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记者张媛）昨日下午，海淀法院公开审理一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受审的6名被告人均在北京从事教育培训工作，他们被指控非法买卖大量家长个人信息，所涉及的个人信息数量多达200余万条。
伪基站案牵出大量家长信息
刘女士的儿子现年10岁，就读于昌平区沙河的一所小学。刘女士告诉办案人员，她从2005年开始使用一个北京移动的手机号码，印象中只在学校的登记册里登记过，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手机号，可是从2010年儿子开始读小学起，她就总是收到关于教育培训、诈骗、代开发票的广告，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直到海淀警方后来在侦办一起伪基站案件时，发现涉案人员电脑中存有刘女士和大量家长信息，于是逐一开始排查，进而查到了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卷入其中，控制了杨迪等6名嫌疑人。
据案件公诉人、海淀检察院检察官白磊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像刘女士这样受影响的数量庞大，“他们几乎所有人对于垃圾短信已经麻木、无奈，从证据上看，没有人选择报警，都只能默默忍受。”
个人信息经多次转手倒卖
昨日下午，海淀法院公开审理此案，6名被告人均在北京从事教育培训工作。
据检方指控，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杨迪在海淀区华鹰大厦等地，多次利用在培训学校、教育公司工作的便利条件，私自拷贝复制公民个人信息共计200余万条。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徐威从杨迪手中将其全部买走。之后，被告人刘育红从徐威处购买60多万条，被告人苑士斌再从刘育红处拷贝复制50万条。2014年二三月间，被告人牛玉春、刘万里从徐威处购买5万余条。
六名被告人当庭全都认罪，检方建议参照他们各自的立功、自首等情节酌予量刑。合议庭表示将进行评议，宣判结果另期宣布。
追访
出售家长信息 每条卖5厘钱
依据上诉指控内容，在本起案件中，源头是1989年出生的杨迪。
杨迪称，他从内蒙古鄂伦春来京打工，2011年初任职于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这家公司自己就掌握大量家长信息，于是自己偷偷拷贝了一些准备卖掉。在检方指控的作案时间内，他至少在三家机构待过，其中一家还主动给职员发一些家长信息，以帮助他们开拓市场。
这些“明的”、“暗的”得到的信息共约200多万条，每条信息包含学校、年级、学生姓名和家长姓氏、联系方式，部分信息还包括学生的家庭住址，最后都被他通过网上分批售出，前后获利1万余元，折合一条信息才5厘钱。
而在杨迪之后，被告人徐威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将杨迪手中的200万条信息全部买下，并转卖给了其他被告人。
据徐威供述，2011年他刚创业成立公司，需要招收学员，正好此时他就收到一条短信，称手头有学生家长的精准数据，有需要可以联系。发信息的人正是杨迪，徐威先花了2000块钱，得到了理工大附属小学等海淀7所小学学生家长的电话。
“我试着打几个电话招生后，决定将信息全部买走”，徐威随后找短信代发公司，以5分钱一条的价格，大批量群发垃圾短信。据他估算，凭借这些群发短信，自己每年能增加25%的招生量，同时还加价以近2万元的价格将部分信息卖出，买家就是他的同行。
探因
犯罪诱因：拓展业务挖掘客户
“他们作案目的主要是辅助拓展业务和出售牟利”，检察官白磊介绍，由于教育培训行业需要有大量客户，成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诱因。受利益驱动，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实施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并将上述信息应用到业务的扩展之中，以挖掘潜在客户，并由此催生了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交易市场。
而据海淀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受理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中，有26人将获取的公民信息用于业务推销，占该类案件总人数的63.4%；另有14人单纯为二次出售牟利而获取信息，占总人数的34.1%。
就此案白磊介绍，目前警方继续根据信息买卖的线索寻找上下游，有理由怀疑这些信息是从学校流出，因为只有学校因各种原因收集家长信息，但至于是在哪个环节，则是此类案件的难点。
白磊表示，对于这种情况，只能是呼吁公民注意个人信息保护，从自身减少泄露几率，同时司法机关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查处力度，并呼吁教育主管机关加强管控，防止200万家长信息的再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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