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前的预防接种计划，一个中国孩子从出生到18岁应免费接种疫苗28剂次。其中最让家长们纠结的，是在两个月大的时候首次服用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俗称糖丸，以下简称减活疫苗）。
减活疫苗的免疫效果更好，但其本身仍具有潜在的致病危险，可能直接引发疫苗相关病例。尽管因使用减活疫苗而感染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概率只有1/250万-1/500万，却也足以让每个家庭如履薄冰。
少数家长为此自费使用价格高昂但安全性更好的进口灭活疫苗。
更多的家长在问：灭活疫苗什么时候能够国产化并纳入国家计划免疫？
2015年1月14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所）研发的Sabin株脊灰灭活疫苗获批上市。灭活疫苗能够解决糖丸中存在的潜在致病危险。对像中国这样已经消灭脊灰野病毒的国家来说，使用灭活疫苗，将是击退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步。
“该疫苗填补了我国在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生产领域的空白，更打破了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垄断。”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陈传宏说。
目前全球已有72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灭活疫苗。受制于科学认知过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国产灭活疫苗最终姗姗来迟。
夭折的超前计划
2015年1月15日，有关Sabin株灭活疫苗的新闻发布会比原计划推迟了4分钟，昆明所研究员孙明波坐在科技部四楼大会议室的一角，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这一刻，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中国的亿万家长都已经等待了太久。
疫苗获批之前，昆明所已经开始建设一条6000万剂产能的生产线。
“新的生产线建起来后，能在2018年满足全国的疫苗需求。”孙明波说。
在昆明所，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现有生产线50米长，分为上下两层：原液培养在上，制剂分装在下。
为了防止野病毒扩散，国外Salk灭活疫苗的生产线需要达到生物安全三级，而以糖丸为原料的Sabin株灭活疫苗生产线，对生物安全的要求在二级或以下。
这大大地降低了成本—国内销售的进口Salk灭活疫苗售价在178-198元/剂，包含脊灰疫苗在内的进口五联疫苗每支售价在800元左右，而昆明所的Sabin株灭活疫苗，预计定价将在百元以下。
价格低廉使疫苗全面推广成为可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称，将逐步把Sabin株灭活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实现免费接种。
在原理上，“灭活”和“减活”疫苗一样，都是“教”人体免疫系统识别病毒。不同的是，灭活疫苗给人体免疫系统“看”的是照片（疫苗）；减活疫苗则将仍具有一定活性的病毒送到免疫系统面前，让它真枪实弹地“演习”一次。
由于“演习”的效果优于“看照片”，且糖丸造价不到5毛钱，所以减活疫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预防脊髓灰质炎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制造糖丸的技术来自苏联。上世纪60年代，研究员姜述德进入昆明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制造“糖丸”。到上世纪80年代，该所已拥有一套成熟的设备。
有一天，姜述德突发奇想：能不能用一套设备，分别制造出灭活和减活两种疫苗？
这个超前的想法萌发于1983年。国外科学家发表第一篇关于Sabin株灭活疫苗的论文，还是5年以后的事。
姜述德由此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的国际前沿病毒学家都听说：一个中国科学家，用糖丸做灭活疫苗，已经在兔子身上做了试验。
1988年，姜述德写了一份报告，希望与澳大利亚的一家科研机构合作用糖丸研发灭活疫苗。他招了一个研究生，专门负责这项研究。
但就在同一年，世界卫生大会宣布，要在2000年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中国卫生部表态将全面支持。
价廉物美的糖丸成为国家强制免疫的首选，没有人再关心新的研发设想。姜述德的报告就此被掩埋在“全面消灭脊灰”的大潮中。
恶魔抽签
199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加入WHO西太区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彼时，减活疫苗仍被世卫组织认为是对抗脊灰最有效的工具。
“减活疫苗价格低廉，口服免疫方便，能产生肠道免疫，疫苗病毒还能在人群中传播，让没有接种的人群也能获得免疫，这些特性都是有脊灰流行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庄辉这样评价糖丸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当年卫生部曾做过估算，中国推广糖丸后，避免了100万以上的儿童因感染脊灰野病毒造成的肢体残疾。
此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在实验室之外，糖丸已经出现问题。
问题最早出现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美国疾控中心脊灰专家洛伦·亚历山大的一项研究显示，从使用减活疫苗算起，1961年到1989年间，全美平均每年有9个脊灰案例被确诊为与疫苗相关。
