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东火灾致17死 专家：未成年人保护法该修改了

　　对于“熊孩子”们的行为，在天涯论坛里，网友的议论，多数人表示“理解”。当然，也有人“不原谅”，认为“熊孩子”真是可怕和可恨的存在，“9岁了，难道会不懂，学校不普及吗？还在公共场所玩火，真是好气愤！”“看得心里好难受，这17个家庭怎么办啊？！”“现在的孩子，爱心缺失很严重。”“不负刑事责任，全家搬去别的地方，就没事了。”

　　实际上，类似的事件绝非只发生在中国。在美国青少年中流行一种叫Knockout的“游戏”，就是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聚在街头，冷不丁地以重拳攻击路人，目的就是一拳要让对方不省人事。他们还会录下视频并发到Facebook上炫耀他们的强大。根据CNN报道，因这种罪行而被逮捕的男孩们的家长，都坚称他们的孩子只是在玩一个“没想到会失控的恶作剧”。

　　据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的少年，往往都具有反社会人格，这具有先天的因素。研究表明，这些青少年大脑中，负责处理社会信息和冲动控制的区域存在缺陷。但更多的研究表明，这还是和后天的教养有关。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认为，反社会人格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在成年之后才会形成。“9岁很难说有这种倾向，即使有这种倾向，在早期阶段也都是可以引导和干预的，所以对这样的孩子，主要是引导和教育，让他知道自己行为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姚建龙说。

　　“家长应当从小就让孩子知道，哪些东西是危险的（如电源插孔、热锅、开水等），不能碰；哪些事是不能做的（如欺负弱小、危害他人等）。不要等到将来形成祸患，后悔不及。教育孩子懂得这些并不需要很多时间，但它比教孩子多背几首古诗、多学几句外语要重要得多。”网友“过来人”说。

　　“这个商场人流量和商户相当多，任何一个在场的人，看到一个‘熊孩子’在这样的地方玩打火机，都应该立刻制止，但当时为啥没人制止？恐怕还是人们的消防意识不够。”一网友回应。

　　“他们还小啊！长大了就好了。”很多人对“熊孩子”们都会如此宽容。父母说起自家的“熊孩子”，也是半嗔半怒，责备不足疼爱有加，心里抱定：孩子淘，那是有活力；搞搞破坏，那是创造力，大人跟他计较才真是“熊”到家了。

　　但更多的舆论认为，一些家长对孩子进行“不能吃亏”“不能被欺负”“大不了赔钱”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

　　“就在刚刚，楼下自动提款机取钱，遭遇‘熊孩子’一个。ATM机的自动门一次只放一个人进去，我们都在外面排队，一个家长领着孩子就过来了，孩子刺溜蹿到我前面，趴在自动门上使劲按按钮，他娘装作没看到也不排队，等门一开，她让孩子刺溜蹿进去，她就正好也挤进去了，这就是家长的教育，利用孩子小、不懂事去占‘小便宜’。”一受访者回忆。

　　另一受访者的朋友，儿子第一次玩打火机烧了衣柜，烧了她老公大部分的衣服。她没有责备孩子，说是怕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第二次还是玩打火机，烧了半个房子，护照钱之类都烧了。还是没有责备孩子。“我之前一个领导，他孩子也被教成‘熊孩子’，他还自豪地说，他儿子就是像他，不会被别的孩子欺负”。

　　“纵火，这是一个常识，3到5岁的孩子就应该有这种责任意识了。”姚建龙说。有育儿专家建议，在孩子6岁之前，要给他养成一些基本的行为规矩。需要让他知道，做了错事，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要让他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一定代价，比如适当剥夺或者延迟满足一次他最在乎的东西，或者最想做的事情。而且，家长一定要说到做到，不可以因为孩子哭闹，就轻易妥协。

　　谈及家庭教育，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提及一项调查。2012年，香港家庭教育学院发表了有关“香港学童礼貌表现”的调查结果，受访的300位家长中，有接近八成的家长认为“在家灌输礼貌是重要的”，有超过六成的家长认为“礼貌属于家教的重要项目”“家庭是孩子行为养成的最大责任方”，只有约一成的家长认为，“只要子女成绩好，无礼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一理念，常常被我们忽视。”他说。

　　哆啦A梦展在上海举行时，令人惊愕的是，在香港展出时几乎完好无损的100座哆啦A梦塑像，却在上海彻底“沦陷”了。家长和孩子无视“请大家礼貌对待哆啦A梦”的告示，很多孩子若无其事地骑在塑像上，家长忙的不是去喝止，而是拿出相机迅速拍照。而在香港举办的大黄鸭中国首秀，据香港海港城公关Jenny M ei介绍，人流较多的时候，展览会设置单行参观通道，让家长带着孩子沿着通道有序排队，而小孩对于黄鸭的每一个“过分”举动，海港城工作人员都会眼明手快地加以制止，“直接告诉他们这些行为不恰当，也会要求家长帮忙劝导”。

　　在郭开元看来，这些案例说明了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他建议，首先，家庭和学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安全教育主要目的是增强未成年人的安全意识，防止灾难的发生。在安全教育中，尤其是对低年级小学生的安全教育，不能轻描淡写，内容和规则要具体化，并要强调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诸如，在防火安全教育中，要教育未成年人不要随身携带烟花、火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不要玩火，尤其是在加油站、商场仓库等场所。其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的法制教育，知悉放火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促使父母对未成年人加强监护。

　　当然，也有人认为，“熊孩子”频繁惹祸，更多地折射出社会对孩子生命教育的缺失。“熊孩子”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带来的后果相当惨重。有学者在“中西方生死观比较”的讲座中，谈到过我们的传统教育畏谈生死，觉得对年幼的孩子讲述生死的概念过于残忍。但事实证明，让未成年的孩子早早树立生命至上观念，不是什么坏事。

　　而在谈到追责问题时，姚建龙说，“9岁孩子纵火，监护人有重大责任，因为10岁以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责任由监护人承担。”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讲究的是“双保护”，既保护未成年人，也保护社会。

　　在维护社会利益方面，姚建龙认为，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强化监护人责任，现代刑法反对株连，主张罪责自负，但是很多国家也有规定，如果未成年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监护人有重大责任的，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一些国家会追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但是这种立法已经很罕见了，比较多的是规定强制性“亲职教育”，如果家长缺乏教育孩子的责任心和技能的话，要对家长进行教育，强化其责任，引导其监护未成年人的行为。二是从未成年人角度讲，也要加强教育与引导，除了通过监护人传导教育外，学校和社区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按照我国刑法，14周岁以下青少年实施任何刑法禁止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而家庭管教和收容教养往往收效甚微。而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人看到了“被执行得很差”，特别是有关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方面，法律效力较低。如对于监督人不积极履行监护职责，该法只象征性地规定对其进行训诫，而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处罚。再如，该法规定，送不良少年去工读学校应当由其父母、监护人或者学校提出申请，但在现实中，很少有父母主动申请将自己有不良行为的孩子送到工读学校，这样就错失了对不良少年的管教机会。

　　“社会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社会教育很虚很宽泛，我想强调的是社区教育，即与孩子密切接触的地域和人群，负有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责任，这很关键，也很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我建议增加社区保护和网络保护两项内容。”姚建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