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30年“于敏”被雪藏

　　法制晚报讯（记者 李洪鹏） “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于敏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爱好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退休后，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一天只休息6个小时左右。数十年来，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年轻时关心国事参加游行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在学校，他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夏天的傍晚，同学们在外乘凉，他则在树荫下读书不辍；冬天，同学们在宿舍里打牌、聊天，他披件旧大衣依然在旁边安静地看书。于是，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在学习的同时十分关心国事，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1947年，美国大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激起全社会的不满，学生组织游行示威。那次，于敏因有事耽搁去晚了，赶紧向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抄小胡同去追游行队伍。不料，一进胡同，就被两个人给拦住了，问是哪个学校的。他想，如果说是北大的，他们肯定不会放他走。于是，他灵机一动，说是中国大学的。当时中国大学国民党势力比较强，学生一般不敢参加游行示威。骗过了他们，于敏追上了队伍，慷慨激昂地往前冲时，连眼镜都被挤掉了。对于敏这样的穷学生来说，凑钱再配一副新的，是多么艰辛。为此，于敏心痛了很长时间。

　　“打松鼠”：与邓稼先的暗号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的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二十多年前 连“于敏”名字都是绝密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计算机不如于敏口算快

　　于敏思维敏捷是在求学时就表现出来的。有一次，近世代数考试，张禾瑞先生出的题目很难，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只得了60分，唯独选修的学物理的于敏得了100分。

　　他的学生蓝可也告诉记者，于敏讲课或做报告时，很少看讲稿，经常是不假思索地便可以写出一黑板所需要引用的公式。有时需要算一个结果，手持计算机竟还不如于敏口算来得快。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竟有迷路的时候。一次，他去驻地外，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才总算回来。还有一次，一直忙于工作的他，发现妻子操劳家务甚是辛苦，于是破天荒地主动要求做家务，要帮妻子洗衣服。他的任务就是往洗衣机里加水，嘴里还计数：一盆、两盆、三盆……他干得非常起劲，却也纳闷，只是水加进去，却不见水增加。妻子发现后过来检查，才发现他没有关排水阀，做了半天“无用功”。要知道，在工作时，于敏可是一点失误都不允许发生的。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本版文/记者 李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