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恋在中国，如果看回十年前，生存环境改善很多。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大城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接触到的相关信息越来越多，歧视就会越少。如果在制度上把同性恋的信息屏蔽了，实际上就加重歧视的发生。
小振（化名）赢了。
在这起广受瞩目的国内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对原告小振实施电击“治疗”的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心语中心）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判决书显示，“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
2014年12月19日下午，当小振手拿一审判决书和插有彩虹旗的正义女神像走出法院时，他仍激动不已，没有想到判决书写得那么给力，包括把“同性恋不是病”写进了判决书。
现年32岁的小振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城镇，镇上的人从未听说过同性恋。父亲是公司文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哥哥和姐姐都已结婚生子。
小学六年级，性格内敛的小振暗恋上一个男生。大学期间，内心困苦的他曾试图在图书馆的心理学教科书上查询，却发现同性恋属于“性变态”。直到27岁，小振才艰难地完成对性倾向的自我认同，正式出柜。
小振与现男友于北京相识，两人交往两年，相处自由。
2014年春节后，迫于家人的压力，小振前往重庆心语中心“治疗”，心理咨询师姜开成对其进行了催眠和电击。仅仅是五百元的一次体验电击，当在庭审中回忆起时，小振的身体依然止不住地抖（详见南方周末2014年6月5日《电击同性恋：一个“不存在的疾病”的治疗骗局？》一文）。
3月，小振一纸诉状，将心语中心和百度告上了法院。后者在“同性恋矫正”的搜索页面置顶了心语中心的广告。
在我国，1997年，同性恋实现非罪化，2001年从精神病的名单中被剔除，但同性恋婚姻尚未合法化。有研究表明，超过八成的同性恋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三成的同性恋不敢出柜，五成的同性恋担心社会和父母不敢接受自己。五成的同性恋会考虑形式婚姻。5%的同性恋，已经被迫走进异性婚姻。
同性恋不是病
南方周末：胜诉那一刻的心情？
小振：蛮惊喜。之前觉得我们会赢，蛮有把握。但没有想到判决书写得那么给力，包括把“同性恋不是病”写进判决书，出乎意料。这是国内第一次在司法判决里写“同性恋不是病”，我们非常激动。
南方周末：这场判决的结果对你，对国内的同志，意味着什么？
小振：这个司法判决意义非常大。
首先在公众的层面，告诉他们同性恋不是病，心理咨询机构对同性恋的矫正治疗超出了咨询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其次，这种司法判决对于父母辈有说服力，治疗同性恋违法，他们就不会再送子女去治疗。
第三，首次写进司法判决后，法院会给司法建议到心理咨询机构的主管部门，以后对于同性恋治疗会有更多规范。
南方周末：也就说，之前国内心理咨询机构的主管部门对此存在界定不清的情况吗？
小振：我们之前向10个城市的工商局和卫生局举报当地心理咨询机构正在进行超范围经营，对同性恋进行扭转治疗。大部分回复的卫生局说不归他们管，回复的工商局说归卫生局管。很多没有回复。所以这次法院出司法建议，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以确定心理咨询机构的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不清晰，行业没有任何规范，这是目前国内心理咨询行业的弊病。很多心理咨询师并没有接受过多么规范的训练，就可以工商登记注册，开一个心理咨询机构。同性恋扭转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监管。
南方周末：心语中心目前有执行判决结果吗？
小振：他们只是发了一条微博，称夸大了同性恋治疗，以及超出咨询范围的治疗行为，并没有公开承认同性恋不能被治疗。那并不算执行法律判决。
胜诉之后，我有直接问过心语中心负责人，以后还会不会进行这种治疗。他没有正面回答。他依然认为有些同性恋自己想要改变。他说我们观念不同，没得谈。
电击五个月后仍有阴影
南方周末：你经历的“厌恶疗法”，是生理上的疼痛，还是心理上的阴影，令你恐惧？
小振：是精神上的，我都没想到隔了5个月后在开庭时还有那么大反应。
我的一个深圳同志朋友持续治疗了一个月后放弃，受到的伤害更严重。那段时间他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经常精神恍惚。现在过了两年多，他依然不愿再提起。但他还是同性恋，性倾向并没有更改。
南方周末：国内进行同性恋矫正治疗、以此牟利的心理咨询机构多吗？
小振：内地有大量违规的矫正治疗的诊所和医院，缺乏监管机制。北京已有十七家提供同性恋矫正治疗的机构，百分之四十是正规医院的心理或精神科。
南方周末：身边有多少同志朋友接受过矫正治疗？
小振：国内非常多。我提请诉讼之后，许多曾经被治疗的同志会主动联系我。很多同志基于家庭压力，被父母带去心理诊所或医院。如果不愿意，父母会用断绝关系等手段威胁。在珠海，有一个同志被送到珠海一家医院的精神科，那里医生说同性恋可以治疗。在心理咨询里，同性恋治疗的单项收费相对较高，这种业务的经济利益很大。
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很多。除了被催眠和电击，其他的厌恶疗法包括给你吃药、让你呕吐。还有医院会给你做CT扫描，判断你的同性恋是天生还是后生，能否治疗。更有趣的是还有中医院说他们可以用针灸治疗。网上甚至有卖壮阳药的宣称可以治疗同性恋。
想影响大众和父母辈的人
南方周末：为什么想到起诉？ 如何有勇气发声？
小振：要起诉是因为看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从治疗机构回来后，北京同志中心正在做一个对接受过性向治疗同志的调查。接受他们的访问时，我发现国内有很多同性恋有被治疗的经历，大部分是家人强迫。大量的心理咨询机构声称自己可以治疗同性恋，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和任何监管。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改变，只能自己站出来。我也不是因为很勇敢，只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南方周末：媒体曝光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效果，纠偏公众对矫正治疗以及同性恋本身的认知？
