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料：争议“仇和”

　　编者注：本文原发于2011-08-12

　　2011年8月11日，中共昆明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8月11日选举仇和为昆明市委书记。再次引起我们对仇和这位曾经并仍然充满争议的“个性官员“的注意。有人将“独断专行”、“个人英雄主义”、“酷吏”、“精英政治”、“是人治不是法治”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汇用在仇和身上，也有人说他是中央力推政治体制改革的明证……2004年，一位叫张胤文的学者写给仇和一封信，其中的观点可供我们参考——“以人治实现法治，在理论上正确，在实践上有实证。法治的行为主体是人，是广义人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世界上没有离开人操作的法治，在实践中，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推行的办法就是明证。美国开国时华盛顿、杰弗逊等多位政治家以政治人格推动和坚守法治，也是明证。只不过要多几位同志者坚持推动，沉淀法治这一政治文化，积累人治向法治异化的条件而已。” 张胤文的信好像迷雾中一种探索的力量，或许微弱，但代表了另一种声音。

　　一 主政宿迁时期备受争议的政治举措

　　·1996年12月起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开始推行铁腕反腐。

　　·1998年宿迁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

　　·1999年宿迁沭阳县让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被《南方周末》报道;

　　·2001年起宿迁推行教育事业改革，将学校推向市场变为民营;

　　·2001年起宿迁市强力推进医改，将所有医疗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革;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2003年初起仇和在宿迁推行干部任用公推公选制度改革，成为江苏这一制度的发源地;

　　·2004年7月宿迁推出勤廉公示制度，将党政主要干部资料在《宿迁日报》上公布，由群众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

　　·2005年5月宿迁治理“人情宴”，将婚丧酒席限制为干部不超5桌，群众不超8桌，并因此处理多名干部;

　　·仇和推行强制拆迁铁腕政策，并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整治京杭运河航道，修筑河堤;

　　·仇和通过企业垫资，要求公务员、教师借出。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

　　仇和的“铁腕”改革，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行事风格上，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用强硬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手法推行其施政法则来实现变革。

　　仇和从1996年起，在沭阳进行了为期4年的“铁腕”改革，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到2001年仇和离任时，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2001年8月任宿迁市委书记。在2006年1月20日闭幕的江苏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仇和当选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仇和可能是中国当代名气最响的市委书记。他在主政宿迁时的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使他被誉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47岁的仇和9年来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当地改革。他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引发巨大争议—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2003年，宿迁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而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仇和。

　　仇和身世

　　仇和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原本有8个孩子，因为穷，死了两个。在他5岁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一个弟弟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而自己能上学也是牺牲了三个姐姐的上学机会才换来的。1993年他的家是全村最后一个从草房改为瓦房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娃，他了解农村的一切，也想改变这一切。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仇和像所有那个年代向往知识的青年一样，一头向知识的海洋扎去。为了实现改变农村面貌的愿望，他报考了江苏农学院，学习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3年后就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1986年，仇和被下派到徐州丰县挂职锻炼两年半，静心研究农村问题。

　　仇和速度

　　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

　　到2000年底，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5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35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总数的38倍。新增城镇人口26.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也是到2000年底，沭阳城区新辟街道39条，新铺水泥路6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9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0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

　　仇和的改革为他招来了更多的“骂名”。虽然是“骂名”，但仇和似乎并不在意，因为实际上，这些“骂名”主要来自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而不是老百姓。在经济改革方面，仇和给我们的印象是个极端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实践者。

　　这是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二 主政昆明

　　新政关键词——“学习革命”

　　2008年2月，仇和就发起了一场“学习革命”。他提出“每月至少4个半天或者两天”对昆明市领导干部进行集体培训。到2008年年底，56次领导干部集体培训像一次“洗脑风暴”，共2.6万人次参加了培训。“平时忙于工作的各级领导聚在一起学习，感觉像回到了大学时代。”厉忠教说：“我一般都要提前半小时，这样才可以抢到前边的座位。”

　　公布领导干部办公电话和职务分工

　　“一把手”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公开作出服务承诺

　　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

　　“一旦发生地震，城中村将成为坟场”，仇和提出5年改建336个城中村。

　　一位官员说，在仇和来之前，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一直停留在讨论上。仇和一提出就有明确的时间表：5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仇和刚到昆明就去地震局调研。他说，自己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昆明就坐落在地震带上。“一旦昆明发生地震，那昆明的城中村将成为坟场。”

