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有严重的侥幸心，对实在掩饰不了的罪行才承认悔过。这种悔过书占绝大多数。”
“我看到一批工商企业在区委区政府支持和关照下获得不少财富。和他们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开会就是陪客，财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
“写了悔过书的官员，一般不会翻供。”
“我见不少官员都有婚外情，对此我十分认同，认为两厢情愿，顶多是个道德问题，是小节、小事。”在悔过书里，落马的湖北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某承认，“先后与三名女性发生了不正当两性关系”。
官员的悔过书，一般指官员被双规或立案调查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反省，从而希望组织宽恕的文字材料。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和地方廉政警示教育活动的开展，悔过书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文体，逐渐从纪检部门卷宗中步入公众视野。
相对于官方媒体干巴巴的新闻通稿，落马官员的悔过书内容丰富。在失去权力、地位以及人身自由后，他们内心惊恐、无助、悔恨，对组织有所祈求，对法律开始敬畏。种种复杂心态和动机作用下，官员们在悔过书中往往会展现出难得的坦诚。权力堕落的轨迹，也在形形色色的悔过书里清晰地显露。
“晴天霹雳”
2015年2月2日上午，湖北省纪委一口气宣布双规了三名处级副厅级官员。这一新闻在湖北比较引人关注，一个原因是其中一名官员的前任、湖北某县级市市委书记幸某一年前也被双规。
2014年2月10日，这位市委书记被双规。他在悔过书里感叹，他所在的县级市是老区，他竟然成为“建县史上第一个被党组织查处的县委书记”、“无颜见老区人民”。
幸某在湖北官场更受关注的，是他曾“采取了一些应对组织调查、企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的做法。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悔过书显示，被双规后，幸某仍不甘心，“我被带到省纪委‘两规点’接受组织审查。刚来时，我思想上有过委屈，有过抱怨，有过侥幸，有过抵触。”
与幸某一样心存侥幸的，还有湖北省某厅原副厅长张某。得知湖北省纪委在调查自己后，他第一反应是做好三件事，“一是迅速把相关人送的钱退回去，以减轻处罚；二是迅速了解调查组动向，找了哪些人、问了哪些事、社会上有哪些传闻，做到心中有数；三是到省纪委找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以从轻处理。”他在悔过书中写道。
心存侥幸的张某做了前面两件，第三件事没做。2014年2月26日被双规的张某事后称，“2月18日左右，我已经将银行储蓄卡都准备好了，要去省纪委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但就是下不了决心。都是侥幸心理在作恶。”
与上述两名厅官不同，湖北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某对自己的落马毫无准备，“2014年1月21日晚，省纪委宣布对我实施‘两规’审查措施，犹如晴天霹雳。”
罗某的回忆也来自他的“悔过书”。上述官员虽已被开除党籍公职数月，其涉嫌受贿一案尚未开庭审理。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2014年9月1日，“为利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湖北省纪委办公厅向各市州县党委书记、市州县长、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和人民团体党委书记，印发了7名被“双规”副厅级官员在接受审查期间写的悔过书。
有媒体公开报道称：江苏南京、广东佛山等地的检察机关，也曾将其查办的官员的“悔过书”等编制成册，分发给干部传阅，作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
“悔过”的三种腔调
湖北检察官许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他数年的反贪案件查办工作中，所看到的贪腐官员悔过书主要有三大类。
许俊曾办理武汉铁路局一名官员涉嫌贪污案，“该官员到审讯室后，主动要求纸笔书写悔过书，满纸写着对平时违纪行为的悔过，希望交到检察院领导和其分管领导手中，可以承认完错误放他回去”。
“这属于避实就虚，只承认违纪不承认违法。”许俊介绍，武汉铁路局这名官员得知自己被刑事立案时，当场大喊悔过书是被逼所写。
“审讯人员在同步录音录像下，当即撕掉其所写的悔过书，并向其说明悔过书不予附卷。最后，这名官员在零口供下被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许俊说。
许俊说的第二种悔过书是“避虚就实型，痛痛快快承认罪行，真真切切忏悔”。刚参加工作时，许俊曾亲眼看到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审讯室痛哭流涕写悔过书，对作案动机、手段等进行长篇描述，甚至挖掘出他读中学时偷了同学的一支笔的行为。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湖北某市人大原副主任罗某的悔过书，就属于上述类型。
“我喜欢购买和收藏手表，也知道投资名表可以保值增值积累财富。许多民企老板知道我这种爱好后，就打着朋友间礼尚往来的名义送表给我，开始是送几千块钱的石英电子表，后来送上万、上十万的名牌手表，我都收入囊中，毫不节制，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罗某在悔过书里说。
