演愈烈。逐渐的，人民对于那些动听的反腐口号也失去信心。
发展到最后，已经不是统治阶层想不想反腐，而是他们纵然想反腐，也没有能力去做了。1947年，美国特使魏德迈应蒋介石之邀，向国民政府委员及部会首长报告访华观感。在这场会议上，魏德迈严厉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党国大佬戴季陶当场泣下，回家后又痛苦4个小时。蒋介石也在日记写下：“若不痛自反省，发奋雪耻，何以立国？何以成人？”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决定筹组侦察贪污与军纪的机构，并将贪污罪移归军法处理。这样作为，不能说反腐决心不大了，但效果依旧微不足道。
反腐失败后的人心尽失
廉政瞭望：在国民党内，是否存在一个阻挠改革与反腐的既得利益集团？
杨天石：任何一个政权内，不可避免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但国民党反腐的失败，恐怕更多还在于自身独裁统治，不能得到人民监督的原因。
比方说，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反腐，遭遇到孔宋家族的阻挠。但实际上，蒋介石动真格时，孔宋家族成员说情也是没用的。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了整顿吏治，不顾孔祥熙的说情与反对，毅然判处孔的两个亲信，一个死刑，一个五年徒刑，并不许缓刑。
蒋介石发现自己儿子蒋纬国也以“接收”为名在上海搞到一座房子后，十分生气，认为蒋纬国“招摇不轨，不知自爱，为人轻视，为家庭羞”，命蒋经国代为教诫，同时令蒋纬国将房产退还。
可惜的是，这些作为丝毫不能遏制国民党内腐败蔓延的势头。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国民党的反腐，只是至上而下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贪腐现象日益发展、泛滥、强化，终于让人民对这一政权完全丧失信心与希望。
廉政瞭望：“打虎”失败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杨天石：1949年6月，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彻底失败的前夕，阎锡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要求已经退到台北的蒋介石拨存金40万两以及两月支出经费，蒋当即同意，只说了一句话：“勿浪用或将此现金为贪污投机者所得耳！”
一个最高统治者，面对自己拨出去的钱，最担心的竟是被人贪污掉。说明蒋对于贪腐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60多年之后，再次回望那场“打虎”运动，众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根本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役。从开头到结尾，蒋氏父子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干着错误的事情。
蒋氏反腐的败亡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谈及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反腐，最轰轰烈烈的，莫过于1948年夏秋之际，为控制通货膨胀，推行金圆券改革，由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的“打虎”运动。
历史学界已有公论，淮海战役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上海的“打虎”运动，客观上导致国统区经济陷入瘫痪，更失掉了这个政权的最后一点人心。此后短短一年之间，国民党遭遇土崩瓦解般的溃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场“打虎”运动，被看作国民党政权最后的挣扎。客观地说，蒋氏父子的确拿出了空前的反腐决心，蒋经国还把自己在重庆及赣南建立起的嫡系人马，悉数带往上海。蒋经国在上海一连串雷厉风行的举动，在一段时间内也曾为国民党挽回一些人心。甚至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一种评价，蒋介石麾下最能打仗的部队，都摆在徐蚌战场；仅有的还算清廉的经济官僚，都跟着蒋经国去了上海。
精兵尽出，“太子”坐镇，依旧难挽败局！
另类的“公子哥”
“打虎”运动初始阶段，能让人心为之一振的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功于蒋经国这个另类的“公子哥”。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派往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的接收大员，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弄得各地怨声载道。但是，当1948年8月蒋经国出现在上海时，各界见识了一个与传统印象中大不一样的国民党高官。
蒋经国的简朴以及亲民作风，在那时便展现出来。他最喜欢在家里吃宁波小菜，对奢华的西餐毫无兴趣。外出视察时，皮鞋后跟钉着橘瓣型的铁钉，前头开缝裂口却并未连起来。“节俭、朴实而又不拘小节”，是外界对他的一致印象。