小振：这次的传播还是挺不错的。判决出来当天更多是外媒的采访，外媒的热点引发了国内媒体的关注。同性恋的话题在主流媒体不容易报道，目前比较多是网络媒体。我们更期待电视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讨论，想影响大众和父母辈的人。
南方周末：获得公众曝光的同时，也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否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
小振：曝光之前完全没有想过面对镜头，用了一个化名，到后来不断走出来。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正面的，内心更有勇气去做自己、去改变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的现状。
南方周末：世界卫生组织接见你了吗，允诺的声明有消息吗？
小振：起诉后，我加入了同性恋国际权益组织“全面出柜”（All Out），他们于2014年8月在同志亦凡人和北京同志中心的支持下，以我的名义致信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对方起草一份声明，坚决谴责“治愈”同性恋的行为。
我们在全球的campaign两周内获得了超过十万人的签名支持。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北京办事处很快就联系了我们，说会出一个声明。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说同性恋不是病，是一个分内的事，但后来他们一直拖着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应。
很遗憾。我其实想带着这十万多签名去见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科学、独立的机构，应该站到同性恋这一边，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它对于中国的父母、家庭和公众是重要的教育。我非常期待对方予以重视。
南方周末：你觉得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否宽容？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环境有没有改善？
小振：同性恋在中国，如果看回十年前，生存环境改善很多。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大城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接触到的相关信息越来越多，歧视就会越少。如果在制度上把同性恋的信息屏蔽了，实际上就加重歧视的发生。在二、三线的小城镇，或者上一辈的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就非常不好。在小城镇的同志受到周遭的干预较多，只能装作是异性恋。但大城市的人，虽然观念愈加开放，也难以接受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恋。
在中国，制度上对同性恋的歧视非常明显，最明显就是婚姻以及相关的如分配和财产的权利。比如如果手术需要亲人签字，你的同性伴侣就无法签字。其他层面上，比如从小到大在校受到的教育没有多元性别教育，公众接受的电视等主流媒体屏蔽所有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工作的时候你的性倾向会导致你被炒鱿鱼或受冷遇，同志也没有办法领养孩子，年老后进老人院也没有办法以夫妻名义一起生活。
与自己和解
南方周末：你曾说同性恋的最大苦恼是不知道怎么做自己。你是如何一步步接受和认同自己？
小振：生活了27年，我在27岁才开始认同自己。在中国，同性恋自我认同很艰难，整个环境对同志非常不友好。在中学和大学的读书阶段，没有任何与同性恋相关的知识普及。读书期间我一直不敢承认自己的性倾向，觉得自己是非正常的，“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没有朋友而已”。幸运的是工作后去了一家同志机构做志愿者，终于有机会接触到活生生的同性恋，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看到其他的同性恋也活得很好，渐渐就可以面对自己。之后在一次长途徒步过程中获得力量，于是开始出柜，告诉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但一直没有办法告诉家人。
南方周末：从起诉到胜诉，至今没有告知家人？
小振：家人之前一直无法接受我是同志。起诉的事一直没有告诉家人，想等到胜诉一刻。非常奇妙的是，他们已经通过新闻的传播知道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我姐姐的短信，她说无论怎样，他们都会支持。很出乎意料，也很感动。
跟父母依然没有对话，我还小心翼翼地不敢跟他们提起这个话题，我知道他们很不容易，毕竟那么多年的观念也不是一下就能改变，也许他们还期待着哪一天我可以改变，毕竟异性恋的生活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但对于我的无法妥协，他们也很无奈。
南方周末：在宣传反同性恋矫正的路上准备走多远？
小振：现在我们有一点点突破。我们期望全中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父母能够看到同性恋不是病、不能被治疗，这是一个漫长的教育。身边依然不断有同性恋朋友遭到父母反对、被送去治疗。希望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再为同性恋是不是病而纠结，而是去看见更多同性恋应有的、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变成了我的价值和使命方向。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会继续争取国内同志在法律和政策上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南方周末：下一步自己和伴侣的打算？
小振：打官司让我走上一条同志运动的道路。我开始创办一个组织，专注于同志在中国的法律问题。我的人生轨迹也发生改变，会更多地参与在同志机构的工作，在同性恋权益维护的道路上走下去。
我和我的伴侣会继续一起生活。从权利的角度我们希望中国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从个人选择来说不一定会结婚。
我们期待我们可以生活得没有任何歧视，在大街上可以大方地牵手，像其他伴侣一样生活在我们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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