他还在悔过书里承认：某企业为了尽早成立“小贷公司”、加快审核报批进度，对我提出在“小贷公司”中给我10%的股份，并由企业拿出现金400万元帮我入股……我安排亲戚代表我，入股该“小贷公司”成为股东。
许俊眼中的第三类悔过书，是虚实并行型，凡认为纪检机关所掌控的罪行，“勇于担当”“踊跃悔过”；凡认为纪检机关未知晓蛛丝马迹的，绝口不提。
许俊介绍，其曾参办的一名官员贿赂案件中，审问就像挤牙膏，“你问他，他就承认就悔过，你不问他就假装不知道”。审讯结束，该官员前前后后书写了好几份悔过书。
“抱有严重的侥幸心理，对实在掩饰不了的罪行才承认悔过。这种悔过书占绝大多数。”许俊说。
悔过书里的腐败路径
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曾对2008年至2012年84份职务犯罪人员悔过书进行梳理，发现他们贪腐路径大致相同：曾很优秀，帮助别人赚了钱，觉得得到回报是应该的。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7名副厅级官员的悔过书中，张某便是一个典型。
2000年，37岁的张某担任湖北某地级市团市委书记。之后，“不停包装自己、推介自己，彰显个人才能。当了三年团委书记，顺利当上了这个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
“自己看准了一个问题，只有快速发展才能出政绩、出干部，才能快速实现向位高权重的职务迈进的目标。”2006年，张某顺利当上区委书记，并在2010年获得“抗击金融危机优秀县市委书记”称号。
起初有人给张某送钱，被他拒绝。“过年过节，有些老板、下级送钱，我还推辞，有时还比较坚决，后来就半推半就，有的直接放进抽屉或者公文包里；开始只在办公室收钱，后来在酒店、车上也收红包和信封，在家里也接待一些亲密的老板和熟悉的下级。”
“不少老板财富来得容易，他们靠投机，靠政府政策扶持，我看到一批工商企业在区委区政府支持和关照下获得不少财富。和他们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开会就是陪客，财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张某说，攀比之心让他也想有好车子、有别墅。
“工作下级尤其是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和在身边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年年送，开始两三千，后来三五千，还有的上万。”张某承认，当时身为区委书记的他，“用金钱往来的次数来衡量上下级关系的亲疏，用年节往来看待一个下级是否知道感恩。”
2010年8月，张某被任命为湖北省某厅副厅长。“在屁股还没坐稳，副厅乌纱帽还没有戴牢的情况下，又想着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这个正厅位子。”
2014年春节上班第一天，湖北省纪委开始调查张某。“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怕影响职位升迁，到处退钱灭火。一周内退出人民币20多万元，美元4万元。迟迟不主动找调查组交代问题、承认错误。”2014年2月26日，张某被送进湖北省纪委双规点。
落马时已担任湖北某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幸某在悔过书中称，他在担任某县级市市委书记时和一些有钱人接触，对高消费生活由羡慕变成攀比，然后开始收取钱物。
“工作期间，某企业老板多次给我送钱，开始我也觉得不该收、不能收、不敢收。但他一再表示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谢我的关心。我想自己也确实帮他赚了不少钱，他表示一下也在情理之中，慢慢地我不再拒绝。”幸某说。
“我在收受别人钱物时，开始心理也很犹豫，觉得非常不应该，也很紧张、怕出事。后来一想，送的人都是我上十年的朋友，关系很好，这只有他和我知道，收下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就逐渐麻痹了。”湖北某市原副市长郑某在悔过书中说。
罗某在悔过书中称，“我在任区长、区委书记时，当地中小企业改革改制正处于热潮中。区委区政府决定将经营困难、负债累累的黄鹤大厦整体转让，并确定了通过竞争性谈判、出价最高者获得的转让原则。时任国资办副主任阮某告诉我，他朋友罗某愿出最高价，并承诺如转让成功，可给我和阮某两人各100万元好处费。我的私欲膨胀了，贪念产生了。在研究转让意见时，我同意并支持转让给罗某的公司。”
期权腐败与晚节不保
昆山市检察院分析84份悔过书发现：行贿人与受贿人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办事”，而是行贿人向受贿人进行长期的感情投资，以“水到渠成”的方式交易。
这一点，在南方周末记者收集的厅官悔过书里也得到证实。湖北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某在悔过书中承认自己存在“期权腐败”，“我伙同民营企业主，以不法手段为民营企业承接开发区基建工程项目，并从中收受好处费，我将送给自己的好处费存放在私营老板处，为日后退休经商、做生意积累本钱。”
年龄渐大仕途接近尾声，临退休前想捞一把以致晚节不保，也是一些落马官员在悔过书里较多提及的问题。
2014年1月，湖北省某省级单位原副主任鲁某被双规。他在悔过书中称，“担任副主任以来，为省属企业解决了不少难题，为企业发展办了一些好事，为国资监管开创了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工作，现在已经五十七八，职务上难以有进步，就这样了。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也该图点清闲、享点福了。”