概率本身不大，但对于已经消灭脊灰野病毒的国家来说，这是它全部的病例。
1996年，美国免疫实施咨询委员会（ACIP）提出从减活疫苗向灭活疫苗过渡的方法：先用两剂灭活，再用两剂减活—这种方法能够将疫苗相关脊灰的发病率降低53%。
大洋彼岸的新发现并没有引起国内足够的重视，当时中国刚刚宣布本土已无脊灰野病毒，正等待世卫组织的认证—维持无脊灰状态责任重大，这并不是科学家们研发新疫苗的最佳时机。而中国的脊灰疫苗相关病例也恰在此时萌发。
周寒冰记得，20年前，自己亲手将糖丸混合白开水喂儿子松涛喝下，那时两个月大的松涛还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似乎是觉得挺好吃”。
在高倍显微镜下，脊灰病毒的形态并不张牙舞爪：紧挨着的白色圆球群体分布，乍一看起来，很像“糖丸”。但对于极少数存在免疫缺憾的孩子来说，糖丸可能是有害的。
在日本，这种小概率的疫苗伤害事件被形象地称为“恶魔抽签”。
“概率虽小，谁家要是摊上了，就是百分之百。”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说。
和绝大多数脊灰患者一样，服下糖丸几天后，松涛像是患了重感冒，整天没精神。
松涛的外婆倪延风最先意识到情况不对，这位妇产科护士长将瘫软的孩子抱到医院，并亲自给外孙做了肌肉注射。
1995年，中国政府宣布本土已经没有脊灰野病毒病例。此时大部分医生都没有接诊过脊灰患者。倪延风一度认为，是自己的肌肉注射，让外孙站不起来。
直到2000年，世卫组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一年，世卫组织在加勒比伊斯帕尼奥拉岛发现了一例因减活疫苗造成的脊灰感染。
这让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和国家合作事务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非常不安：减活疫苗原来也能够像野生病毒那样传播，并导致疫情。
“我开始意识到，人们在消灭野生脊灰病毒外，还必须消灭疫苗衍生病毒。”艾尔沃德称，这个发现还不算太晚。
不过与此同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已出现19名儿童因此瘫痪，两名儿童死亡，类似的疫苗相关脊灰病例在16个国家都曾发生过，其中就包括中国。
据世卫组织估算，全球每年发生250～500例因口服糖丸而导致的小儿麻痹症病例。
“在2000年消灭脊灰”的口号从此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2000年，Sabin灭活疫苗研发项目正式在云南省立项，在姜述德脑中雪藏了近20年的那个“超前”方案，终于可以拿出来用了。
消灭脊灰的最后一战
灭活疫苗立项之初，孙明波就加入了研发团队。当时他的想法是“在3-5年内做完这个项目”，没有人能预料项目会历时15年。
“灭活技术、减活技术的发明都已经有快100年的历史了，技术上没有太大变化。”在王月丹看来，用糖丸研制灭活疫苗其实并不复杂。
时间耗费在审批等程序上。
2005年，昆明所灭活疫苗项目的实验室阶段正式完成，向当时国家药监局注册司生物制品处递交了临床试验申请。但直到2008年，该所才获得一期、二期临床试验批文。
“并不是科研满足不了需求，科研也在等国际上对于脊灰的认识变化。”研发团队成员廖国阳说。很长时间里，中国和WHO都未意识到灭活疫苗将成为消灭脊灰的关键。
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束后，昆明所的项目被纳入特殊审批程序，主管生产工作的副所长杨净思称之为“绿色通道”。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战略出现了调整。
2012年5月，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建议“各国应在本国的常规免疫接种规划中至少引进一剂脊灰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由此成为脊灰疫苗市场上的香饽饽。
2012年，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一家荷兰研究机构研发脊灰灭活疫苗的关键技术。而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脊灰灭活疫苗也在近期进入临床试验。
2012年底，WHO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再次提出“消灭脊髓灰质炎最后阶段战略计划”，要求在2018年消灭脊髓灰质炎野病毒和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
这被看做人类消灭脊灰的最后一战。
迄今为止，针对小儿麻痹症，科学家仍未发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们只能选择预防，用任何有效的方式预防。”世界卫生组织患者安全特别顾问克里斯蒂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庄辉觉得，要达成这个全面预防计划“仍然有一定的难度”。对中国来说，仍然需要在世卫组织的政策和本国国情之间寻找平衡点。
但姜述德三十多年前的“想象”已经逐渐变为现实。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员张勇有着更大胆的设想。此前，科学家在接种减活疫苗儿童的粪便中，发现了重新被激活的脊灰病毒，这容易引发疫苗衍生病例。
2011年，张勇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研究疫苗衍生型脊灰病毒的基因和抗原对温度的敏感性，目的是治疗早期发现的脊髓灰质炎。他甚至设想，未来人们能够像监测PM2.5一样，监测环境中的脊灰病毒。
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人在尝试研制不需要注射的灭活疫苗，有人专注于切断传播渠道，还有人研究锌元素对于脊灰免疫的作用。“对于消灭脊灰的种种手段，科学家们从未停止尝试。”克里斯蒂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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