　　1/3的公务员要去招商

　　对招商，仇和说过，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他要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的各区各个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有的公务员也明确表示不喜欢这种形式。但在昆明市政府专家组成员熊思远看来，这种形式是锻炼干部市场意识的一种很好的办法。

　　教改医改的温柔一刀

　　“社会办医院，政府管医院”的“宿迁形式”在昆明上演。3月3日，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出台，提出的初步目标是，到2012年，民营医疗机构资产占全市医疗总资产的比例达到70%以上。但熊思远发现，这次医改比宿迁医改要温和许多。在昆明医改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强调，医改不是对医院一卖了之，更多的是医院内部机制的改革。

　　昆明教改比医改更温和更有耐心。2月26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教育改革文件只是强调了允许“国有民办”、允许“股份制改造”。

　　“仇和妙语”

　　如“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阻力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领导干部”。

　　“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

　　“干部在一线工作，决定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前面的标兵越来越多，后面的追兵越来越少。”

　　　仇和主政昆明一周年：颠覆官场传统行政模式

　　“孩子们有名字吗?”1月19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来到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抱起一个孩子深情地亲了一下她的小脸蛋。

　　工作人员回答说：“都有的，这个孩子名字叫呈香荷，因为她是呈贡送来的，是个女孩，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不知不觉间，仇和主政昆明一年有余。2007年12月28日，仇和到春城履新。

　　不到两年时间，他经历了从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又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转变。

　　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厉忠教有两本昆明市领导干部培训日学习笔记。一年来，两本笔记本上记录了近10万字的学习内容。

　　2008年2月，仇和就发起了一场“学习革命”。他提出“每月至少4个半天或者两天”对昆明市领导干部进行集体培训。到2008年年底，56次领导干部集体培训像一次“洗脑风暴”，共2.6万人次参加了培训。“平时忙于工作的各级领导聚在一起学习，感觉像回到了大学时代。”厉忠教说：“我一般都要提前半小时，这样才可以抢到前边的座位。”

　　在云南最热闹的本土论坛彩龙社区里，还有一批“仇老师”的“粉丝”团——“球(仇)迷”，“球(仇)迷”们将仇和捧为“网络人气之星”，他的声音总能激起浪花，他的身影总能聚焦目光。“仇迷”们对昆明新气象的评价是：“软绵绵的昆明来了硬梆梆的仇和。”

　　不少“仇和妙语”成了2008年昆明市的流行语：如“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阻力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领导干部”、“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再比如“干部在一线工作，决定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前面的标兵越来越多，后面的追兵越来越少。”

　　此外，“软环境”、“倒逼法”、“一线工作法”、“勤廉公示”等也成为了2008年昆明政坛的关键词，而伴随着这些新鲜语汇的是昆明市推出189项制度和126场新闻发布会。

　　从公布领导干部办公电话和职务分工，“一把手”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公开作出服务承诺，到行政审批事项从506项精简到140项，行政审批时间压缩一半，昆明市成为继沈阳后，行政审批最少的省会城市，人们看到的是“软环境软的是官员的身段，硬的是百姓的腰杆儿”。

　　从“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的“倒逼法”，到昆明市委、市政府向社会作出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坚持做到“八个百分之百”的承诺：百分之百公开招投标，百分之百不转包，百分之百工程监理到位，百分之百不留重大质量隐患，百分之百不出重大安全事故，百分之百行政监察到位，百分之百工程预决算审计到位，百分之百不出腐败案件，人们看到的是“把自己逼到绝对廉洁的道德制高点上”的一个法治城市的前进轨迹。

　　从“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书记仇和与市长张祖林分别担任滇池流域入湖河道的“河长负责制”的推出，到邀请中央驻滇和省、市主要新闻媒体为“新闻舆论监督员”，并出台《关于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意见》，人们看到的是“透明行政，慎用公权力的民治政府的自我约束之路”。

　　虽然这一年里，无论是写博客的“草根”还是媒体的“第三只眼”，都保持着对改革的警惕与质疑，发出了观点对立的争议，但在强烈的“监督渴求”考验下，公众看到的是昆明市执政能力的提高。