从此，“企业的领导同志来请我吃饭喝酒，能去的我都去了。后来拿着几万元应由自己家庭负担的购物发票，到自己所监管的企业和单位给予报销。”自家房屋装修时，鲁某想把房子装修得好一点，“但家里钱不多，怎么办？于是找朋友潘某帮忙。结果朋友一帮就是六十多万”。
2014年4月被双规的湖北某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某，心态与鲁某类似。“从我犯错误的时间段看，主要集中在担任副市长期间。中后期，认为自己快到点，再有几年就转岗退休了，能捞一点是一点，以便把晚年生活安排得充实一点、安逸一点。”
王某的心态变化，给商人们提供了可趁之机。“我身边的开发商、建筑商，天天在琢磨、研究我，看我有什么嗜好，爱搞什么活动，喜欢听什么话。我被吹捧得晕晕乎乎。”他在悔过书中显得很清醒，“这些人一开始就设计了陷阱，等我往下跳。当然苍蝇不叮无缝蛋，我的错不能全怪别人”。
湖北检察官许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过去官员们的悔过书，一般不会提及婚外情，最近有越来越多官员会交代这一问题，尤其是存在权色交易的。
“从2001年开始，就与他人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一直保持了13年之久，严重伤害了双方家庭和亲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社会道德，也影响了夫妻感情，在小孩心里留下了阴影。”张某在悔过书里说。
罗某则说，“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我见不少官员都有‘婚外情’，对此我十分认同，认为两厢情愿，顶多是个道德问题，是小节、小事。于是，对自己放松约束，先后与三名女性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他在悔过书中详细讲述出轨的后果，“我和前妻婚后长期不和谐，对家庭和她本人很少投入精力和关爱，而且我婚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道德上总觉得对她有些亏欠，想经济上更多地补偿她。”他为前妻创造条件，“让其参与高利贷、收受现金和装修款、红木家具等违法犯罪活动。”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多名厅级官员悔过书显示，除了商人、熟人、下级，亲人也是官员们落马的“引路者”。
罗某不仅仅“放纵前妻”，还让自己哥哥跌入泥潭。罗的二哥对其从小到大关照很多，兄弟情深。“他身体不好，提前退休，生活比较拮据，尤其近几年，儿子赴美留学、妻子患癌症开刀和术后恢复，开支很大。”罗在悔过书中说。
“我觉得应帮帮他，弥补兄弟之情的亏欠。我先后让民营企业老板给他送钱，每人给几十万帮助他，还让老板采取高额回报投资方式，为他获取巨大利益。”罗某说。
鲁某在悔过书中称，“有些错误，是在我想办又不想办的时候，家人推波助澜后办的。”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结婚用房，他妻子“背着我与我的关系单位和个人借钱，但又没有按借钱的规矩办，客观上构成了受贿事实。另外还背着我，找我的关系单位报销了一些购物发票。我没及时纠正，而是迁就默认，以为能侥幸过关。”
写悔过书的两重动机
湖南省纪委一名长期参与办案的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有些被查官员写悔过书是自愿的。“自愿写悔过书，说明这个人能认错认罪，有悔改的意愿和表现，可以酌情从宽或从轻处罚。”
湖北检察官许俊则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长久以来“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迫使落马官员认罪悔过，指望在刑事审判中得到较轻的刑事处罚。在司法实务中，“悔罪”确实可作为从轻量刑的情节之一。
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三部分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第七条有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北京律师刘晓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贪官案发后，为了从轻处罚，才写下套话连篇的“悔过书”，表明自己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其实是惯用手段，是为了在审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
许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落马官员“热衷”于写悔过书，是因为他们被物理强制隔离（被采取双规措施或刑事立案）后，害怕将来的刑事处罚，对组织有所乞求、对法律有所敬畏，希望能对其网开一面、从宽处理，因此在招供之时或之后，积极剖析自己问题的思想根源，坦白罪过，承认罪行；另外，失去人身自由后的孤寂无助感，也会让违纪违法官员有想与人交谈、自我书写的欲望。
许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办案人员也乐于见到被查官员写含有悔过内容的自书材料。
“悔过书中往往带有对犯罪行为构成的主客观供述，这种悔过性质的罪行自书材料往往可以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据之一，杜绝其翻供或使其不能翻供。写了悔过书的官员，一般不会翻供。”许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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