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天的恶意炒作完全转移了姚贝娜眼角膜捐献义举的焦点，也深深伤害了积极为人体器官捐献这一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医护人员和所有为报道突发新闻付出努力的媒体人。
为了避免引发网络水军更多低劣的恶意炒作，打扰逝者清净，增添亲属不必要的悲痛；也为了让姚贝娜亲属不受舆论打扰，深圳晚报社决定充分尊重逝者和逝者亲属，选择在姚贝娜追悼会结束之后，正式公布整个采访经过。
为求全面、客观、公正，深圳晚报社对报社以外的核心当事人的表述，仅使用第三方公开报道的内容和说法。
当事记者还原事发经过
2015年1月16日16时55分，姚贝娜去世。
接到消息后，深圳晚报编委、摄影记者赵青，文字记者李飞相继从报社赶往医院采访(注：深圳晚报社距北大深圳医院仅一街之隔)，另一名当事人、摄影记者陈玉则于18时赶往医院。时逢周末，陈玉在外未带相机，就直接去了医院。当时ICU病房外有大批记者在等待采访。
17时40分，华谊音乐举行第二场发布会，赵青、李飞在北大深圳医院综合楼发布会现场采访。发布会现场正式发布了姚贝娜眼角膜捐献的消息。发布会结束后，来自全国的数十名记者陆续赶往北大深圳医院负一楼，在作为临时手术室的太平间外等待眼角膜摘取手术开始。
19时20分许，深圳晚报3名记者在走廊看到为姚贝娜实施眼角膜摘取手术的医生姚晓明博士。此后发生的事实如下：
没有偷拍遗体
深圳晚报编委，国际、国内新闻摄影大奖得主赵青：当时我带着一个很大的单反相机，一看就是媒体记者，怎么偷拍？我们更没有必要拍摄遗体遗容，拍摄这种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报纸和我们的网站上，这是一种常识。在深圳，媒体记者进入医院太平间或者手术室拍摄什么呢，拍摄的是遗体捐赠手术过程或遗体告别的庄重场景，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在深圳也不是深圳晚报一家这么做过。国内外这样的拍摄都有。因为我们一般会拍摄医生鞠躬、告别、献花的镜头。深圳第一位也是全国首位无偿捐献眼角膜者—向春梅，以及很多遗体捐献者，我们都是这么拍摄的。医生致敬逝者的画面，释放逝者人性的光辉，弘扬社会正能量。多年来这种做法，影响到很多人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中。深圳市第一座眼库成立以及我国首部器官捐献移植法规的出台，都是公益人士、捐献者和许多媒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知道眼角膜捐献的重要意义，就不会质疑我该不该在现场，怀疑我拍摄的操守。我也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摄影记者。
没有“穿白大褂伪装医护人员”
赵青：我们遇到姚晓明博士时，他手上提了好几样东西，还抱着一束花。因为眼角膜捐献新闻拍摄的工作关系，我和姚博士相对熟一点，其他记者也都认识他。大多数媒体记者此刻都知道姚贝娜要准备手术，只是一般来说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等待遗体化妆。我就问博士是不是快要手术了。他说是的。我说很多记者都在外面等了。这基本属于客套话。
看到他拿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就顺手帮他拿着。他捧着鲜花，一路往手术室走。我们也就跟着他走。手术室门口有人问姚晓明这3个人干什么的，姚博士说是帮他拿东西的。我们就这样进了临时手术室。整个过程我们都穿着平时的衣服，相机也随身带着。上哪找白大褂特意伪装去。如果家属或医生这时候让我们回避，我们肯定都会出去，我们用得着偷偷摸摸吗？
手术前后各方克制
赵青：进去后，看到里面是里外三间房。临时手术室在中间一间，很空旷。只有姚贝娜的重要亲属和华谊公司大部分人分别在两头的房间。
姚晓明博士一进入现场就专心准备手术工作，并将鲜花放在了姚贝娜的身上，深深鞠躬。职业的本能，我立刻拍了他的献花和鞠躬场面。姚晓明看见我拍，轻声问你拍什么啊，我说拍你工作啊。他用手指了里面的房间，那你先去问下姚主席(姚贝娜的父亲)。我就进里间问姚主席，以前我也见过他的，只是不太熟。他很悲伤，我说明来意，但他很温和地拒绝说，最好不要拍了，也不要见报。我说好，就往外走。经纪公司的人拉着我要求我删掉献花的照片。屋子里面很空旷，声音有点大。
我们来到外间把拍摄的献花照片全部删掉给他们看了。后来我也就没进去了。这就是过程。没及时沟通，我深深自责。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发生争执问题，更没有人高喊新闻自由这种的言论。
“推倒贝娜母亲”子虚乌有
深圳晚报文字记者李飞：在发布会正式发布捐献角膜的消息后，我们就赶往太平间。根据经验，几十家媒体应该都要去由太平间暂时改成的临时手术室。而我们碰到了姚博士，帮他拿了东西就跟着他进去了。我用手机也拍了些姚医生工作的照片。赵青老师被叫出去了，其间没有和家属冲突，更没有推倒逝者母亲。我是文字记者，我考虑还得在那等着准备采访姚博士手术的结果，所以我还在里面。经纪公司的人后来找到我，问手机如果有照片那也要删掉。我说好的，很配合地就把手机给对方让他们全部删了。
所拍照片现场全部删除无一张见报
深圳晚报摄影记者陈玉：我觉得叫我去现场太突然，这是个很紧急的任务。当天下午我本来是去带孩子的，正在福田山姆会员店那边。我接到赵青老师的电话，他很急地说你在哪啊，赶紧到北大医院(北大深圳医院)来，姚贝娜病逝了。我说我相机都没带。他说你先过来吧！
