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据前不久的报道，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超编超配干部造成的“官多多”现象，是政治旧生态中的痼疾之一。据报道，有的地方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有的需要一次性消化23个超配的副秘书长职位。如何整治这一“老大难”现象，关乎党风政风，关乎从严治吏，关乎政治生态，不容有失。
从实际工作和群众反映来看，“官多多”危害甚多：
其一，造成行政成本高企，公共财政浪费。官员职位和待遇之间密切挂钩，多一个领导干部，就多一份领导待遇的“公共支出”。比如，领导干部用房、用车等，都与职位“绑定”，一旦形成就是很难消减的刚性行政成本。而不合规的“官帽”及其附属待遇，实质上是违反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的问题源和风险点。
其二，造成人浮于事，因人设事。“官多人不怪，自然人人爱”。但在“加长板凳”的背后，却可能形成一种“软性扩权”效果，甚至导致机构膨胀、冗员增加、权力越界。比如，遇到“有利可图”的事由或项目，“谁都可以伸一手”，对微观经济活动产生过多非正常干预，但真正的硬骨头却没人去啃。
其三，造成干部上升通道堵塞，一些人因为“天花板效应”出现职业倦怠。比如，由于过多的人已经“上位”，占据了领导或非领导职位，并且拥有了晋升“先发权”，使得真正“干事扛活”的人看不到机遇，进而出现“动力衰减，惰性蔓延”问题，刺激了不作为、懒作为现象的易发多发高发频发。
其四，造成一把手的用人话语权“超载”，潜藏用人不正之风乃至吏治腐败。大量案件表明，很多“落马”的党政一把手栽倒在“用人关”上，其中不乏卖官鬻爵之人。那些超编超配的“官帽”，恰恰是寻租索贿的“特权牌照”。一些“官位批发商”，甚至会在换届或自身调离前实施集中调整干部的“突击腐败”。比如，曾有一位县委书记在得知调任消息后，突击提拔调整283名干部。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治腐之道，要在治吏。重拳整治“官多多”现象，既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任务。超职数、超规格、超权限配备干部等“三超”现象由来已久且屡治屡犯，一度深陷“清理-膨胀-再清理-再膨胀”的“官位帕金森症”。应当按照当前正风肃纪的大节奏，乘势而上“精准施治”，在两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其一，着力健全选人用人管人制度。实行“职位清单”和“阳光编制”，把选人用人全过程放到群众的眼皮子底下，接受公开监督，防止一切可能的“猫腻”。党委和组织部门担当主体责任，纪委和派驻纪检组扛起监督责任，从干部提名甄选的“第一公里”开始，建构弊绝风清的党内人力资源科学配置体系，把“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选准用好，整肃用人上的歪风邪气和吏治腐败，让“污点领导、问题干部”无处遁形。
其二，加强领导干部监督和管理。保持监督检查和从严问责的高压态势，对于“官多多”现象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且实行责任倒查，让选人用人成为“烫手的热山芋”而非“可心的香饽饽”。特别是对信访、办案、巡视等发现的干部人事相关线索深挖细查，彻底净化包藏“官多多、钱多多”乱象的政治旧生态，倒逼形成“干净干事，既勤又廉”的反腐新常态。（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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