　　“一线工作法”、“市长接待日”颠覆了昆明官场传统的行政模式;问责力度的加大，给官员们戴上了一道“紧箍咒”;“勤廉公示”成为昆明大小机关最热闹的话题，职工最想看的是贴在墙上、挂在网上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报告;189项制度变革像一把利剑高悬在官员的头上，给昆明官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公众长期积聚的情绪得到了逐一释放，政府在从细节上培养着公民的参政素质和能力，公民也借助着民意表达机制渐渐地进行着政治参与。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不断满足着公众的“监督渴求”，让民众感受着民主的精神，民意的代言机构越来越起着积极的作用。一些在质疑声中转身的制度，让理性与民意的交锋慢慢求同存异。理性与民意之间的互动，使民意渐成政府决策的一种制衡力量。

　　这一年，听到最多的话是：“官员压力大了，官难当了”。但与此同时，昆明的老百姓也说出了一句底气十足的话：“事难办，找政府”。有专家指出，一个城市的法治程度、平安环境，除了科学决策、行政审批、信息公开、司法救济、社会管理法治化等诸多硬指标量化外，官员当政压力越来越大，百姓办事越来越方便，居民自治意识越来越强，平安指数越来越高，也是考量一个城市法治化的软指标。

　　至今人们还记得仇和的那句履新“名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与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与大家无恩无怨，只身一人，也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三 深度解读“个性官员”

　　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近些年，越来越多极富个性色彩的政坛官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在媒体热议的“个性官员”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敢于在审计风暴中将国家部委和大型金融机构的严重违规问题向社会公开披露、自称“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有敢于“说狠话”、被誉为“灭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有敢于“乱世用重典”、数次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环保风暴”、自认“仗义”和“霸道”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有敢于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问题、点名痛批天津等八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此外，还有一批主政一方的基层和地方官员，如敢于铁腕推行改革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敢于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政地党政机关干部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敢于改革“惯性制度”、掀起党内基层民主政治改革风暴的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敢于“起沉疴、下猛药”整肃陈腐的地方吏治的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还有敢于发出“另类”声音、誓言把房价压下去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等等。

　　现在，我们尚无从考证“个性官员”一词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大概在两年多前，它开始进入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词库，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谈论中国官员时使用频率甚高的词汇范畴。被归入“个性官员”之列的省部级或地方官员，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因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而遭到一定程度的非议，但他们大多受到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赞赏和好评。

　　是个性，还是应有的本性和秉性?

　　综合人们对这些“个性官员”的界定，不难看出他们具有如下这样或那样的“个性”：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把官位和乌纱置之度外。本人以为，与其说这是上述官员的“个性”，毋宁说是或应当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本性”或“秉性”。

　　其实，我认为，这些“个性官员”本不想被媒体和社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本不想成为被罩之以各种耀眼光环下的什么英雄，他们只不过是说了自己作为人民公仆应该说的话，做了处在他们那个职位应该做的事。从大的方面说，他们捍卫的是党和政府的权威，维护的是制度和法律的尊严。囿于传统的、既有的官场规则，他们在中国庞大的官员队伍中仍属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正是人们称其为“个性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共性”到“个性”的突围

　　有人以为，这些官员虽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同，但他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触犯和挑战了事关政治生命和前途的官场潜规则，违背了数千年来几乎无人对此提出质疑的官场共识。

　　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我们的先人不断创造出诸如“枪打出头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至理名言”。千百年来，这些都被尊为做官或从政的座右铭。即使在当下的中国，行走于“官道”之上的众多有“理想”或“抱负”者，甚至一些刚刚涉足“官场”的政治幼童，也都热心于研习、掌握最基本的为官常识和行为准则：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察言观色，谨言慎行;不苟言笑，老成持重;难得糊涂，回避是非;低调为人，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等。

　　也许正是由于数千年遭受儒家思想浸润和陶冶而形成的中国官场文化，人们对这样一些官场规则和官员“共性”已经习以为常，李金华、潘岳和张保庆他们才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和弥足珍贵，社会才把他们说当说之话和做当做之事，看作是对官场规则的挑战和突围。

　　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

　　有诸多媒体或评论认为，“个性官员”的出现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个性官员”产生的这样一些时代条件，我认为，这一现象也许正显示出我们在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失。

　　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指出，制度好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没有好的制度，纵有千百个李金华、张保庆们这些“个性官员”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并不断完善这些制度，李金华、潘岳、李毅中和张保庆们才会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良好环境，才会更率真、更畅快地展现作为人民公仆的本性和秉性;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人民期望和需要的“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也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某些对封建时代的“人治”仍恋恋不舍的官员损害法律和制度的恣意膨胀的“个性”才会受到制约和限制。（文/肖木，来源：《人民论坛》杂志）