或许是在苏联生活多年的缘故，蒋经国在“发动群众”这一点上，与传统国民党官僚有着截然相反的作风。来上海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蒋经国便组建起一支“打虎队”。 “打虎队” 被授予特权，可以随身携带武器进入工厂、公司、商行，一旦发现嫌疑，就能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加入“打虎队”的，并非政府的军警人员，而是临时招募的上海知识界青年。 凭此一点，无数沪上青年便成为蒋经国的“铁杆粉丝”。
蒋经国在上海期间，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周星期二与星期四的下午，他的办公室向民众开放。无论是小商贩、劳工或者家庭主妇，都能进入办公室，直接向他反映意见。
“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人民的上海。”这便是蒋经国在上海经常喊出的口号。这样的话语模式，一度震惊了上海民众与国民党老派官僚。甚至在南京都有人发出疑问：这和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对廉政瞭望记者这样说：“纵观蒋经国的一生，其个人操守一直为人称道。但个人操守是一回事，你所推行的政策究竟对不对，却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动机或者手段，都决定了‘打虎’不可能成功！”
“大老虎”的反扑
在张鸣看来，蒋经国上海“打虎”，既是一场运动式反腐，也是一场经济改革。而这场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抓错了药方，与之配合的反腐运动，自然没有成功的希望。
张鸣说，面对当时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任何一个政府都会想到立刻平抑物价。但这是一场艰巨的经济战役，只能通过经济的手段来进行。可惜那时的蒋经国，满肚子里还是从苏联学回来的那套东西。他没有去下大力气去理顺供需关系，改善市场环境，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商人阶层。“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清楚，如果不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问题，再厉害的奸商，也不可能制造出令人恐惧的通货膨胀。商人都是逐利的。从因果关系来说，正是大的市场环境出了问题，商人才有囤积居奇的空间与动机。”
众所周知，蒋经国在上海时，遇到两只“大老虎”。一只是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一只是自己的表弟，原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界将这段历史简单描述为——蒋经国抓了杜维屏，面对背景更深的孔令侃却显得犹豫。结果导致上海“打虎”功败垂成。
但从如今的史料分析，比孔令侃这只大老虎的挣扎更令蒋经国烦心的，是全国商人阶层的反扑。在蒋经国的高压政策下，上海众多厂商不敢跳出来公开反对，却以原料缺乏为辞，全部停产。本已羸弱不堪的经济，更是遭遇沉重一击。
一项旨在改善经济的改革，却遭到商人的集体抵制，其结局也就不言而喻。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祯就曾说过，“即便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不可能成功。”
当然，历史学界还存在另一种说法，即孔令侃的违法程度并不如外界说的那样严重。一方面，扬子公司是地道的国营企业或者说国民党的党有企业。孔令侃只是以贵公子的身份执掌这家企业，但企业的资产并不是他的。另一面，蒋经国在自己日记中记载：“前天发现的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但是，正因为外面的种种传言，反而确立了蒋经国“悲情英雄”的形象。孔令侃这只“大老虎”，无意间竟成为蒋经国迈向政坛高峰的跳板。
掠夺人民的“改革”
对于国民党政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蒋家王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认为，这句话对于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政权，应该是一个客观的评价。“起码在那时，蒋氏是把天下当做自己的私产。这也导致了他们主导的反腐运动，既难以获得大众支持，更会遭致其它派系的抵制。”
张鸣则表示，孔祥熙、宋子文毕业于美国名校，信奉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对于蒋经国用苏俄式的专政手段在上海“打虎”，本来就存在理论分歧。加上自己的切身利益被损害后，自然会反对蒋经国的做法。
著名作家，长期研究民国历史的学者岳南告诉记者，蒋氏父子的反腐，不仅没有党内派系的支持，甚至就连普通知识分子阶层也并不看好。“统治者好比是个大家长，贪官污吏就是他的小孩。小孩有时不听话，多偷了几个糖吃。当家长的，也就只能拍小孩几下，狠狠教训一顿。”
