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贩卖死猪幕后暗战：民间举报者的另类复仇

　　江西贩卖死猪幕后暗战：民间举报者的另类复仇

　　年近六旬的孙光明，个子不高，后背已驼。他常年穿一件脏兮兮的迷彩服，脸上全是赣地寒风刻出的刀斧痕。

　　他是2015年初，震惊全国的江西贩卖死猪肉事件的幕后主角。3年来，这位农民一直试图摧毁一桩“地下生意”。他反复举报邻村肉贩出售病死猪肉。为此，他暗访盯梢、跟踪偷拍、投诉举报、越级信访，拨打的110电话和寄送出的举报材料已难记其数。

　　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并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复仇”。

　　1 农民“偷拍者”

　　你几乎可以“嗅”到这段视频中的恶臭。

　　抖动的画面里，黑色的池塘中飘满猪骨和内脏，以及看不出种类的小动物尸体，红绿黄紫的颜色挤满屏幕。一旁门窗大开的砖房小院内，摆着几大盆难辨来源的碎肉，其余的似乎还有待“加工”，散落于污腻的地面。

　　视频的拍摄者孙光明，是江西省宜春市东边村的村民。2012年2月某天，他趁着砖房里工人们出门吃饭的间隙，从后面的小山坡翻墙而入，用手机拍下了这段令人作呕的视频。

　　据他回忆，“加工车间”下面还有个规模不小的地下冷库，存放着处理好的死猪肉。他本想溜进去多拍些证据，又怕被归来的工人撞见，只得放弃。

　　孙光明解释，此前不止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过他，举报如无证据，他们也不好出面，“最好能拍个视频”。他才豁出去独闯小院，哪怕全程“怕得大腿和手一起抖，走两步就颤悠”。

　　这位年近六旬，身材干瘦，个头不足1米7且有些驼背的老农民，有足够的理由心生恐惧。

　　他所举报的屠宰场老板李朋兵，是个身高1米8几的壮汉，同时还担任东边村邻村路口村的治安主任，在村里颇有影响力——他的屠宰场臭气熏天，雇了不少人，多年来一直收购贩卖死猪肉，却从未听说有本村人举报过他的违法行为。

　　从2012年春节至今，孙光明向当地各级畜牧水产部门举报、拨打110报警共计30余次，向政府机关信访、越级信访10余次，寄送的举报材料已“数不清次数”。此外，他和老伴朱月华还自发进行监督，走上近3公里的路程，到李朋兵的屠宰场蹲点——无论清晨还是深夜，一发现对方收购、贩卖死猪的行为，便立即给监管部门打电话。这已是夫妻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东边村和路口村，都隶属于宜春市徐家渡镇，徐家渡镇是当地的养猪大镇，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3个中型猪场。按3%的正常死亡率计算，当地每年有大量的死猪和病猪，猪贩子贩卖、收购死猪的现象时有发生。

　　当地养殖者称，如果按照国家要求处理掉病死猪，成本高昂。以一头老母猪为例，买进猪仔时一斤就要20多元，饲养到育龄，算上饲料、防病等各类成本，一头猪要花将近1800元，而理赔的保险金额，只有1000元左右——再加上当下猪肉行情冷清，死一头猪意味着稳赔——这也给了像李朋兵这样的死猪贩子机会，养猪户获得保险后再卖出病猪，可以减少损失。

　　“一般情况下，病死的死猪会以20、30元、40、50元到2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猪贩子。”孙光明说，价格的差异不仅取决于重量，还包括死猪的病情、死亡的时间以及肉质的“好坏”。

　　然而，除了李朋兵外，孙光明从没举报过其他死猪贩，“你们卖你们的死猪，我不管这些闲事，不吃就是了”。

　　那么，他为何要死磕李朋兵？

　　2 复仇

　　“实话实说，我（举报）并不完全出于社会责任感”。

　　孙光明坦然表示，他与李朋兵的确夹杂着私人恩怨。他认为李朋兵间接导致了自己儿子的死亡。

　　早在2010年，孙光明就得知李朋兵收购死猪，那时候他从没产生过举报的想法，偶尔两人见面还会打个招呼。

　　2011年8月下旬，孙光明在外打工的儿子，22岁的孙群回老家相亲。当年8月19日下午，他们的邻居，李朋兵的表弟开着一辆面包车停在家门口，招呼孙群一起去“帮帮忙”——去其他村子收死猪。两人是朋友，孙群二话没说就上了车。孙光明夫妇并未阻拦。

　　然而不久之后，面包车在一个人烟稀少的路段出了车祸，面包车报废，两人奄奄一息。

　　孙光明夫妇介绍，一位目击者告知，车祸发生后，从外村收猪回来的李朋兵恰好开车路过事故现场，却并未停车救援。

　　“李朋兵反而先把车开进村子，把死猪安置好，才回来运送重伤的两人。”朱月华说。

　　后来夫妻两人曾就此事质问李朋兵，李朋兵解释称，当时他车里有死猪，一旦被发现会很麻烦，而且“把猪扔在路上会罚款”，所以只得先回村卸猪。

　　孙光明为此气愤不已，“到底是猪重要还是人重要？他还有没有人性！”