等我到了医院，领导开始分配任务。因为我没带相机，所以也没给我安排具体的任务。也就是说，我只是过来协助赵老师工作，我们在一楼遇到。我跟着赵青老师走，然后碰到姚博士，我帮着拿了工具箱，就进去了，没人阻拦。里面的人除了姚博士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一直认为我是来协助工作的。赵青老师拍了献花的照片，有人不同意，只见姚博士也上去解释说是拍工作现场，没有恶意。最终不同意就让他们删了照片。他们后来也删了李飞的照片。但始终没人来找我，也没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可能我什么事都没做吧。我是摄影部的，赵青是我的领导，这是我印象中记者拍摄眼角膜捐献第一次被请出去，所以我也蒙了。赵老师不在，我只好在那里待命。手术结束后，我就出来了。手术时间也不长。
当天20时20分左右，姚贝娜父亲姚峰致电深圳晚报总编辑，对深圳晚报的采访报道和关心姚贝娜后事表示感谢，也感谢能理解他们家属的情绪。
北大深圳医院:除姚晓明外未见有医务人员特征人员进入现场深圳晚报摄影记者陈玉：我觉得叫我去现场太突然，这是个很紧急的任务。当天下午我本来是去带孩子的，正在福田山姆会员店那边。我接到赵青老师的电话，他很急地说你在哪啊，赶紧到北大医院(北大深圳医院)来，姚贝娜病逝了。我说我相机都没带。他说你先过来吧！
等我到了医院，领导开始分配任务。因为我没带相机，所以也没给我安排具体的任务。也就是说，我只是过来协助赵老师工作，我们在一楼遇到。我跟着赵青老师走，然后碰到姚博士，我帮着拿了工具箱，就进去了，没人阻拦。里面的人除了姚博士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一直认为我是来协助工作的。赵青老师拍了献花的照片，有人不同意，只见姚博士也上去解释说是拍工作现场，没有恶意。最终不同意就让他们删了照片。他们后来也删了李飞的照片。但始终没人来找我，也没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可能我什么事都没做吧。我是摄影部的，赵青是我的领导，这是我印象中记者拍摄眼角膜捐献第一次被请出去，所以我也蒙了。赵老师不在，我只好在那里待命。手术结束后，我就出来了。手术时间也不长。
当天20时20分左右，姚贝娜父亲姚峰致电深圳晚报总编辑，对深圳晚报的采访报道和关心姚贝娜后事表示感谢，也感谢能理解他们家属的情绪。
北大深圳医院称，当时太平间外，有很多家属和姚贝娜所属公司人员，相关人员都穿便服进出。北大深圳医院方无法区分人员身份。但院方并没有看到除姚晓明外有明显医务人员特征的人员进入现场。大批记者在现场时医院保安和华谊保安维持了秩序，保持了现场稳定。
2015年1月13日，眼科专家在北大深圳医院的ICU病房给病重中的姚贝娜进行了会诊。这个消息，让当时已接受委托在姚贝娜离世后为她做眼角膜摘除和移植手术的姚晓明十分不安，“我猜可能是她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很担心她想捐献眼角膜的遗愿还能不能完成。”
当晚姚晓明就带了检测设备来到了姚贝娜的病房。“当时姚贝娜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发现她左眼下方的角膜缘有些缺损，但不影响角膜的使用。”
1月16日16时许，姚晓明接到了姚峰的电话，告诉他姚贝娜不治离世，可以准备手术。姚晓明立即赶到了ICU病房，而这时姚贝娜的遗体已经移到太平间。
捐献者的角膜要在离世后6小时内摘取，姚晓明赶紧去取手术器械。在等待遗体美容的时候，姚晓明想到，应该给贝娜买一束鲜花：“这是我的习惯，如果时间允许，我都会给捐献者买一束花。这次正好还有时间，我对这个家庭也满怀敬意。”
姚晓明还特意上网查到，姚贝娜最喜欢的是百合花，就在医院楼下买了一扎。“晚上7时20分左右我接到她亲人的电话，让我进去。”往由太平间临时改成的手术室走的时候，姚晓明遇到了《深圳晚报》的3位记者，“其中一位我比较熟悉，问我是不是去取姚贝娜的角膜。我说是。他说很多记者已经在太平间门口等了，顺手接过了我手上的设备。”
医疗专家释疑临时手术室
关于网上质疑现场到底是太平间还是手术间，为什么手术会在太平间执行等问题，医疗专家称，在手术室病逝的人员一般在医院手术室进行遗体捐献手术，而在病床上去世的，则不会推到手术室进行，而是将遗体转移至太平间，进行化妆等一系列工作。相关角膜捐献手术也就在太平间。由于这一工作的技术难度和要求并没有那么复杂，在太平间改成的临时手术现场，有经验的医疗专家和完备的器械装备完全可以保证手术安全。
另据之前公开的消息显示，姚晓明系眼库专家。相关捐赠手术家属已委托姚晓明亲自执行，程序合法。当他赶到现场时，遗体已经转移至太平间。由于眼角膜手术必须在逝者逝世6个小时内执行，故也不可能选择其他地方，而是选择在太平间临时手术，这符合医疗惯例。事实证明手术成功，且有大量类似医疗实例可作参照。
姚贝娜父亲姚峰回应：媒体都是为贝娜好
这个事情不是说特别的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做的方式不一样，伤害感情或者什么样的这些方面，可能大家有不同的解读。在我看来，贝娜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她逝世以后，几乎所有我接触到的人都是悲痛的，都是愿意她走好的，所以在有些方面来讲，我觉得包括媒体都是好心，过程当中我不认为有人刻意要做什么，即使有一些不恰当，也是因为考虑不周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本身没有任何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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