与“打虎”运动一起进行的，就是饱受诟病的发行金圆券。国民政府规定，以金圆券取代法币，法币须在1948年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同时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兑换为金圆券，违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
于是，法币、黄金、白银、美金……上海市民半个世纪的积蓄，就这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仅宁波帮大佬刘鸿生一人，就被蒋经国活生生“劝”出了800根金条和250万美金。到当年10月份，上海共收兑的黄金和美金3合计价值超过2亿美元。
马勇说，不可否认，发行金圆券的初衷是整顿经济，但手法实在过于粗糙。以至于成为政府对人民的一次搜刮。“哪有一个政府会下达这么荒唐的命令，没收人民私藏的金银财富？”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发行金圆券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人民不会乐意接受。同时在北平、广州等大城市，国民党地方派系与军政大佬对这项政策阳奉阴违。只在上海，金圆券发行工作在初期进展得相对顺利。上海是蒋介石的发家之地，在这里没有哪个派系敢于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此外，中央政府派往上海的钦差大臣，又是作风强势、清廉能干的蒋经国。
仅仅数月之后，金圆券沦为废纸。上海人民多年的积蓄，就这样被搜刮而去。
谈及蒋经国上海“打虎”以及整个国民党政权反腐的失败，岳南认为与整个体制有关。“体制决定着官员是贪还是廉，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没有各方面的法律规范与监督机制，再好的愿望与理想也是白扯。最后反而弄得是非不分，道理不明。一个政权就在这种混沌中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最后被觉醒的人民大众推翻，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从国民党当时面对的内外环境来说，表明了一点：如果不改善国统区普通民众的民生问题，即使反腐成功同样会失掉人心。
败退台湾后的实践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无论经济建设还是对于自身的反腐，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张鸣认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改用温和的手段。
张鸣说，国民党内长期与蒋氏父子争斗的各大派系，都在国共内战中被解放军摧毁。来到台湾后，这些派系对蒋氏父子已经不能构成任何威胁。这在客观条件上，也有利推动改革。“国民党内除蒋介石之外最大的军事集团桂系，几乎被全歼在大陆，只剩下白崇禧等少数几个人逃到台湾。甚至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也为舆论所不容，长期避居海外，没有回到台湾。”
马勇认为，两蒋时代的台湾，依然维系着威权统治。在这种政治架构下，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操守，对于反腐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蒋经国的确有令人称道的地方。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个台湾领导人，能赢得蒋经国那样的民众称赞。”
蒋经国上海“打虎”，因为表弟孔令侃的阻挠功败垂成。在台湾，蒋经国也遇到一个贪腐的表弟。但在政坛上羽翼渐丰的蒋经国，这一次却没有给自家亲戚一点情面。
王正谊是蒋介石之母王采玉的侄孙，蒋经国的表弟，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蒋经国机要秘书。1970年代，相关部门发现王正谊帮助商家承揽工程，并收取贿赂。蒋经国接获密报，下令直接搜索王正谊的局长办公室，发现钱的确放在王的小金库内。由于罪证明确，王立即被收押，历经52天快马加鞭的审判，王正谊以“贪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将自己的表弟、机要秘书判处无期徒刑，在当时震撼了台湾政坛。大家都意识到，蒋经国连自己身边人都敢抓，对其他人更不会客气。
马勇认为，蒋经国反腐有一个特点，愈是关系亲密的人，有贪腐行迹处罚愈重。下面的人也逐渐知道，贪腐是蒋经国划出的一条红线，最好别碰。
在反腐方面，蒋经国还善于从细节处入手。1969年，蒋经国对公职人员廉洁自律提出具体严格要求——各级行政人员除招待外宾所必需者外，一律不得设宴招待宾客，并谢绝应酬；公职人员于婚丧喜庆除亲友和深交者外，不得滥发喜贴或讣告；各级行政人员一律不得进出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场所……
马勇说，这些规定都是很细节的事情，类似于不准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但由于规定得到坚定贯彻执行，官场风气为之一变，相对好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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