　　孙光明一家赶到医院时，发现李朋兵的表弟已得到救治。而孙群则躺在床上，“仅仅挂着吊瓶”——因为李朋兵怕担责任，并未交钱和在责任书上签字。最终，孙群救治无效死亡。孙光明夫妇，认定是李朋兵耽误了抢救时机。

　　为此，他们曾要求李朋兵赔偿20万元， “儿子终究是帮他们做事时候出了意外，且他家见死不救”。然而，李朋兵态度强硬，双方就金额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

　　一位上高县政府工作人员称，孙群死亡后，多名镇级、县级公务人员还曾参与协调赔偿事宜，试图劝解平息双方的矛盾，未果。

　　“我爸妈就这一个儿子，当年我母亲躲计划生育躲了十年，才有了我弟弟。”孙光明的女儿孙丽说。孙家里一共有四个女儿，但在当地农村的传统观念里，没有儿子，几乎意味着“绝户”。

　　旧恨新仇涌上心头，孙光明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为儿子复仇——搞垮李朋兵的屠宰场，让他再也赚不到一分钱。就此，孙光明夫妇成为比监管部门更严格、更持久的民间举报者。

　　3石沉大海

　　2012年2月份，孙光明在李家的地下屠宰场蹲了近一个月，发现每天都有十来个人在屠宰病、死猪。3月1日，2日，5日，7日，他连续致电上高县畜牧水产局反映情况。当时电话那头告知，会进行调查。

　　10天之后的3月17日，夫妻俩又看到李朋兵家在用冷冻车装载大量的冻猪肉。因为之前曾“深入虎穴”拍过加工车间内部的情况，孙光明认为情况紧急，便报了警，并记下了一大一小共两辆货车的车牌号。

　　“警察并没有出警进行阻拦。”他说。

　　接着，3月19日、22日和23日，他三次来到畜牧水产局现场举报李朋兵的情况。据他回忆，一位副局长告诉他，“有二十多顿病死猪肉查封了”。孙光明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并没有执法人员到现场处理掉这些猪肉。

　　据他的跟踪观察，这些肉没有销毁，“还是卖出去了”。

　　第一次举报并未对李朋兵造成影响。双方的第一次正面斗争，以死猪贩的一句“再闹就把你们撞死掉”收尾。

　　孙光明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他继续潜伏，寻找时机。2012年8月份，上高县墨山镇派出所发现了李朋兵贩卖死猪的行为，扣了他的车，并对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两个月后的10月15日上午，孙光明的一位亲戚，发现李朋兵在东边彭家山收死猪。为了争取时间保留证据，他把一大捆木柴横在了李朋兵装猪的面包车前，试图拖住对方。结果，面包车一脚油门从冲了过去，汽车保险杠都撞掉了。随后争执的双方动起手来。

　　在徐家渡镇派出所，工作人员要求双方签署一式三份的协议。而这份名为“调节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却与死猪毫无关联：“乙方李朋兵向甲方XXX赔偿医药费等各种费用共计2000元……双方不得在为此事发生任何纠纷，违约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协议的最后一条是——“甲方XXX以后不得在乙方李朋兵的屠宰场闹事。”

　　孙光明说，他不是闹事，而是举报，但李朋兵的屠宰场没有屠宰手续且贩卖死猪的事实，被执法部门忽视了。

　　此后，孙光明持续举报。孙光明有一个小本，记录着每一次盯梢、举报的过程。这个本子上先后出现过这些部门的名字：徐家渡镇畜牧水产分所、工商分所、派出所，上高县畜牧水产局和工商局、商业局，人民政府和政府办公室，县人大以及信访局。他甚至还向县委书记写过挂号信，但和以上诸多部门的遭遇一样，最终杳无音讯。

　　2013年年底的12月9日晚，孙光明发现地下屠宰场正在开工，他在 10点34分、35分，分别向110和镇派出所报警。警方告知，已经出警。孙光明等了一小时，依然不见警车踪影。向镇派出所询问，得知已经处理了此次警情，“我一直在必经之路上等着，根本没见到警车的影子！”

　　后来，一位和当地警员熟识的朋友告诉他，举报不被重视，和孙光明与李朋兵的私人恩怨有关系——“他们认为你举报的目的不纯”。

　　对此，孙光明称，他举报的目的确实不纯，也无意掩饰，但李朋兵收死猪、卖死猪的事也是事实，还涉及到公众利益，“这两件事儿之间并没有关系，凭什么不管”？。

　　4 第一次曝光

　　局面终于在2014年春节期间发生扭转——在此事被媒体第一次曝光之后。

　　当年2月15日晚，又一次发现屠宰病死猪行为后，孙光明再次报了警。一个小时后，他在电话里说告知警方：“你们再不过来，我们自己就要进去拍照了，出事儿了怎么办？”随后，警车到了。

　　“警察（从屠宰场）出来之后说，已经拍了照，他们会上报处理。”朱月华回忆。

　　几天过去，却没见有什么动静。孙光明直接给媒体热线打了电话。

　　2014年2月19日，《江西日报》的记者来到屠宰场现场进行调查。

　　随后，记者与孙光明来到徐家渡派出所。该派出所所长介绍，死猪系李朋兵以每头40元从附近猪场收购而来，当天共收了15头死猪，他准备屠宰后以每斤2元的价格将肉卖给长沙一老板。李朋兵承认该屠宰场是他家以前的屠宰场，既没有办理《动物防疫许可证》，也没有办理《生猪定点屠宰证》。

　　这是两年来孙光明听到的最解气的话。他当场表示，愿意提供一串李朋兵遍布多个外省的“客户名单”，希望警方深入调查。但直至一年后的今日，老孙仍未得到警方关于此事的调查结论。

　　据江西日报2014年2月26日在C3版头条，刊发《谁来阻止病死猪肉流向市场》报道，其中上高县工商管理局徐家渡分局接受采访时表示，工商管局职权有限，“这种行为不属于他们管辖”。

　　而上高县畜牧水产局一位涂姓副局长被问到，“为何李某多次被举报后，仍能重操旧业？”时，并未直接作出回应，只是一再强调，该局非常重视病死猪肉问题，也加强了生猪屠宰的监督管理，“一经查实，严肃查处”。

　　新闻见报后的第二天，上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徐家渡分局依法对李朋兵作出行政处罚，罚款4万元；徐家渡镇政府决定对李朋兵给予暂停职务的处理。随后，李朋兵屠宰场的地上加工车间被拆掉。

　　当年5月14日，江西省委办公厅发布的第5期“民声通道”通报显示，“群众反映的村干部私宰售卖病死猪肉”等关乎百姓利益的意见建议，得到妥善处理。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事还一度惊动了省农业厅，并因此下发了《关于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监管工作的通知》。当时，省农业厅还派出四个督查组深入全省开展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督查。

　　那是老孙几年来最扬眉吐气的日子了。

　　不过，尽管遭受重创，死猪贩子李朋兵却依然还在干原来的活计——只不过将活动时间从白天，改到了夜间偷偷进行，不再那么高调了。

　　但老孙觉得，儿子的仇也算是报了。所以近10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都没再对李朋兵进行举报

　　5 惨胜

　　直到一次偶然的碰面中，对方又一次深深地激怒了张家人。

　　那时候朱月华去小卖铺买东西，正赶上李朋兵在一旁打麻将，她听到对方用阴阳怪气的腔调不断地嘟哝“断子绝孙”、“绝后”等词语。双方没有眼神交汇，但朱月华明显感觉到，这话是冲着她说的。

　　“你知道么，在我们农村，骂人断子绝孙，相当于挖人家祖坟啊！”老孙气得啪啪拍腿。

　　搁浅已久的举报行动又一次开始了。2014年12月21日，孙光明又一次向徐家渡派出所报警，举报李朋兵贩卖死猪肉。

　　而派出所的回复是，经调查，此人没有贩卖病猪肉，只是因同类撕咬导致腿部受伤的伤猪。然而，孙光明提供的录音显示，有目击者证实，当时屠宰的是一头病猪。

　　最后一次举报之后，李朋兵曾在东边村、路口村两名“说客”的陪同下，来到老孙家，希望“不要再搞他了 ”。这位猪贩子当时声音低沉，神色失落。

　　孙光明不愿收手，他已经做好了“拉锯举报战”的准备。

　　然而仅隔数日，央视便播出了江西宜春高安、上高、丰城等地的死猪肉利益链条的调查报道。

　　报道播出后，孙光明三年来所反映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相关部门严肃答复，李朋兵则畏罪潜逃。江西省各市县、诸多邻省的猪肉消费地，展开了大规模、旷日持久的排查、追责行动，至今仍未结束。

　　2015年1月7日，上高县徐家渡镇人民政府、上高县畜牧水产局、 上高县政府办分别以近千字的长文，回复了老孙1月6日发布在大江网“问政江西”栏目的举报信。

　　针对2014年年底的举报，为何如今才进行立案查处的质疑，徐家渡镇人民政府回答道：“当时因证据不足，派出所暂未做出处理……2015年1月1日，侦查人员查明2014年12月21日李朋兵收购的确是一头病猪……经过多日初查，于1月4日依法立案，嫌疑人外逃，已成立专案组全力侦查此案”。

　　记者就此采访徐家渡镇畜牧所，畜牧所工作人员称，在2013年5月前，贩卖、加工死猪肉的行为，只能做行政处罚，不能刑事立案，除了罚钱别无他法，至于长效监督，畜牧所在各村都设有检疫站、检疫员，“但人，总有打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